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煤炭转型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煤炭转型能够帮助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减少环境污染、提高能源安全水平并推动替代能源部门创新的就业机会,因此全球主要国家均加快了减少或淘汰煤炭生产及消费的步伐,大力推动煤炭转型。文章分析了我国煤炭转型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并介绍了一些发达国家在转型过程中采取的做法和实践经验,结合我国目前煤炭行业去产能的现状提出我国煤炭转型的几点建议:针对煤炭去产能和转型导致的失业人员,建立完善的安置政策体系;根据不同规模的企业实行区别对待的就业安置和转型政策;在一些煤炭生产基地建立产学研优势助其转型;加大矿区修复等。     

以市场为主体，推进新能源产业大发展

新能源产业存在一定的产能过剩是正常的，适度的过剩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在新能源产业的投资上，应区分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以民间投资为主体，但政府也应加强引导，规范民间投资行为，杜绝恶性圈地、盲目扩张，实现新能源产业的良性发展和合理区域分工。在资源配置上．政府规划和市场配置要有机地结合起来．以高效的市场配置为基础，以政府规划弥补市场配置的弊端．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推进新能源产业的大发展。     

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的路径分析

本文介绍了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的时代背景,以浙江省丽水市推进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为例,分析得出更好推进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的主要路径:顺应自然发展;考虑市场需求;充分利用原有的产业基础;提升媒体宣介能力;加大招商引智力度;健全体制机制和政策导向;改善交通基础设施;与美丽乡村、特色小镇和县域经济发展、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建设结合起来。     

低碳城市：从理解到建设

低碳城市日益受到关注．但在对它的理解和规划上却存在着喊口号、恐惧症和大跃进三种误区。为此，必须明确低碳城市的评价标准，进而把低碳城市的建设落到实处。我们应该制定明确的低碳城市规划、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的质量、建立低碳化的城市管理，通过这三方面的努力来保障低碳城市建设的稳步推进。     

“地球工程”作为减缓气候变化手段的几个关键问题

减缓气候变化可以在大的地理尺度上以工程技术手段来实施。地球工程包括所有能源生产和消费以外的、不涉及工业生产过程管理的,在较大的地球尺度或规模上,去除大气中的CO2或直接控制太阳辐射而降温的各种人为的工程技术手段,主要包括三大类:绿色生物技术手段、碳捕获与埋存技术和太阳光辐射额度控制管理技术。这一类地球工程手段有着一系列经济、技术、环境、伦理、安全和不确定性含义。本文就近年来国际上关于地球工程作为减缓气候变化可能技术选择的几个关键问题开展了分析和讨论,涉及概念界定、技术特点、可能影响、治理构架等。作者认为,对于直接作用于碳的地球工程手段,如绿色生物技术手段和碳捕获与埋存技术,风险小、可操控;太阳光辐管理技术,通过人为排放到大气的SO2和气溶胶等的降温效应,来控制地球气温的上升,尽管使用的经济成本可能不高,具有实际操作可能,但其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可能的安全含义,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从伦理上看,当代人是否有权来开展太阳光辐管理技术这类具有巨大科学不确定性的地球工程存在争议,在科学不确定的情况下采取任何行动,就失去了伦理学基础。从法律上看,人工干预太阳辐射,即使是科学实验或研究,由于其影响超出了国界,超出了当代人,也超出了人类社会,如果有人采取行动,也存在法律依据上的质疑。人工干预太阳辐射的研究和实施,需要一个国际治理构架。为了防止其他国家单独行动,需要"相互约束"的治理构架——"自我约束"以换取他国同意"自我约束"。鉴于气候变化和光辐管理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目前不宜实施,短期内也不会提上议事日程。太阳光辐管理技术影响的复杂性和气候变化风险的迫切性,需要我们加大科学研究力度,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世界第一大CO2排放国,地域空间气候条件存在巨大差异性。从减排成本的角度,从气候影响的空间差异性,开展地球工程的科学研究,有着科学、政策和国际气候外交的积极意义。但是,相关的科学研究需要国际制度构架。由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谈判尚未涉及,需要开展系统科学、技术、经济、法律和国家安全等方面的相关研究,提高科学认知度,为国际谈判和政策选择提供决策依据。     

