事故因果论

要预防伤亡事故的发生,必须了解事故发生、发展的机制。近年国际安全界广泛采用“事故事件链”和“事故致因模型”理论,探讨安全生产原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总结以往事故的教训,用伤亡事故致因模型,查出发生事故的近因、远因、直接原因、间接原因以及基本原因,以便加强安全管理,预防和控制事故发生,把安全生产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科技奥运正在变为美好现实

百年奥运史，从某种角度说也是科技融入奥运的历史。特别是最近举办的几届奥运会经验表明，奥运会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成为展示举办国和举办城市科技水平的重要方面。科技与体育联姻，科技与奥运结合，不仅创造了一届届精彩纷呈的体育比赛，而且缔造了一种更加卓越的文化，一种永远铭刻在人类进步史上的灿烂文明，推动人类不断挑战自我，超越自我。     

草原旅游发展中旅游管理部门环境意识的调查研究

根据环境意识结构．设计了旅游管理部门环境意识调查问卷。其主要的指标体系包括：旅游环境知识水平、旅游环境态度、旅游环境评价和旅游环境行为四个方面。对指标体系各部分之间以及每一指标部分的每一题目之间的相对重要性进行权重的确定．而且对各部分的每道题目的各个选项予以赋分。基于权重和赋分．结合调查问卷的实际情况，设计了指标体系各部分评价模型和环境意识总体评价模型。以此来计算草原旅游发展中旅游管理部门环境意识水平的综合得分。经过分析得知，旅游管理部门环境意识模式是“环境知识制约型”模式。     

福建省2005-2017年大气边界层SO2的时空变化特征

为研究近年来福建省SO₂污染的时空动态特征,利用臭氧观测仪（ozone monitoring instrument,OMI）卫星遥感反演的PBL（planetary boundary layer,大气边界层）SO₂柱含量数据,分析了2005-2017年福建省PBL SO₂柱含量的时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①在长时间尺度上,PBL SO₂柱含量的变化趋势可分为2个时段,其中,2005-2011年PBL SO₂柱含量呈逐渐上升趋势,6 a增加了约0.027 DU,增长率约为6.12%;2011-2017年PBL SO₂柱含量呈下降趋势,7 a减少了约0.018 DU,下降率约为3.89%.②PBL SO₂柱含量呈明显的周期性变化特征,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出现在6月和12月,多年平均值分别约为0.383和0.555 DU.③PBL SO₂柱含量的3个高值区分别出现在沿海的福州市,厦门市、漳州市东部和泉州市西部,三明市和南平市部分地区,这3个高值区多年平均PBL SO₂柱含量分别约为0.505、0.495和0.485 DU.从城市尺度上来看,PBL SO₂柱含量最大值出现在厦门市,其多年平均值为（0.486±0.015）DU;其次为福州市,PBL SO₂柱含量多年平均值为（0.465±0.026）DU;最低值出现在漳州市,PBL SO₂柱含量多年平均值为（0.429±0.020）DU.④福建省PBL SO₂柱含量变化趋势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明显的差异,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变化趋势不一致.2005-2011年PBL SO₂柱含量的变化范围为-0.13~0.18 DU,变化率范围为-25%~50%,PBL SO₂柱含量出现增长的区域主要是在高值区,如龙岩市西部、厦门市北部以及三明市东部等区域;2011-2017年PBL SO₂柱含量的变化范围为-0.13~0.15 DU,变化率范围为-29%~34%.2011-2017年福州市和厦门市PBL SO₂柱含量下降最为明显,减少了约0.10 DU,下降率约为25%.研究显示,卫星遥感估算的PBL SO₂柱含量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可以用于区域SO₂污染的研究.      

四环素胁迫对Shigella flexneri细菌四环素抗性基因抗性表达的影响过程

四环素(TC)抗生素在不同环境介质中已被广泛检出,为研究其对四环素抗性基因(TC-ARGs)丰度变化及表达水平的影响过程,以从活性污泥中筛选和纯化分离获得的弗氏志贺氏菌(Shigella flexneri)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不同浓度TC对其生长过程的作用影响,采用荧光定量PCR和逆转录PCR方法定量检测了不同抗性机制TC-ARGs,包括tetC、tetO和tetX基因的丰度变化及表达水平,并探讨了TC浓度与TC-ARGs丰度及其表达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在培养周期内(24 h),TC胁迫对Shigella flexneri细菌的生长具有抑制作用,细菌细胞浓度增长速率随TC暴露浓度的升高而降低,但对TC-ARGs丰度变化影响较小.TC胁迫能够促进Shigella flexneri细菌TC-ARGs的转录表达,tetC、tetO和tetX基因表达水平在整个培养周期内均先升高后降低.由相关性分析可知,TC浓度与TC-ARGs丰度及其表达水平之间相关关系不显著,但tetC和tetO基因丰度与其转录表达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其基因丰度一定程度上可用来衡量和评价其抗性表达水平.     

