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水土地处理与利用示范工程运行寿命预测

选取DDT为代表性有机污染物,从土壤承受有机污染负荷能力角度出发。对天津市污水土地处理与利用示范工程的运行寿命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对于菜地、麦地和稻田,当其年灌溉水力负荷分别为144cm,153cm和198cm时,经过长期运行。DDT的污染程度均低于土壤最大允许浓度;但在假定场地土壤完全处于饱和水运动,按照其渗透系数值计算全年最大渗入量时,其运行寿命约为三年。     

访德随感

日前,中德“江苏生态城市规划与管理”技术合作项目考察团应德国技术合作公司(GTZ)邀请,赴德进行了为期10天的访问、考察,期间我们领略了德国优美的自然环境和那些让人着迷的现代生态城,深深感受到他们对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活环境的追求。     

略论生态资本

本文论述生态资本及生态基本属性，探讨生态资本经营的基本规律，并从企业，政策和社会三个方层面讨论经营生态资本应解决的问题。     

生态足迹影响因子的定量分析

人口的膨胀和人类工业化进程的加剧，使得人类向自然界获取越来越多的资源，同时向环境源源不断的输入废弃物，已经严重超过了自然生态系统的供给能力和环境容量，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水土流失、草场退化、植被消亡、生物多样性锐减、全球变暖等情况已经严重到难以遏制的地步，危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两大主题的今天，人们越来越关注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定量地讨论了中国各省（区市）1999年生态足迹大小与其影响因子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生态足迹的大小是各省（区市）的大中型企业个数、全社会固定生产投资等众多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总人口和GDP是生态足迹大小的主要影响因子，其因子载荷量分别达到了0.940和0.913。值得一提的是非农业人口与生态足迹的相关系数超过了农业人口，这说明由于消费模式和生活水平等的差异，非农业人口对生态足迹的影响大于农业人口对生态足迹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生态足迹影响因子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期为生态足迹在进行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的方法上提供新的思路。     

社会治安动态监测、预警防范、综合处置系统集成平台技术研究与示范

发达国家的社会治安动态监测、预警防范、综合处置系统集成平台技术研究已较成熟，并具体应用于许多重点单位和地区，在城市安全体系的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丰富的经验。 近年来，我国城市报警与监控系统建设在技术水平和实际应用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已经初步形成了社会治安技术防范的基础和网络。     

水资源条件约束下西北农村地区生态经济发展对策

西北地区生态脆弱，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农业在全区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对于实现西北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西北地区水资源现状及特点和本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现状，认为西北地区水资源严重缺乏，干旱化趋势将长期存在；农业结构不合理，乡镇工业污染严重、城镇化进程缓慢是制约本区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水资源严重缺乏条件下西北农村地区实现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具体对策：积极调整农业结构，大力发展节水农业和推进农业产业化；加强小城镇社区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城镇化发展战略和乡镇企业可持续发展；建设生态型的小城镇，建立农村地区新型生态能源结构，加强小流域综合治理是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和实现农村地区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长江三峡区间数字流域水系的构建

基于全球陆地一公里基础高程GLOBE数据 ,采用Martz和Garbrecht研制的数字高程流域水系模型自动提取长江三峡万县～宜昌区间的河网水系、各子流域分水线、河网与子流域编码及河网结构拓扑关系 ,从而构成该区域的数字流域和数字水系。结果表明该模型生成的水系是可以接受的 ,与 1:10万地形图上长江三峡万县～宜昌区间的水系一致 ,这为空间分布式模型的建立提供了必备的空间信息数据。最后 ,探讨了数字流域水系在流域生态学中的应用前景 ,构建的数字水系可为中尺度以上流域水体和水生生物的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提供决策平台 ,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示范区内生态工业建设模式探讨

生态工业建设为生态示范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是一项涉及到地区经济发展、人地关系协调的重大举措。从生态示范区建设中生态工业的基本定义出发 ,对生态工业建设层次进行详尽分析 ;并结合代表江苏省苏南、苏中和苏北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三个地区——吴县市、邗江县和邳州市的具体案例 ,通过对其产业构成、主导产业、消费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总量与人均水平的对比分析 ,指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要立足当地农业资源 ,实施末端治理并逐步推广清洁生产这种较低层次的生态工业建设模式 ;而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其生态工业的建设则要采用生态企业以及生态工业园区这种较高层次的建设模式。为确保生态工业建设的顺利实施 ,最后从政府、企业、市场和公众四方面提出了生态工业建设的驱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