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及其综合评估--以湖南湘西贫困地区为例

本文依据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固有的制约因素，特殊的内涵与目标，首次利用压力（Pressure)——状态（State)——响应（Respons)模型，构建了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并采用专家咨询与定量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对湖南湘西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作了实证评估与分析。     

农业综合开发投资不足的理性预期分析

为解决农业综合开发投资不足的问题，根据理性预期理论研究了投资预期不足的制度原因。与农业资源开发的巨大资金需求、农业可持续发展需求、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要求及提高国际竞争力相比，农业综合开发投资明显不足,投资预期不高是农业综合开发投资不足的重要原因，投资预期不足的制度原因是收益低、风险高，农业公共财政制度缺位，分级财政投资体制所产生的贫困地区财政紧张、土地产权制度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及金融制度缺陷等。应从建立健全农业公共财政制度框架下的农业综合开发投资机制及开展土地产权等农业基础制度创新和改革金融制度等方面健全农业综合开发投资预期机制。     

中国西部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研究

本文探讨了贫困与可持续发展的相互关系。在系统阐释中国西部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困难和障碍的基础上,着重围绕西部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容和实施途径进行了综合性的分析和研究。     

论农地制度创新与农业劳动力转移

建国以后我国农地制度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发展变迁过程，它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现行农地制度的某些缺陷又对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形成了效率性、功能性、市场性制约。为此，我们应当立足于农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基本原则，构建农地财产权新框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培育起以农地承包权流转为主体的市场运行机制，有效地促进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脆弱生态环境耦合下的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研究

研究表明，中国贫困地区的分布与脆弱生态环境的分布存在一种地理空间意义上的耦合，这种耦合是一种非良性的耦合，存在着诸多问题并我着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要改变这一现状，实现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革新现有的贫困人口生存方式和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据此，本文提出了实现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措施应是依托现有的资源优势，推广生态农业技术，发展绿色食品和开展生态旅游。     

中国消除贫困的战略研究

贫困问题总是与贫困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紧密相连,自然生态环境退化已成为贫困的根源。本文分析了我国贫困地区的特点和原因,总结了我国摆脱贫困的努力和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目标和措施 指出不消除贫困难以持续发展,同时不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困。     

我国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创新

我国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农民收入问题。只有切实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才能有效地增加农民购买力，从而增加农业生产资料的投入。进而保证粮食增产。我国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存在的两个矛盾是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社会化的矛盾以及小农经济与科技化之间的矛盾。面临的两个分离是家庭经济与集体经济的分离以及传统供销合作社与农民利益的分离。增加农民收入的规模经济论与乡镇企业论的确有成功的典范．但是。对我国更多的农村地区来讲．不具有普遍意义。我国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有两个．一是符合区域特色的区域农业专业化．二是通过专业合作社的制度创新．将分散的家庭组织起来．以解决家庭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巨大矛盾。     

可持续发展:制度供求与政府责任

社会范围内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必须有健全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供给并配合有强有力的实施机制。然而．由于国家的制度供给功能与地方政府行为异化可能引致经济活动偏离制度目标．非正式制度供给主体的行为异化、经济发展水平及制度成本的非均摊皆可导致制度供给不足并由此引起诸多不可持续现象。本文旨在通过对可持续发展制度供求的理论分析．从可持续发展制度供求的内在要求上。阐述制度供求的非均衡状态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探讨我国在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中制度供给不足的原因。明确提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相应的制度供给责任。以改变不可持续发展的现状。     

我国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及其对策探讨

以小城镇为载体的农村城镇化是我国城镇化进程的重要途径。小城镇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重要组成成部分。本文从当前小城镇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入手。深入分析了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种种体制性障碍：行政等级化的城镇管理制度限制小城镇的公平发展；小城镇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不健全；土地制度设置的不完善；阻碍了土地聚集和人口聚集的同步进行；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缺少必要金融的支持；小城镇发展规划体制存在较大缺陷，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体制改革对策与措施。     

水资源条件约束下西北农村地区生态经济发展对策

西北地区生态脆弱，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农业在全区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对于实现西北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西北地区水资源现状及特点和本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现状，认为西北地区水资源严重缺乏，干旱化趋势将长期存在；农业结构不合理，乡镇工业污染严重、城镇化进程缓慢是制约本区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水资源严重缺乏条件下西北农村地区实现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具体对策：积极调整农业结构，大力发展节水农业和推进农业产业化；加强小城镇社区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城镇化发展战略和乡镇企业可持续发展；建设生态型的小城镇，建立农村地区新型生态能源结构，加强小流域综合治理是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和实现农村地区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与农业周期性增长分析

