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人为源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清单及特征

基于成都市实地调查和环境统计等活动水平数据,采用排放因子法和计算模型等,编制了2014年成都市人为源VOCs排放清单,并完成了空间分配和不确定性分析。成都市人为源VOCs排放量为15.8×10~4t,其中化石燃料固定燃烧源、工艺过程源、溶剂使用源、移动源、储存运输源、其他源排放量分别为0.5×10~4、3.8×10~4、6.0×10~4、4.9×10~4、0.4×10~4、2.2×10~4t,溶剂使用源为最大人为排放源,其次是移动源和工艺过程源。木材加工业为最大工业贡献源,然后依次是医药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学原料、化学制品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等。成都市人为源82%的VOCs排放量分布于二、三圈层的工业园区,而中心城区主要为移动源和建筑施工所贡献,其排放分布已随建成区联片发展而形成整体。排放清单活动水平数据可靠性较高,而排放因子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基于城镇化的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门限效应分析

正确认识城镇化发展中碳减排的阶段性特征和应对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碳排放挑战,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城镇化发展对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影响,未能将城镇化自身阶段性变化对生活碳排放的影响联系起来。基于此,本文以城镇化率作为门限变量,以生活能源结构、居民消费率、产业结构分别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多个不同视角的门限-STIRPAT扩展模型,深入分析城镇化水平处于不同阶段时,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所受影响的差异性。研究表明,城市化率分别处于门限值(0.250、0.325和0.457)前后时,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所受影响出现了阶段性的变化。当城镇化率低于0.250时,能源结构、居民消费率和产业结构对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均呈负向弹性关系,分别为-0.688、-0.570、-0.570;当城市化率低于0.457时,能源结构、居民消费率和产业结构对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的负向弹性关系仍然存在,但相关关系明显减弱,能源结构负向弹性关系介于(-0.338,-0.019),居民消费率和产业结构负向弹性关系为-0.251。当城市化率超过0.457时,能源结构、居民消费率和产业结构对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已逐步显现或转变为正向弹性关系。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提出相应建议:区域城镇化发展介于(0.250,0.457]这一阶段的进程中,应把握住能源结构、居民消费率和产业结构对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影响效应转变之前的阶段,鼓励居民生活消费,但进行节能低碳生活方式的引导,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满足居民对生活商品及服务的需求。当区域城镇化提升至0.457以上时,应合理优化能源结构,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通过财政政策等对居民生活消费进行调控和引导,注重第三产业中的科技、金融等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发展。     

西部大开发政策效应评价

经过15年的西部大开发,西部各个省份的综合发展水平怎样?西部大开发是否显著缩小西部与东部地区在综合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的差异?哪些政策起到了关键作用?是本文将要探讨的问题。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模型与数据的实证研究方法对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效应进行评价。内容包括:一是通过构建包含了社会、经济、科教与文化、对外开放和资源与环境五大类25个分项指标的综合发展水平评价体系,使用从1997到2013年31个省市的指标数据,并计算出综合评价值来考察西部大开发政策对西部地区各个省份整体发展的影响。从评价值排名上来看发现只有重庆、陕西、四川和内蒙古综合发展水平排名提升明显,而新疆、宁夏和青海发展差距还在拉大,其他省份排名变化不大。从分类指标来看,西部地区整体上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与生态提升较为明显,说明中央对于公共服务的转移支付和"退耕还林还草"等保护环境与生态的政策起到了一定的成效。二是选取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央转移支付和税收优惠这三个主要政策作为计量模型的政策变量,分别考察西部大开发整体和分项政策对于综合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率的影响。通过系统GMM方法估计整体西部大开发整体政策效应,以2000年前后对比,政策实施对GDP增长率的提升并不显著,综合发展水平也没有收敛。而以2008年为时间节点,综合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都得到了显著提升。通过DID估计分项政策,结果表明基础设施投入和转移支付能够有效提升综合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税收优惠提升相对较弱。本文建议:在交通基础设施投入方面继续对西部地区予以倾斜,特别是建设西部地区通往东中部地区的交通大通道;培育和完善西部地区的市场经济体系,政府较少干预企业投资决策;加强对于西部落后地区、偏远地区的公共产品投入,加强扶贫工作。     