全球“弃煤”进程前景与我国的应对策略

2018年12月,联合国卡托维兹气候大会完成了《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谈判,开启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新时代。会议期间,煤炭转型问题广受关注。长远来看,减少煤炭使用,促进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然要求,部分国家"弃煤"经验值得借鉴。中国作为煤炭大国,尽管短期内还不具备全面"弃煤"的条件,但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已经取得积极进展,未来煤炭行业转型依然任重而道远。     

后德班时代环境保护部门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几点思考

2011年11月28日至12月11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暨《京都议定书》第7次缔约方会议在南非德班召开。在平衡与妥协的激烈博弈q-,最终达成了一个各方均不满意,但都能接受的《德班协议》。全球减排合作进程进一步加快加严,我国在后德班时代面临的国际谈判与国内应对压力将更加严峻,环保部门在温室气体监测统计、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生态保护与适应气候变化等领域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进程与角色转型:从防范“黑天鹅”灾害到迎战“灰犀牛”风险

全球气候治理对于气候风险的认识一直在不断发展。国际气候谈判启动伊始,主导力量呼吁各国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积极进行温室气体减排,致力于防止出现难以预料但影响巨大的"黑天鹅"式的气候灾害。而当前各国减排力度与全球温控目标仍存在明显的差距,人类社会极有可能面临的大概率、影响大的"灰犀牛"式的气候风险。中国曾多次面临极端气候事件,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陆续建设的各类基础设施,提升了全社会应对自然灾害和气候灾害的能力及水平。从国际社会输入国内的对全球性气候变化的认知,强化了中国对灾变性气候"黑天鹅"事件的防范意识。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气候变化可能导致的自然灾害成为严重威胁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灰犀牛"风险。在这种认识转变的背景下,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进程,经历了灾害防范、科学参与、权益维护、发展协同和贡献引领5个阶段。中国气候战略转型的主要原因在于化石能源燃烧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的快速攀升、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的增强,以及中国生态环境面临的严峻压力。面对全球性的气候变化问题,中国不仅从自身情况出发去积极应对,也在为全球安全做出贡献。当前,国内深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已经转为主动积极去迎战具有"灰犀牛"属性的气候变化风险。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已经转变为强化国内行动完善中国特色的"中国方案",在国际主动引领国际气候进程,迎战威胁人类未来的气候风险。     

我国经济低碳转型的调整重点与政策选择

2009年11月26日,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到202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比2005年下降40%～45%。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进一步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为实现甚至超越这个目标而努力。要实现甚至超越这个目标,转变发展方式、转型低碳经济势在必行。那么,低碳转型下经济调整的重点在哪里？可相应选择哪些对策措施？     

新中国70年生态环境建设发展的艰难历程与辉煌成就

中国的生态环境建设,经历了新中国建立之初生产力低下的农耕文明、改革开放后的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的三大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自身的特质、挑战、应对和成效。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整体上表现为农耕文明特征,自然灾害频发、粮食生产短缺、城市化水平低下。为了跳出"马尔萨斯陷阱",新中国的缔造者带领人民治理水患,兴修水利,拓荒垦殖,问题得到缓解但没有得到解决,贫困落后依然,没能彻底摆脱"马尔萨斯魔咒"。改革开放后,工业化快速推进,城市化加速发展,使农民得以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极大地提升了劳动生产力;同时也使土地得以从农民手中部分释放出来,不仅大幅提升了土地资源价值,也使土地得以休养生息自我生态修复。虽然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大幅提升了生产力、积累了巨量的物质财富,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逼近工业文明的生态红线、环境底线和资源上线,可持续发展挑战不断凸显。2010年后,中国全面启动生态保护、污染控制和资源节约的转型发展进程,高质量、大力度建设生态文明,推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