农业增长除受到基本投入要素的影响,还受制度因素的影响。对于制度因素对农业增长的影响的研究,大多文献是从定性的角度分析。本文运用计量经济学和统计方法,通过对1978-2007年总体和不同阶段农业增长与农村土地制度、价格制度、财政制度和税费制度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探讨制度变迁对农业生产总值增长的推动作用。文章通过分析发现,我国农业在要素投入并没有周期性变化的情况下,农业总产值增长率却呈现一定的周期性。为了探究农业周期性增长的原因,本文结合我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路径和农业总产值指数变化的特点,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增长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分析,同时根据Griliches生产函数构造计量分析模型。通过分析发现,正是由于不同阶段农村土地制度、价格制度、财政制度和税费制度的变迁,导致农业生产总值增长率周期性起伏。因此,制度变迁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内在决定性因素。     

中国城镇化、配套产业发展与农村居民消费拉动

农村居民消费不足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失衡的一大表现,加快我国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在于促进农村居民消费,于此同时,城镇化建设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还受制于配套产业发展水平的高低。本文首先探索性地构建城镇化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理论解释。在此基础上,采用2000—2012年我国30个省(市、区)的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城镇化水平、产业发展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其中重点从地区工业发展水平和服务业发展水平两个方面探讨配套产业发展的调节效应。此外,在估计过程中考虑到研究对象的区域异质性,对于东、中、西部分样本还进行了分组对比考察。本文研究结果表明:(1)城镇化能够显著促进农村居民的消费,工业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正向调节作用,但服务业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2)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由于配套优势,城镇化的推进更能有效地促进农村消费的提升;(3)东部地区工业发展水平的正向调节效应显著存在于工业化水平由最低端向中端攀升的过程中,而在西部地区,由于工业发展低效益伴随的农村劳动力外流以及对当地耕地的低效利用,工业发展反而削弱了城镇化的正向调节作用。因此,为了更好地通过促进农村消费实现扩大内需,本文研究的政策建议包括:在当前我国城镇化建设进程中,要特别注重对配套产业特别是工业的培育,防范产业空心化风险,稳定就业。东部工业发展的重点应是扶持工业最不发达区域,缩小区域之间工业发展差距,西部工业发展的重点则在于提高工业发展的效益,引导农民工回流,调整经济发展结构和模式。     

Climate change,sustainable water management and institutional adaptation in rural sub-Saharan Africa

Much current work on climate adaptation options vis-à-vis water management in rural sub-Saharan Africa has tended to focus more on technological and infrastructural alternatives and less on institutional alternatives. Yet, vulnerability to climate variability and change in these contexts is a function not just of biophysical outcomes but also of institutional factors that can vary significantly at relatively finer scales. This paper seeks to contribute towards closing this gap by examining institutional options for sustainable water management in rural SSA in the context of climate change and variability. It explores challenges for transforming water-related institutions and puts forward institutional alternatives towards adapting to increasingly complex conditions created by climate change and variability. The paper suggests revisiting the Integrated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approach which has dominated water institutional debates and reforms in Africa over the recent past, towards actively adopting resilience and adaptive management lenses in crafting water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制度分析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将农民组织起来进入市场、参与竞争的桥梁和纽带,是新时期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制度层面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从实现土地规模经营、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和维护农民利益等三方面分析了合作组织发育的需求诱致性动因;接着从制度环境状况、现有社会科学知识的积累、现存的制度安排、组织的制度变迁成本、非正式制度安排等外部制度供给方面以及产权和组织制度等组织内部制度方面分析了其存在的缺陷;最后提出了推动合作组织发展的政策建议：其一,只要是以“三农”服务为宗旨,政府在政策上都应允许和指导合作组织灵活地创新产权制度、因地制宜地进行多种形式的组织创新;其二,政府要力所能及地为合作组织提供一些制度服务。     