能源富集区市域经济发展水平空间格局演变——基于晋陕蒙甘宁地区

采用熵权TOPSIS法对我国晋陕蒙甘宁这一典型能源富集区各地级以上城市的市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进而使用马尔可夫转移概率分析方法和ESDA空间分析方法,探索该地区市域经济发展水平时空分异格局的演化特征,结果显示：（1）该地区的市域经济发展差距在波动中下降;（2）各等级城市在不同时期演化规律截然相反,随时间推移,除低等级之外的各等级城市均表现出较高的等级下降风险;（3）该地区城市的市域经济水平曾存在一定空间负相关,到2015年这种关系则不再显著;（4）该地区呈现以局部为核心区的格局,但西部地区明显趋冷;（5）市域经济系统整体处于耦合协调度较低的状态,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较突出。     

张家界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对旅游城镇化集聚的响应识别及测度

以欠发达地区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对旅游城镇化集聚的响应为研究目标,构建二者的响应模型,识别和测度了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对旅游城镇化集聚的响应强度。结果表明:（1）通过对张家界旅游城镇化集聚水平与城镇居民幸福水平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旅游城镇化集聚是城镇居民幸福水平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即旅游城镇化集聚对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2）由于受旅游城镇化集聚水平的影响,幸福水平在不同时期也受不同幸福外在因素的影响,关联度从精神文化环境、自然生态环境等非经济因素向社会安全环境、生活质量环境等经济因素转变。（3）旅游城镇化集聚对城镇居民幸福水平的作用路径区别于满足人们物质需求后,再满足非物质需求的传统幸福水平提升路径,而是先被动地改善“非物质”需求后继而带动“物质”需求改善以提升幸福水平。研究成果可为同类欠发达地区通过发展旅游城镇化提升居民幸福水平提供理论支撑及借鉴。     

附着在不同微塑料表面的藻类结构与群落组成

选取水环境中常见的4种微塑料介质（聚丙烯（PP）、聚氯乙烯（PVC）、聚乙烯（PE）、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和一种自然介质（鹅卵石）进行野外生物膜的培养,以探究不同类型介质表面附着的生物膜的表观结构和藻类群落组成的差异特征.结果表明,鹅卵石与微塑料介质上的生物膜的形貌结构及藻类含量与组成特性均存在一定差异：在微塑料介质表面附着的藻类叶绿素a浓度普遍低于自然介质.实验进一步发现,不同的微塑料类型同样会对生物膜藻类含量以及功能特性存在一定影响：PET片上附着的藻类叶绿素a浓度最高（613.7μg/L）,PP片上最低（492.5μg/L）;然而,PP片上藻类的光合作用最大量子产量最高（0.443）.以上结论说明微塑料会改变附着藻类的生长情况和初级生产力,进而可能影响生物膜在水体中的碳循环过程,对水体净化及污染治理产生一定影响.     

黄渤海区域水产品中全氟烷基物质的分布特征

选取黄渤海区域水产品生产、消费水平较高的23个城市,采集鱼类、海洋贝类、甲壳类、头足类及海珍品（海参、鲍鱼）等5类水产品共1225个样本,采用超快速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测定了23种全氟烷基物质（PFASs）的含量,并分析了黄渤海区域水产品中PFASs的残留水平及分布特征.结果表明,黄渤海区域水产品中PFASs的残留水平具有明显的组分差异、城市分布及品种分布差异等特征.在23种PFASs组分中,共检出20种PFASs,其中全氟辛烷磺酸（PFOS）和全氟辛酸（PFOA）的检出率最高,分别为79.1%和71.7%,且PFOA的质量浓度占比最高（64.5%）,为首要污染组分;在不同采样点样本中,莱州湾近岸的潍坊、滨州和东营,渤海湾近岸的沧州以及辽东湾近岸的营口为PFASs总质量浓度（∑PFASs）较高的城市,残留水平范围为10.2~16.8μg/kg;在不同品种样本中,检出PFASs组分的数量由高到低为：鱼类（20种） > 海洋贝类、甲壳类（18种） > 海珍品（16种） > 头足类（10种）,其中海洋贝类、海珍品样本中检出率最高的是PFOA,鱼类、甲壳类样本中检出率最高的是PFOS,而头足类则是全氟辛烷磺酰胺（PFOSA）;通过计算不同水产品中PFASs各组分的平均含量发现,PFOA、PFOS、全氟十一烷酸（PFUdA）和PFOSA在不同品种中平均含量相对较高,且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组分差异性;通过计算危害指数（HR）评价人体暴露于PFASs的健康风险,得到PFASs各组分的危害指数均 < 1,说明黄渤海区域水产品中残留的PFASs对消费者的潜在健康风险较低.     

贵州农村污水典型抗生素污染水平及生态风险

抗生素残留物是一种新兴的微污染物,广泛存在于各种环境介质及生物样品中,长期暴露在抗生素环境会对人体健康、生态环境产生一定的潜在威胁。由于农村污水排放量逐渐增大、农村地区对抗生素的不合理使用以及受经济、地理地形的限制大部分农村地区都缺乏完整的污水收集管网和污水治理设施,进而导致抗生素通过多种途径进入农村环境,可能会对农村生态环境产生一定的环境风险。为了解贵州农村污水中抗生素的污染水平及处理后污水对环境的影响,作者采用固相萃取—液相色谱—串联质谱(SPE-LC-MS)联用技术,选取贵州省3处典型农村地区,对农村污水治理设施进出水中典型抗生素(包括6种磺胺类、3种四环素类、1种喹诺酮类抗生素)的浓度水平进行分析。结果表明,3处农村污水治理设施进水和出水中均检出不同程度的抗生素,浓度范围分别在ND～417.57 ng/L和ND～253.68 ng/L,其中土霉素浓度最高,进出水的浓度分别为417.57、253.68 ng/L;其次是氧氟沙星,在进出水中的最高浓度分别为278.75、183.73 ng/L。3处农村污水治理设施对抗生素的去除率在-58.32%～45.52%,对目标抗生素的去除率较低。与国内外其他地区农村污水相比,所选地区的进出水中抗生素的浓度较高。通过生态风险评估发现,经处理后的污水中均含有一种RQ≥1的抗生素物质,并且发现氧氟沙星为处理后污水中的高风险污染物,污水的排放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的生态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