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次相平衡/液上色谱法的原理与实验--水中挥发烃及其分配常数的测定

介绍了一次、二次及多次相平衡/液上色谱法测定水中有机挥发烃及其气液分配常数的理论关系式。给出分配常数倒数与定量分析误差存在线性关系;研究了温度、离子强度等因素对分配常数的影响。     

京津风沙源区防风固沙功能的时空变化及其区域差异

防风固沙功能是京津风沙源治理成效的关键监测指标。以往研究注重局地防风固沙功能的评估,对全区防风固沙功能的时空变化与内部差异揭示不足。基于京津风沙源区多期遥感数据,采用修正风蚀方程与GIS空间统计技术,评估分析了2000-2015年防风固沙功能的整体变化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1)京津风沙源区年均防风固沙量为28.98亿t,防风固沙能力为68.24 t/hm~2,且均随年份变化波动增加,年均增速分别为1.10%和0.71%;(2)京津风沙源区防风固沙能力呈西北高、东南低趋势,有49.06%的区域防风固沙能力高于70 t/hm~2,评估期内有54%的区域防风固沙能力明显提高;(3)浑善达克沙地亚区、典型草原亚区和荒漠草原亚区的防风固沙量累计为全区防风固沙总量的88%,燕山丘陵山地水源保护亚区和晋北山地丘陵亚区的防风固沙能力提升最显著;(4)锡林郭勒盟、赤峰市和乌兰察布市的防风固沙量合计占全区防风固沙量的77%,朔州市与包头市防风固沙能力较高,北京市与天津市防风固沙能力增速较高。因此,未来应重视分区施策治理与西部和北部防风固沙功能提升。     

颗粒物浓度的影响因素及变化规律

分析可吸入颗粒物(PM10)的形成原因；结合莆田市实例探讨了气象条件和污染源分布对PM10浓度的影响；研究了PM10浓度的日变化规律和年变化规律。结果表明，气象条件和人类活动是决定PM10浓度时空变化的主要原因；PM10浓度的平均日变化规律呈现为典型的双峰双谷型，而年变化规律基本上与当地气候年变化规律相吻合。     

Ni2+对2-氯酚厌氧降解系统的影响

针对重金属对难降解有毒有机物厌氧降解的影响问题,采用间歇试验法研究Ni2 对2-氯酚(2-CP)厌氧降解系统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当ρ(Ni2 )＜5 mg/L时,Ni2 对2-CP厌氧降解表现出轻度促进,当ρ(Ni2 )为5～500 mg/L,Ni2 以抑制作用为主,抑制作用随ρ(Ni2 )的增加而增强.Ni2 对原基质及关键中间产物苯酚和苯甲酸的抑制程度表现为:苯酚＞苯甲酸＞2-CP;ρ(Ni2 )低时的驯化能有效提高厌氧污泥对Ni2 毒性的耐受性能,300 mg/L Ni2 对2-CP降解的抑制从驯化前的65%降至驯化后的21%.Ni2 对2-CP厌氧降解的抑制作用与污泥中Ni的截留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抑制浓度CIP值和方程αC=[1-(I/I*)m]/[1 (I/I*)n)]能较好地表征厌氧生物处理过程受抑制程度.     

应用被动扩散管监测分析葫芦岛市环境空气NO2时空分布特征

被动扩散技术以其低成本、操作简单、空间覆盖率较高等优点已在西方国家广泛应用于环境空气质量监测与调查,辽宁省环保局通过欧盟项目引进,本技术在葫芦岛市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应用有4年时间.依据4年环境空气被动扩散管监测基础数据,分析了解葫芦岛市城区大气中NO2时空分布特征:高浓度值出现在交通区,季节上呈现春季明显低于其它季节.     

无顺市水污染物总量分配探讨

根据抚顺市地表水系和水域功能区划的分布情况，采用了定额达标分配、治理费用最小，及按现有排污总量进行达标分配的方法对水污染物进行总量分配，从而对减少污染物排放，控制水体污染提供了技术支持。     

城市环境系统的权重分配

本文将多目标二级决策法用于城市环境系统的权重分配，对城中环境系统各要素及各要素的表征参数进行客观自动赋权，克服了环境质量评价中权重分配的主观随意性。该方法物理意义清晰，算法简便，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     

多环芳烃的分配系数与双区理论

以双区理论为基础,提出了多环芳烃的致癌性与其分配系数之间的定量关系方程,并利用该方程计算了77个多环芳烃的致癌性。计算值与实验值基本符合。     

2000年以来黄河流域土地市场化时空格局演变及驱动因素

基于土地市场交易结构的视角,测算2000-2016年黄河流域104个地级以上城市一级土地市场化程度,综合利用Global Moran's I、G^*_i指数空间统计模型对其时空格局演变特征进行分析,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模型探究土地市场化时空格局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研究发现：2000-2016年,黄河流域土地市场化水平表现出先持续上升后不断下降的阶段性变化特征,呈现了“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异格局。黄河流域土地市场化水平整体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土地市场化热点区域以下游主要城市为核心,经历了先加速蔓延、后缓步收缩的时空演进历程。黄河流域土地市场化水平的时空格局演变主要由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升级、固定资产投资、政府财政收支比、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区位条件等因素共同驱动,但受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影响,各因素在不同年份的影响程度存在显著的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