武汉城市圈城乡文化整合的空间测度与机理研究

文化整合是文化地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城乡文化整合已经成为学界与政界的关注焦点。围绕武汉城市圈城乡文化整合的空间测度，遵循科学性、普适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从城乡文化资源整合、城乡文化要素整合、城乡文化产业整合与城乡文化发展整合4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武汉城市圈48个县域单元的城乡文化整合度进行测算，据之将其分为4个等级。阐述了武汉城市圈城乡文化整合空间分异整体上呈以武汉市为圆心，随距离的递增向周边地区递减的网络化格局，其中沿“京-广”铁路与“长江经济带”分布的县级单元的城乡文化整合度强于同等距离的其他区域。论证了城乡文化资源差异是城乡文化空间结构分异的根本，城乡文化系统改善是城乡文化整合度提升的关键，城乡文化产业协调是促进城乡文化整合的基础，城乡文化科学发展是城乡文化整合的最终目标     

全球绿色低碳发展与公平的国际制度建设

在可持续发展和扶贫框架下发展绿色经济与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建设及改革是当前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和关键,也是"里约+20"峰会的两个主题。首先,绿色经济是体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绿色经济的核心是以低的自然资源消费、低排放、低污染,达到高的自然资源利用效益,实现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供高的生活水平和优良的生活环境。全球绿色经济的发展潮流,将引发社会形态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虽然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是发展中国家当前首要和压倒一切的优先任务,但也必须探索新型的绿色低碳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在实现工业文明的过程中,努力建设生态文明,实现跨越式发展。同时积极应对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中新的经济、贸易、技术竞争规则和格局的变动,加强先进技术创新,提升自身的低碳竞争力。其次,公平获取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应成为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建设和改革的基本原则。可持续发展要求既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促进"代际公平",又要关注欠发达地区消除贫困,提高生活质量,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国别公平"、"人际公平"。因此,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框架的建设和改革,要体现世界各国公平获取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原则,全面均衡地反映不同国情和发展阶段国家的利益诉求。主要表现在公平享有全球环境空间、公平获得现代优质能源服务、公平适应全球环境变化、公平承担责任义务及公平的国际制度和机制。中国需要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走中国特色的绿色低碳发展之路。最后,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特征,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又面临比发达国家更多的困难和更严峻的挑战。在全球发展绿色经济,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协调推进。在国际上积极参与国际制度的建设和改革,在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在国内加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走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主要战略对策包括加速转变发展方式,强化节能优先,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和CO2排放总量的过快增长;加强能源结构的低碳化,逐步建立并形成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可持续能源体系;加强城乡统筹,地区平衡,促进生态城市建设;适应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改革的趋势,加强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建设;抓住机遇,顺应世界绿色低碳发展潮流,自主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把传统的资源依赖型、粗放扩张的发展方式转变到新型的技术创新型、内涵提高的发展方式上来,基本走上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中国农村能源正义的法律实现

为了厘清中国能源正义的现况,为《能源法》的制定提供直接参考,本文选择中国农村能源正义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主要采用规范分析的研究方法,从能源正义和农村能源正义的概念界定入手,描述了中国农村能源不正义的事实现况和法律现况,指出了中国农村环境正义法律实现的路径,并阐释了法律实现的关键。本文认为,农村能源正义是指,能源的所有方、供给服务方、消费方等主体不因其农民的身份性质、农村的地域分布和农业的禀赋强弱等因素,而应在能源的勘探开发、加工转换、仓储运输、供给服务等领域享有平等的对待和实质的参与;农村能源不正义的事实现况主要表现为农村能源并未全面体现能源的自然、经济、安全和生态等多维价值,而其法律现况则主要表现为现有的能源立法并未对农村能源在分配、程序、矫正和社会正义上做系统的表达。本文指出,中国农村能源正义法律实现的路径,其逻辑起点在于保障农民的能源权,应首先从法律上正面规定公民的能源权,进而采用《能源法》的集中表达与相关法律部门的分散表达相结合的具体方式和步骤。本文建议,中国农村能源正义法律实现的关键是科学制定《能源法》,首先要明确其核心地位,处理好与《农业法》等法律部门之间的关系;其次要在总则中,重述立法目的、规定公民能源权、完善能源普遍服务;最后在《能源法》的分则中专设"农村能源"的章节,整合现有的《能源法(征求意见稿)》的内容,并从原则、规划、保障、生态化、公众参与、授权、救济、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优化。     

