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时空交互特征及跃迁机制

采取多种空间分析的方法,对2002～2020年交通运输业碳排放强度的时空交互特征进行剖析,通过得到的时空跃迁类型与面板分位数模型进行嵌套来探究其跃迁机制,最后根据不同的跃迁机制引入地理探测器模型来考察影响交通运输业碳排放强度的不同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效应.结果表明: ①中国30个省区的交通运输业碳排放强度整体呈波动下降态势,在空间上的聚集水平也相对稳定.②ESTDA的时空交互特征表明,西北地区和周边邻接空间单位的关系不稳定,变化和波动较大.而东部沿海城市等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形成了成熟的交通运输网络,因此局部空间格局也相对稳定,但仍有部分地区存在时空竞争性.③交通运输业碳排放强度时空跃迁可分为4类驱动或制约模式（人口-经济-城镇化制约模式;人口-经济-城镇化-设施制约模式;技术-消费-产业驱动模式和技术-产业-规制驱动模式）.大部分省份受低分位制约和高分位驱动两种模式的影响,仅有少部分省份受高分位制约和低分位驱动的作用影响,且绝大多数属于西北或西南地区.④根据得出的交通运输业碳排放强度跃迁机制进一步引入地理探测器模型,注重多因子的协调发展,加强区域间协同治理.     

对建立黑河大通河湟水河源区水资源补偿机制的探讨

文章以黑河、大通河、湟水河源区水资源开发利用为基础,分析了当前水资源补偿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立完善水资源补偿机制的建议。     

液化石油气瓶使用的安全隐患(一)

“民生安全无小事,气瓶安全是大事。”瓶装燃气的用气安全始终是制约城市安全发展的短板,全国范围内,由于瓶装燃气“最后一米”使用中的安全主体责任的不落实,导致事故常常发生。近期,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指导下,汇总梳理了瓶装液化石油气“最后一米”安全确认过程中发现的“使用安全隐患”,希望通过真实案例的宣传,纠正液化气不安全使用的习惯,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基于安全责任清单的责任落实与评价工作实践

针对目前企业存在安全责任不落实、安全履责不到位的情况,提出以安全责任清单为抓手,构建安全责任落实与评价管理体系。本文介绍通过开展安全生产法律法规风险及责任研究、编制安全责任清单、组织培训宣贯活动、推进责任清单执行落实及开展安全履责评价等工作,推动安全责任落实与评价工作实践,实现安全责任落实的精准考评,促进安全责任有效落实,可为企业强化安全责任落实提供参考。     

内分泌干扰物对机体脂质代谢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进展

近年来许多动物实验研究表明,内分泌干扰物(endocrine disrupting chemicals,EDCs)暴露除了会损伤生殖、免疫和神经系统等,还能够干扰脂质代谢,增加肥胖、非酒精性脂肪肝和高脂血症等疾病的发病风险.笔者总结了多种EDCs对不同动物模型(哺乳动物、硬骨鱼类、两栖动物)脂质代谢的影响,主要包括促进哺乳动物脂肪细胞分化、脂质蓄积和促进肥胖的表观遗传跨代继承,促进硬骨鱼类脂肪从头合成和脂质蓄积,破坏两栖动物的脂质平衡;并从4个方面综述了EDCs影响脂质代谢的作用机制,包括(1)影响转录因子的表达,从而影响脂质代谢相关酶和蛋白的表达水平;(2)影响调控昼夜节律的时钟基因的活性继而诱导脂质蓄积;(3)影响内源性大麻素和大麻素受体的表达从而改变瘦素或脂肪肝信号神经肽Y的表达;(4)影响表观遗传修饰继而影响脂质代谢相关酶、转录因子和脂肪细胞因子的表达.最后,提出今后研究需关注新型EDCs对脂质代谢的影响,同时应深入研究昼夜节律、内源性大麻素系统和表观遗传修饰等不同途径之间的交叉作用,以更好地了解EDCs通过以上机制影响脂质代谢的过程.     

瑞典环境损害评估与修复制度及其启示

环境损害事件发生后,行政机关第一时间应清除损害并进行评估与修复,但我国生态环境损害的救济立法规定相对粗糙,难以具有执行力。而《瑞典环境法典》则从本国国情出发制定其环境损害评估与修复制度,污染发生后环境监督机关迅速进入污染区域调查并制作报告,明确事后治理责任主体,并通过环境质量标准确定损害修复应达到的水平并开展损害修复工作。瑞典经验启示我国应发挥行政机关在环境损害评估与修复工作中的重要作用,规范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制度,明确损害修复的责任主体,同时根据不同的环境损害情况实施相应的修复方案,保证修复的顺利展开,维护环境公共利益。     

当代中国环境治理的权利观

当代中国环境治理的权利观是指从权利的角度去考察、理解当代中国的环境治理,推进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事业。从这一角度来看,环境相关权利是当代中国环境治理的基本价值目标,也是重要的治理工具。所谓环境相关权利,是指环境治理有助于保障的环境权、生存权和发展权、生命权和健康权,以及在环境治理中可以运用到的知情、表达、参与、监督等权利。当代中国环境治理的权利观,在理论上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以人为本原则,符合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方针和取向,在实践上也能够揭示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治理的基本特征、精神实质和发展方向,既具有阐释性,也具有建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