混合污染物联合毒性评价模型曲线和实际浓度效应曲线之间交叉现象的研究进展

许多研究在使用评价模型进行混合物联合作用模式判别时发现,混合污染物的评价模型曲线和浓度效应曲线之间存在交叉的现象,表现为联合作用模式随混合物浓度发生变化。虽然交叉现象不断被报道出来,但是该现象形成机制的研究却非常欠缺。本文系统分析了文献中出现的交叉现象,探讨了交叉现象可能的形成原因和机制,提出了化合物的hormesis效应是导致交叉现象的关键因素:混合组分中某些化合物在低浓度时会对受试生物的某些蛋白、基因等的表达量产生刺激作用,影响其他化合物对机体产生的效应,从而改变混合组分的联合作用模式。该研究不仅为交叉现象形成机制的进一步探索提供了理论依据,还为混合物的生态毒理评估和环境风险评价提供理论指导。     

基于客流结构的高铁经济辐射效应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立足对高铁经济辐射理论模式的认识,运用行为地理学的微观分析方法,以实地调查问卷为主要数据来源,以武汉市为案例,通过客流结构的系统解析透视高铁经济的辐射效应。研究表明:高铁经济的辐射效应与城市经济结构高度相关。在空间上,呈现出中心城区较强、外围城区较弱的总体态势,倾向于强化武昌、江汉和东湖高新区等核心地区的空间增长;在产业上,呈现以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为主,有利于推动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等主导部门的优化发展。研究结论能够为类似城市的高铁经济发展和武汉市的经济结构调整提供借鉴和启示。     

“限塑令”政策实施效应与对策研究

分析了"限塑令"的政策安排、实施效果,以及"限塑令"的实行对塑料袋生产、销售、使用相关各方的影响,讨论了政策执行中存在的政策实施目的偏差、缺乏配套政策、回收利用产业发展缓慢、垃圾袋和替代品不环保等问题,提出了保证"限塑令"政策有效实施的对策建议,即应依照少用、回收、替代、降解的原则对待塑料袋的使用。     

大尺度稳态强风地区考虑建筑风效应方向性的新方法∗

首先，介绍了美国、新西兰和日本风荷载规范中关于方向性处理方法的优劣。其次，基于多元极值和条件概率理论，提出了一种按不同风向平均风速极值相互独立处理风荷载/效应方向性的新方法。再次，以哈尔滨、北京和济南为例，分析了我国大尺度稳态强风地区不同风向平均风速极值的相关性特征。最后，以一鞍型屋盖为例，分析了其在大尺度稳态强风地区(以哈尔滨、北京和济南为例)不同建筑朝向下风荷载/效应极值的方向性特征，阐明了美国、新西兰和日本规范中方向性处理方法的局限性，验证了新方法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大尺度稳态强风地区不同风向平均风速极值趋近于相互独立；(2)所提新方法可以方便、准确的考虑方向性，合理确定风荷载/效应极值；(3)建议该方法作为我国风荷载规范处理风荷载/效应极值方向性的一个方案。     

社会参与、自评健康评价与社会心态关系研究——基于CGSS2015数据

社会心态作为反映社会群体行为的一种宏观社会心理状态,能映射出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取向,近年来已在社会学研究领域引起了持续广泛的关注。利用2015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数据,探讨我国公民的社会参与、自评健康评价与社会心态的之间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参与、居民自评健康对社会心态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居民社会参与程度越高,社会心态越好;居民对自身身体状况评价越健康,其社会心态也会更加健康。此外,利用中介效应检验,研究显示,居民自评健康部分解释了社会参与对社会心态的正向显著影响,这也证实了居民健康水平在社会参与程度和社会心态之间的中介作用。     

可持续食品供应链

对食品供应链而言，有可能达到生态效率目标吗？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而且有很多即有利于环境也使各公司可赢利的“双赢”解决办法，本文给了一些实例，说明了为了使一条更 续的仪器民为可能所需要的变革／措施，近２５年来，农业和食物产品加工已经进行了大幅度结构调整，它表明在一段相当短的时期内可能再次发生广泛变革。     

重庆市垃圾处理场的邻避效应分析

为了分析垃圾处理场的主导邻避因子,比较不同垃圾处理场的邻避程度,采用分层抽样法和结构式访谈,调查了重庆市10个垃圾处理场及其周围农户,并构建了邻避指数.结果表明:邻避效应的主要影响因子是垃圾场的相对位置、政府处理满意度、公众"NIMBY(not in my backyard)"意识、垃圾场信任度和赔付满意度.公众对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