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红色旅游资源与乡村旅游资源共生系统研究

选取贵州省1176个红色旅游点、3380个乡村旅游点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协调共生模型、地理加权相关系数、CART决策树模型探究红色旅游资源与乡村旅游资源的共生模式、共生空间格局和共生环境。结果表明：(1)在共生模式上,两大资源的共生协调值较低,共生模式以濒临失调共生及初步失调共生为主,整体呈低水平同步发展特征;(2)在共生空间格局上,两大资源在地理空间上具有圈层分化、集中连片分布特征,呈“一环三区”的共生格局;(3)在共生环境上,两大资源的共生环境受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呈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征,文旅环境是主要共生环境,经济社会共生环境是次要共生环境,而乡村社会环境对共生关系的影响相对较小。     

基于耦合模型的美丽街区旅游化发展模式和路径探讨——以武汉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为例

美丽街区建设为区域旅游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旅游业发展在美丽街区建设过程中起到了驱动作用,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协调。在对美丽街区的内涵及其与旅游业互动关系探讨的基础上,构建了耦合协调模型和指标体系,并运用构建的耦合模型对武汉市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的美丽街区建设与旅游业发展耦合协调发展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美丽街区与旅游业两个系统之间存在明显的耦合发展特征,彼此协调发展;2011—2015年昙华林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从中度失调向轻度失调转变,但尚未突破失调状态。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和政府介入建设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美丽街区的旅游化模式和发展路径。     

基于IPA理论的旅游民宿感知:重要性、满意度和差异——以湖北省恩施州为例

旅游民宿在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精准扶贫中地位凸显,了解和研究游客对民宿的感知状况对旅游民宿的发展至关重要,直接制约着乡村经济的提升。以湖北恩施州为例,基于游客感知角度,运用IPA分析法,通过配对样本T检验、IPA因子分析和各维度感知重要性与满意度排序差异比较发现:恩施旅游民宿体验指标实际满意度普遍低于重要程度,且存在明显感知差异;安全与性价比是游客最为关注的问题,民宿的氛围是游客满意度最低的内容;恩施旅游民宿目前亟需提升的因素包括民宿周围的环境状况、民宿主人与游客的互动交流、民宿"家"的氛围。     

贵州省乡村旅游空间特征的主导因子及其空间响应——基于地理加权相关系数的分析

选取贵州省1976个乡村旅游点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核密度、地理探测器、地理加权相关系数探究了2017—2019年该省乡村旅游空间特征、主导因子及其空间响应。结果表明:(1)乡村旅游空间格局为"中部集聚、周边随机"和"双核心、多热点"。(2)高程、住宿接待能力、水文环境、地形坡高等是影响乡村旅游空间特征的主要因素。(3)除地形坡高与乡村旅游呈负相关外,其他主导因子均与乡村旅游呈正相关,高程的起伏促进了乡村旅游的发展。     

红色旅游发展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以黔北黔西红色旅游区为例

红色旅游发展效率表征旅游区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以黔北黔西红色旅游区为研究对象,借助DEA模型及Malmquist指数对2014—2019年该区域17个县（市、区）的红色旅游发展效率进行测度,同时利用核密度函数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别剖析了其空间演化特征与关键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研究区域内红色旅游发展效率整体偏低,受技术进步的积极影响,多数县（市、区）红色旅游发展效率呈稳步提升状态;（2）红色旅游发展效率具备空间集聚性和异质性的特征,整体呈现“M”型双峰分布,区域分布差异较大;（3）技术创新、红色旅游资源优势度、交通便利性是影响该区域红色旅游发展效率的主要因素,政府对旅游经济干预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才规模对该区域红色旅游发展效率的影响较小,产业结构对改善该区域红色旅游发展效率的积极影响尚未凸显。     

