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almquist指数的工业污染治理投入效率分析

本文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对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工业污染治理投入效率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06—2014年全国工业污染治理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平均下降1.9%,其中,11个省市、自治区(占比36.6%)出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19个省市、自治区(占比63.3%)出现了下降,下降幅度最大的省市为上海市;从分解指数来看,技术效率指数增长4%,技术进步指数下降2.3%,即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的不足;从区域角度来看,东、中西部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分别为0.960、0.961和1.025,受规模低的影响,东、中部地区的工业污染治理效率低于西部地区;从时间维度来看,除2008—2011年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全要素生产率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外,其他年份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不明显,尤其是2011年以来,受技术进步不足影响,全要素生产率逐年下降。基于实证分析,本文从推动企业生产技术创新和污染治理技术创新、正向激励与反向约束并施一同促进工业企业加大污染治理投入、鼓励企业采用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方式治污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环境保护投资进展与展望

环保投资是环保工程项目实施的重要保障，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进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本文回顾了近40多年来中国环保投资政策演进历程，将其划分为企业主体阶段（1979—2003年）、政企并重阶段（2004—2012年）、多元投资阶段（2013年至今）。从规模加大、构成丰富、渠道拓展及强化效益四个方面，总结了环保投资主要进展与成效。基于高质量发展不足、回报机制不健全、投资绩效待提高三个角度，识别当前环保投资存在的关键瓶颈。从强化气候投融资、鼓励投资机制创新、加大财政支出力度、促进多元投资、提高投资效益等五个方面，对未来环保投资政策优化方向进行了展望。     

促进我国环保产业发展的实证研究——对《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解读

基于2010年《中国投入产出表》,结合环保产业统计调查,构建环保产业外部化投入产出表,采用投入产出局部闭模型定量研究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对环保产业的促进作用,并对拉动效应的时滞特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行动计划的实施将直接带动水污染防治专业设备制造、环境监测专用仪器设备、环境咨询服务等相关领域发展,对环保产品和环保服务的直接贡献为1.4万亿,间接贡献约5 000亿。拉动效应的时滞特性分析表明,行动计划投资对环保产业的刺激效应在2017年达到高峰,然后逐年递减。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的宏观经济影响分析

基于全产业链视角,本文采用投入产出模型定量模拟了《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下简称《水十条》)项目实施的社会经济影响.结果表明,《水十条》的实施:①起到了刺激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就业的作用,将拉动我国GDP 累计增加56 964 亿元,其中直接贡献占13%,间接贡献占87%;累计增加非农就业岗位398 万人,其中直接贡献占29%,间接贡献占71%.②将拉动环保装备制造、建筑安装、环保技术服务等相关行业的发展,同时通过产业链关联间接带动农林牧渔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批发和零售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等行业的发展.③在我国环境保护投资仍然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加大环保投资有利于带动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促进我国经济战略转型.     

环保投资和环保产业的国民经济影响作用研究

利用联合国SEEA中关于环保核算的基本理论及方法构建了环保产业外部化的投入产出表,并采用投入产出模型定量分析环保投资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作用以及环保产业的波及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环保投资对GDP有较好带动作用,单位投资的拉动系数为1.41,占当年GDP的2.29%;环保产业的影响力系数均大于感应度系数,说明环保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大于同比例国民经济对环保产业的推动作用,环保产业已从收入导向型和经济拉动模式逐渐向经济带动模式转变。     

水污染防治领域PPP项目投资回报机制设计

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引导下,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实施的水污染防治项目逐渐增多。合理的投资回报是社会资本参与PPP项目的关键所在。本文通过对水污染防治项目特点、不同付费方式及适用条件进行分析,对投资回报的内在机理进行了分析,提出水污染防治PPP项目投资回报机制设计原则,包括应符合市场配置特点,充分考虑项目风险影响,确保社会资本"盈利但不暴利"、以政府财政承受能力为底线、不以保底承诺、固定回报变相融资。在此基础上,从投资回报是社会资本方服务绩效的对价、合理设计保底需求和超额收益分享机制、合理设计服务价格及调整机制、合理拓宽可行性缺口补助投资回报方式等方面对投资回报机制要点进行了探讨,以期为同类项目的实施提供参考。     

美国联邦财政环保支出经验借鉴

为应对当前环境保护工作所处的新阶段、新形势、新任务,在分析美国联邦财政环保支出特征的基础上,从加大环保专项资金投入、提高环境科技支出占比、强化重点领域环保支出、注重建立环保基金等方面,提出优化我国中央财政环保支出可供借鉴的四点经验。     

我国生态环境财税政策历史变迁及优化建议

本文系统回顾了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生态环境财税政策的历史变迁,以时间为主线,分析其在不同阶段的措施手段,对于制定完善生态环境财税政策,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生态环境财税政策大致经历了萌芽发展、探索发展、开拓发展和快速发展四个阶段,从无到有,逐步演化,已形成种类齐全,内容丰富的政策体系,但同时也存在着支出力度和支出效率不足、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不明确、税收政策体系尚不完善等问题。本文提出了增加财政"211节能环保"科目支出规模、健全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政制度、完善环境保护税和税收优惠政策、建立基于绩效的资金分配机制等优化新时期生态环境财税政策的建议。     

中国大气污染防治投融资机制分析

随着中国环境治理工作力度的加大,大气污染防治投资也实现大幅增长,已从2001年的275.1亿元增长至2016年的3 067.5亿元,年均增长17.4%,但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仍处于千万吨级高位,现有投资与实现环境质量根本好转的资金需求仍有较大差距,且还存在政府和市场边界不清晰、事权划分不清、回报机制缺失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建议通过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完善监管机制、建立配套措施来完成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具体包括: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增大中央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规模、扩大北方清洁取暖试点城市范围,将资金安排与地方环境改善联动,带动地方投入;加强监管执法,推动企业落实治理责任;健全资源环境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推进治理模式创新,吸引社会资金投入。     

2012—2016年中央财政生态环境保护支出分析

本文基于财政"节能环保"支出科目,整合散落在其他科目里的生态环境保护支出,分析中央财政（含本级投入与专项转移支付）近五年（2012—2016年）的生态环境保护支出现状,发现：中央用于生态建设和保护方面的支出最多,五年支出均值为933.1亿元;其次是环境污染治理支出,五年支出平均值为773.4亿元。同时,基于现状分析及工作实践发现中央财政生态环境保护支出存在规模偏小、比重偏低、增长的稳定性不足等问题,中央财政需进一步优化支出方向和结构,加强绩效评价和结果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