中国农村居民煤炭消费及影响因素研究

农村居民煤炭消费牵涉到农村居民生活方式与能源转型、北方供暖清洁化改革、大气污染治理等重大改革实践,如何准确理解和研判现有的农村居民煤炭消费现状,并进而识别出科学、有效的减煤措施,已成为改善农村居民能源结构、治理农村地区煤炭消费、改善北方地区大气质量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现有对农村居民煤炭消费的统计数据可能存在一定低估,基础性数据的匮乏与不足严重阻碍了科学研究和公共决策。为了准确了解我国农村居民煤炭消费的现状、特征与空间分布,本文采用第三次中国家庭能源消费调查数据对农村居民的煤炭消费进行了核算,并针对户均煤炭消费量和地区农村居民煤炭消费总量进行了比较,在此基础上还考察了气候差异、资源禀赋、收入水平等因素对农村居民煤炭需求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2014年中国农村居民生活用煤炭消费总量为6 585.7万tce,平均每户煤炭消费量为347.2 kgce,其中供暖用煤占比96.9%,烹饪用煤占比3.1%。各省的户均煤炭消费和煤炭消费总量呈现显著的空间差异,其中:东北、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户均煤炭消费量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北京及周边的河北、山东、山西、内蒙、辽宁和天津7个省、市的农村居民共消费了全国55%的农村生活用煤,其中北京周边的河北、山东和山西三省农村居民消费了全国46.6%的农村煤炭消费。地区煤炭资源禀赋、农村居民住房面积与供暖用煤需求显著正相关,而冬季户外温度、居民收入水平同煤炭需求之间关系不显著。未来政府应通过改善农村居民民生需求、推动农村能源转型、提高农村能源统计水平等途径来有效治理农村散煤消费。     

农村食品安全消费态度、意愿与行为的差异研究

现阶段,我国食品安全状况不容乐观。通过梳理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可以发现食品安全问题的产生不仅仅是食品生产商、供应商或政府相关部门等方面的原因,食品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产生和治理同样起到重要作用,其差异化的食品安全消费态度和行为也显著影响食品企业和政府部门的行为选择。现有研究大多针对消费者食品安全消费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相关方面进行分析,往往忽视了消费者食品安全消费态度、意愿和行为之间的客观差异现象。本文基于我国20个省份500个自然村实证调研数据,在引入空间地理分析概念的基础上,采用空间相关性检验的全局Moran’I指数分析农村食品安全消费、意愿和行为的大致集聚分布状况;再进一步利用局部Moran’I自相关指数分析判断相关具体集聚区域;最后通过消费态度、意愿、行为集聚区域的不一致性验证区域农村食品安全消费态度与行为差异的现实存在,对我国农村居民食品安全消费态度、意愿和行为之间的具体差异状况以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1现阶段,我国农村居民普遍持有较高程度的食品安全消费态度;2食品安全消费态度与食品安全消费意愿、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异;3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主观规范作用、感知行为控制影响、农村消费者固有消费习惯障碍、安全食品消费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政府监管认证力度不足以及相关政策制度缺失等。最后,文章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具体包括:加强安全食品报道和宣传;加大科技技术投入力度;健全农村食品安全流通市场体系;加强食品检验检测等。     

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空间非均衡及影响因素

探寻空间差异视角下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基本特征及其内在机制对于创新城市建设用地高效配置路径、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中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1—2014年数据为研究样本,在构建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度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综合指数,并根据MookherieeShorrocks提出的基尼系数分解方法,结合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空间非均衡程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刻画。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非均衡特征,基本呈现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地理格局,且从数据包络分析结果来看,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平均效率指数从2001年的0.750 1下降至2014年的0.694 8;2在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空间非均衡程度均不断加剧,基尼系数表现出"稳定上升——逐渐下降——趋于稳定"的变化路径,且从东、中、西部地区基尼系数平均值来看,东部地区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空间非均衡程度低于中部和西部地区;3三大区域分组设定的情况下,组内差异增加是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空间非均衡程度加剧的主要来源,但其贡献率表现出逐渐缩小的趋势;4政策因素、发展因素、规模因素和结构因素是导致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空间非均衡的主要原因,但是从面板数据模型回归结果来看,仅在西部地区,所有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在全国和东、中部地区,各变量的显著性结果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