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城市化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及驱动力研究

采用复合指标方法对辽宁省14个省辖市的城市化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辽宁省内城市化发展水平呈现高低落差大的格局.根据测度结果进行城市化发展水平类型划分,探讨了影响城市化发展水平区域差异的驱动力,主要包括资源禀赋因素、经济因素、经济全球化因素、城市基础设施因素、历史和政策因素.     

基于AHP的山东省沿海城市港口运输业发展比较

针对山东省7大沿海城市港口运输业的发展概况,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对全省沿海7个城市港口运输业的发展现状进行比较,在给出各城市港口运输业竞争力排名的同时,分析各市港口运输业发展的优劣势及未来发展趋势和发展方向,并对山东省港口运输业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合理化对策与建议。     

河南省主要粮食作物波动分析

为了减少粮食生产波动给粮食安全带来的不良影响,采用剩余法对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主要粮食作物的波动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河南省的粮食总产和三大粮食作物产量在今后一段时间内都将保持增长趋势,粮食产量的增加主要得益于单产的增加,主要粮食作物波动属古典型波动,波动剧烈。河南省粮食总产的波动指数和三大粮食作物产量波动指数的相关性基本相当,说明河南省粮食总产的波动受三大粮食作物的影响基本相等,提出了河南省粮食生产的建议。     

云南省山区移民与发展研究

人口迁移与发展是移民研究关注的一个重点.根据目前云南山区移民的实际情况,探讨了全面发展目标下的山区移民发展机制,重点分析了资源环境、工程建设与自然保护三个移民驱动因素,提出了区内搬迁与区际搬迁两个搬迁发展模式.结合实际,对不同搬迁模式下移民安置发展中存在的经济、社会与环境受益一风险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移民科学发展框架和相关策略.     

区域可达性与旅游景点空间分布关系研究——以四川省为例

以四川省为例,采用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对四川区域可达性和旅游景点的空间分布情况进行定量研究.研究表明,成都平原与川西高原之间的生态过渡带由于相对高差大、可达性低、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小等,生物多样性和景观多样性较丰富,景点富集程度和景点面积均较其他区域要高,且多以自然保护区、山水地文景观等为主的自然景点.根据景点空间分布特征,从加强交通可达性、景区规划等方面提出建议,以期为四川省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基于DEA方法的辽宁省港口城市经济发展有效性评价

港口经济对国民经济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应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对辽宁省4个主要沿海港口城市大连、营口、丹东、锦州2000-2009年港口和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有效性评价,分析其评价结果.结果表明,辽宁省港口城市经济发展,城市经济生产率退步,而港口经济略有进步;城市经济和港口经济均显现无效性,但城市经济效率略高于港口经济.在趋势方面,城市经济发展呈现暂时退步情况,港口经济则有上升趋势.     

辽宁省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结构的SSM分析

客源市场结构变化是旅游目的地发展战略制定的主要影响因素.运用区域经济分析中广泛采用的偏离—份额分析法(SSM),以相关入境旅游统计数据为依据,选取辽宁省主要海外客源国(地区)为样本,考察了辽宁省旅游市场的发展态势和结构状况,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辽宁省国际旅游市场进一步拓展的建议.     

2000-2009年鄂南丘陵山区耕地集约利用变化分析

耕地集约利用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从耕地集约利用内涵入手,通过构建耕地利用集约度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鄂南丘陵山区2000-2009年耕地集约利用进行了评价,并对耕地集约利用变化原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0年间鄂南丘陵耕地的集约利用程度呈波动上升的趋势.目前阻碍鄂南丘陵山区耕地集约利用的因素主要为农田水利投入不足,占用耕地严重等,因此应加强耕地保护力度,积极进行耕地整治,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建立耕地环境质量安全体系.     

红色旅游发展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以黔北黔西红色旅游区为例

红色旅游发展效率表征旅游区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以黔北黔西红色旅游区为研究对象,借助DEA模型及Malmquist指数对2014—2019年该区域17个县（市、区）的红色旅游发展效率进行测度,同时利用核密度函数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别剖析了其空间演化特征与关键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研究区域内红色旅游发展效率整体偏低,受技术进步的积极影响,多数县（市、区）红色旅游发展效率呈稳步提升状态;（2）红色旅游发展效率具备空间集聚性和异质性的特征,整体呈现“M”型双峰分布,区域分布差异较大;（3）技术创新、红色旅游资源优势度、交通便利性是影响该区域红色旅游发展效率的主要因素,政府对旅游经济干预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才规模对该区域红色旅游发展效率的影响较小,产业结构对改善该区域红色旅游发展效率的积极影响尚未凸显。     

行动者网络视角的生态退化区耕地休耕管护模式——以贵州省松桃县为例

近年来,中国将石漠化等生态退化区作为休耕的主要试点类型区之一,该区域人地矛盾突出,休耕试点中多以村委会为休耕管护主体。立足于探索在生态退化区以新型经营主体为休耕管护主体的不同休耕管护模式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及其适用的运行条件,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以国家第一批休耕试点的松桃县为案例区,选择5个片区（7个村）为样本,围绕不同休耕试点阶段遇到的主要问题,解析不同休耕管护模式下行动者网络的稳定性以及不同休耕管护模式的特点及其适用性。结果表明：（1）松桃县休耕试点形成了四种休耕管护模式,即模式Ⅰ（种植大户管护）、模式Ⅱ（农民专业合作社管护）、模式Ⅲ（公司/企业管护）和模式Ⅳ（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管护）;不同休耕管护模式下的行动者网络转译过程经历了两个阶段,并且遇到了9个方面的休耕问题,导致试行阶段的行动者网络不太稳定和调整阶段的行动者网络出现了分化,其中“休耕补助大幅减少和现行统一的休耕补助标准”是造成行动者网络分化的主要原因;应当制定有梯度、有弹性的休耕补助标准,加强休耕资金管理,创新投融资方式,加大机械化投入。 （2）休耕行动者网络中,人类行动者的理性行为是休耕试点顺利推进的关键因素,应当因地制宜地选择休耕管护模式及其策略。模式Ⅰ适合农业基础条件较好的坝区,但需要酌情提高现有补助标准;模式Ⅱ适合任何区域,但需要合理分配休耕补助和酌情提高现有补助标准,在做好风险防范措施的前提下,可以种植花生等利润相对较高的作物;模式Ⅲ适合石漠化程度较严重的区域,但需要资金雄厚和与休耕有产业上下游关联的公司/企业参与管护;模式Ⅳ适合土地流转费较低、村干部管理能力较强的偏远落后山区,但休耕区域必须符合休耕要求。（3）无论何种休耕管护模式,在生态严重退化区选取休耕区域,关键在于找准提升地力与农民增收的结合点,同时,严格筛选休耕片区和管控休耕时长,保障复耕后可持续利用休耕地以及做好休耕户转移劳动力就业工作。此外,应当完善乡镇政府、乡镇农业服务中心、村支两委和风险防范体系等休耕相关行动者,进一步提高休耕行动者网络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