基于游客感知的西安曲江旅游形象分析

以西安曲江为例,基于游客感知角度,采取问卷调查方式,利用因子分析、词频分析等方法对曲江主要景区的旅游形象进行分析评价。研究发现:(1)游客对曲江旅游形象感知因子分为三个维度:吸引物、旅游设施、旅游服务,其中游客满意度最高的是旅游设施维度(3.51),最低的是旅游服务维度(3.00)。(2)曲江的国内客源市场以陕西省内游客为主,对省外游客的吸引力呈现距离衰减的特征。(3)游客对曲江整体旅游形象的满意度较高,存在稳定集中的特征。(4)游客的性别和家庭人均月收入与曲江旅游形象的感知评价之间没有显著关系,但游客的年龄、职业和文化程度对曲江的旅游形象的感知评价结果有着显著性影响。基于以上结论,提出重点进行形象设计与形象营销,提高游客软性服务满意度,提升西安曲江旅游形象和知名度的建议,如突出曲江旅游形象核心部分、做好生态环境工作、重视事件营销、重点开拓境外客源市场等,以期引导旅游者选择曲江作为旅游目的地,进而推动曲江国内外知名旅游目的地品牌建设和发展。     

四生空间视角下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测度与驱动机制研究——基于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实证检验

基于国土“三生空间”最终服务于人全面发展的目标而提出乡村四生空间,构建了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核密度估计、自然断点法方法剖析了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与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上呈“长期上升—短期下降”的变化特征,区域间、省市间发展水平差距存在扩大趋势。(2)长江经济带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表现出“东高西低,北高南低,东西陡峭,南北亦陡”的空间趋势特征,同时出现高水平区在下游集聚、低水平区在上游集聚的空间格局。(3)长江经济带11省市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可划分为稳步提升型、类型维持型和交替变化型三类。(4)基于因子—因素的逻辑,构建了创新水平、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会文化单因素以及双因素协同作为驱动源、四生空间优化作为传导过程的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驱动机制。     

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空间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PROMETHEE法的分析

实现农业现代化,进而解决“三农”问题,关键在于走农业高质量发展道路。借助基于熵值法的PROMETHEE法对中国30个省份2011—2020年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运用标准差椭圆分析法对空间演化特征进行可视化分析,并借助面板Tobit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考察期内,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阶段性增长,呈现“东部断层领先、中部加速追赶、西部持续跟进”的格局,区域间具有收敛态势,但差距仍然较大;(2)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集聚轴由东南—西北转向西南—东北,发展核心区由东部沿海地区逐渐向西南扩张,东部省份形成高高聚集区,西南方向省份发展迅速,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进入“沿海—内陆双轮驱动”的新发展阶段;(3)5个影响因素在全国层面对农业高质量发展正向促进作用均显著为正,其中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在中部显著为正,而在东部为负,能源消耗水平、城镇化水平、社会消费水平分别对东、中、西部影响显著且最强,科技水平对东、中、西部影响较弱且西部略高。基于上述结论,本文从“培育多级增长极+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与“共性路径+个性策略”两个视角提出了促进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基于PROMETHEE法的中国乡村振兴水平的测度、空间分异与收敛性研究

在构建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PROMETHEE评价法测度2013—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水平，并进一步采用莫兰指数、冷热点分析、趋势分析、收敛检验探究了乡村振兴水平的时空分异特征及趋势，最后借助PROMETHEE彩虹图分析其优劣势指标。结果表明：(1)中国乡村振兴整体水平有所提升，区域间差距明显缩小，并呈现“东部较高、中部居中、西部较低”的位序特征；(2)各省乡村振兴水平存在高度的空间集聚，热点、次热点区范围不断扩大，整体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东西陡峭、南北平缓”的空间趋势特征，同时也存在着地域差距收敛和发展速度收敛两种收敛趋向；(3)东部地区优势指标多，但存在个别短板，中部地区优劣势指标参半，西部地区大部分为劣势指标，乡村振兴驱动与障碍因素存在地区差异。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培育发展增长极与区域协同发展、宏观政策引领与因地制宜相结合的对策建议，以促进区域间发展差距缩小与农村地区发展瓶颈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