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岩的风化剥蚀速率与土壤允许流失量的关系 --以长江三峡坝区风化花岗岩土壤为例

土壤允许流失量的确定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它关系到水土保持措施的布设和土壤的可持续利用。然而，发育在不同母质上的土壤，其土壤的最大允许流失量差异很大，确定这一值的依据也各不相同。在岩成土壤地区，母岩风化剥蚀速率的大小直接影响土壤的发育。是确定土壤允许流失量、分析人类加速水土流失的重要依据之一。选长江三峡黄陵背斜段风化花岗岩土壤为研究对象，根据剥蚀沉积相关原理，通过恢复古地理环境及时代，计算出新生代以来本区花岗岩的平均风化剥蚀速率为16．97mm／ka．最大剥蚀速率为49．56。又根据区内太平溪流域的泥沙资料，算出了当地现代的剥蚀速率，多年平均为297．7mm／ka，最小值为31．5mm／ka，而水利部颁布的当地土壤允许流失量为200t／km^2,a，折合为76．9mm／ka，二者相差近1．5—4．5倍。基于此。提出了确定土壤允许流失量必须参考母岩风化剥蚀速率的新观点。     

长江三峡地区坡地发育初步研究

坡地发育是地貌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三峡地区坡地发育的研究对三峡库岸稳定性的评估和三峡移民的土地开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从概括坡地发育的研究进展，阐述科学家们对坡地发育的不同看法入手，引出三峡地区坡地发育的特殊性。初步研究三峡地区的坡地发育具有分段式分进的特点，包括中山峰陡坡的剥蚀后退过程，山顶缓坡的风化剥蚀夷平的过程，上段斜坡的片流坡地侵蚀过程，下段陡坡的剥坡后退过程，山麓堆积缓坡的剥蚀过程等。通过分析三峡地区坡地的五种坡段的成因、现状、发展趋势以及它们对三峡库区的稳定性和三峡移民的土地开发的影响，预测未来的三峡库岸，大部分为剥蚀陡坡，部分为崩塌滑坡陡坡，三峡沿岸城镇开发建设的重点将是库岸有坡地的防护工程。     

日本国土开发利用及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在战后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发展历程，其间土地利用在结构、规模、价格、集约利用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动。本文全面分析了二战之后，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产业结构巨大变动、城市化迅速推进的发展过程中．农业用地、工业用地和城市用地在结构、规模、价格、集约利用程度等方面的特征；日本政府针对经济发展和土地利用的变动和影响。制订的一系列规划调整措施和政策法规体系。通过以上分析，探讨日本在有限的土地资源条件下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途径和措施，以及对我国的启示。     

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分析

中目农村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受多重制度因素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农村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分析。提出制度创新一对农村贫困地区做出一系列新的制度安排是农村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搞好生态建设,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大量闲置劳动力会造成巨大生态压力,加剧生态退化,但只要转移消化得当,便能化为强大的力量和优势。本文从区域→行业→企业→家庭→生态建设联合体五个层次和角度,对各种有效的和有可能的转移消化闲置劳动力生态建设途径进行了探索。     

中国主要电子废物产生量估算

在分析了电子废物类型及其可能造成的主要环境问题的基础上。根据电子电器产品的销量、社会保有量以及产品寿命期等因子建立模型对我国2000-2010年间的电脑、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空调等5大类电子电器产品的年度废弃量进行估算。结果显示到2003年电脑年度废弃量达到447万台，总体呈增长趋势；电视机、冰箱的废弃量在2003年分别达到4229万台和976万台；洗衣机年度废弃量有一定波动。大约在2005年达到一个高峰，废弃量为1521万台；空调废弃量相对于其他家电较少，但一直处于稳步增长期。并在此基础估算了我国2003年主要电子废物中的可回收资源含量。量大而且增长较快的电子废物的处置和资源再生化将是我国电子废物管理面临的一个难题。     

三江平原地貌因子及其主要环境地质问题

地貌因子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功能,是决定环境的主要因子,是生态地质环境中最积极最活跃的主导支力条件;是生态平衡的重中之重;是生态地质环境的基础,并影响其它因子或成份.如地貌因子或成份发生了变化,其它因子或成份就会发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地貌因子发生变化或失去平衡,其它因子也会发生变化或失去平衡.文本论述了三江平原地貌特征,详细地分析了地貌的作用,阐明了有关地貌的主要环境地质问题.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文明建设

全球气候变化给人类社会文明带来严峻挑战,需要人类社会采取共同措施和行动积极应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是当今世界最能体现人类共同命运的领域,深度参与并积极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也是生态文明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方面。应对气候变化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内在要求;以共同价值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各国力量携手合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也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了良好载体和国际平台。文章通过分析可知,应对气候变化、生态文明建设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三者之间,呈现出相互促进、和谐共生的"三位一体"特征;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共同体是前提条件,人类的任何实践活动都要以自然生态系统为基础和前提;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整合各国力量方面,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社会基础;生态文明包容各国文明,凝聚价值共识,成为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导向。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全球生态文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倡导者、推动者和践行者,既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了价值基础,也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践支撑;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生动实践。因此,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国际平台,也将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案例。     

省以下生态转移支付制度环境保护激励效应

现有文献认为生态转移支付具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提升地方生态环境质量双目标,而目标的多样性会影响地方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效果及目标的实现。文章基于环保支出和农林水支出的中介与调节效应,对生态转移支付的生态环境目标进行了理论分析,利用2010—2018年甘肃、贵州、湖北及河南四省的199个县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研究表明:在样本期内,生态转移支付促进了地方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模型的结果表明,中国地方生态转移支付资金对辖区环境保护效果中,环境保护支出起到部分中介效应,农林水支出不仅调节了生态转移支付的地方环境保护支出效果,而且调节了环境保护支出对地方环境质量的影响。因此,由于地方政府具有环境治理信息优势,省以下制度目标更能体现辖区生态需求,省对县生态转移支付制度会有效促进地方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环保激励效应较为明显。同时,县级地方政府应该逐步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依赖,逐步转向经济与环境"双目标协同发展"模式。为了协同生态转移支付的双目标,"自下而上参与式决策"可以作为环境治理的有益补充,通过地方政府多元化实践改善环境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