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和农业科技进步的关系分析——基于波特假说的研究

波特假说主要从动态的角度论证了环境规制和农业科技进步之间的正向变亿关系.而在安徽省1990 -2008年的农业生产数据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环境规制和农业科技进步的指标变量,运用Johansen协整分析方法验证了安徽省农业生产中的环境规制和农业科技进步的关系也符合这一假说,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说明了安徽省环境规制是农业科技进步产生的原因,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析则更深入地从定量的角度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农业科技进步影响滞后的趋势和影响程度.由实证分析可以看出,只是从静态角度来分析,环境规制是不利于农业的科技进步的；但从长期效益来看,环境规制有利于农业的科技进步.因此,在农业生态环境恶化的形势下,严格对农业废弃物的排放限制,制定较严格的农产品生产标准和产品质量标准,提高农民的环境意识和科技意识,通过强化环境规制来促使农业生产者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农产品品质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固体废弃物处理的法律规制

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固体废弃物处理方面的的基本经验是通过体现国家管制的立法来对固体废弃物处理问题进行规制,我国现有固体废弃物处理的法律制度有很多成就,但也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进行多方面的完善.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环境规制是约束企业污染行为的政策组合,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运用Undesirable-SBM模型、变异系数、基尼系数、趋势检验分析法和面板Tobit模型分析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2009～2018年环境规制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作用机理.研究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的城市发展阶段不同导致环境规制效率呈现差异性,成渝城市群末端治理不协同造成环境规制效率差异显著,长江中游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差异小,但水平低于其他城市群;(2)长三角城市群"经济-生态"协同发展,环境规制效率上升明显,成渝城市群注重产业结构调整与政策投入,环境规制效率稳定在中等水平,长江中游城市群是低效率水平城市集聚地带,恶化型城市占比高达45.16％;(3)三大城市群在投入产出方面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需要在资金分配、政策投入以及污染物末端治理等方面加以完善;(4)市场化水平对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影响为正,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影响对不同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产生不同作用.本研究为三大城市群制定实施差异化的环境政策与措施,推动长江流域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也可为其它区域环境治理提供经验借鉴.     

政府环境规制下的企业治理动机与公众参与外部性研究

本文构建了多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进行了政府环境规制下的企业内生治理动机研究与公众参与外部性的分析,模拟结果显示,企业内生治理动机、社会福利等不同目标下对应的最优环境税率存在明显差异。随着政府环境税率的不断上升,企业环境技术研发投入会先上升后下降,当环境研发投入水平达到最大时,政府所征收的环境税完全激发了企业的内生治理动机。在环境税率提高的初期,研发引致的环境技术进步使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得以提高,经济产出不断增加,社会福利水平得到增进。当环境税率上升到一定数值之后,环境税带来的资源配置扭曲效应高于环境负外部性的改善效应,对于经济而言,环境税成为扭曲性税收,并会降低社会福利水平。因此,应在保证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增进的同时有效激励企业内在治理动机,将环境税率设定在适当水平。本文还模拟了政府与公众参与的组合对于社会福利的影响情况,与仅考虑政府环境规制政策的情形相对比,政府征收环境税和社会组织参与的共同作用可以使得社会福利提高,充分表明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存在着正外部性。环境社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政府信息不对称等因素,改善环境治理状况。环境组织的参与还能够使得环境税所带来的环境治理改善和生产效率提高的双重红利逐渐释放。因此,在发挥政府规制与市场调节功能的同时,充分发挥环境社会组织和公众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是改善环境质量、提高公众福利的重要方式。     

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基于创新补偿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双重视角

对于中国多数资源型城市来说,改善生态环境与促进经济增长是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一些研究认为治理环境污染可能加重"遵循成本",进而不利于经济增长;也有研究认为环境规制会通过"创新补偿"效应,增进当地产品竞争力,弥补企业成本负担并促进经济增长;此外,还有研究认为环境标准提高有助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带动经济增长。为验证中国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本文基于2004—2014年资源型城市数据,以样本城市GDP为被解释变量,以工业污染治理设备运行费用为解释变量,进行了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并观察了科技行业人员比重和第三产业比重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1)资源型城市工业污染物治理对GDP总量和人均GDP的影响均显著为正;(2)在环境规制与GDP(或人均GDP)的正向关系中,科技行业人员比重的提升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即存在显著的创新补偿效应;(3)除了传统观点看到的创新补偿效应,污染治理对产业结构的积极影响也在二者正向关系中有重要的中介作用,而且比创新补偿效应的作用更显著。本文的结论是,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未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主要是由于经济资源从效益不佳的工业企业流向了第三产业,同时工业部门自身的创新潜力也已逐步凸显。因此,面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压力,资源型城市要取得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双赢,应当强化污染治理成本对企业技术进步的倒逼机制,进一步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同时要构建多元产业体系,促进资源型行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有效对接和深度融合。     

全球可持续发展中民间规制策略分析

本文简要评析了国际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民间规制的现状,指出尽管国际民间规制对规范与提升国际经济行为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公共治理的局限,但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国内范围,它们都不足以成为经济发展进程中政府规制的替代品.     

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工业污染与规制效应分析研究

利用2001年-2012年中国30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分别估计了城镇化的工业污染总量效应、相对量效应和规制效应.结果发现,不断扩张的工业污染是城镇化进程的“副产品”,城镇化率与工业污染排放总量及密度有显著的回归关系,尽管环境规制力度增强起到了一定抵消作用,但仍未阻止近十余年来工业污染排放总量及密度随城镇化而加剧的态势.为实现城镇化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中国一方面应继续加强环境规制,推广减排降耗技术,加大政府补贴,另一方面要着重提高企业清洁生产的能力和意愿.     

中国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政府规制的变迁研究

采用文献分析法对我国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的政府规制变迁历程进行回顾,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加强资源保护的规制建立阶段(1978-1984);完善资源保护的规制强化阶段(1985-1998);促进资源保护与开发协调发展的规制完善阶段(1999至今).在对中国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每一阶段政府规制的内容及绩效进行实证分析基础之上,文章指出中国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政府规制变迁的特征是:规制内容重点从注重保护向促进开发变迁,规制的绩效受到政府管理体制的制约;政府规制变迁的规律是:规制变迁的动因是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资源经济价值的日益凸显;政府规制变迁的瓶颈是资源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合法分离;政府规制变迁的趋势是:更加关注景区(点)资源的社会价值,在法律上界定景区(点)资源所有权与经营权之间的关系.     

环境规制、要素禀赋与我国贸易模式的实证分析

当今的全球化趋势在导致贸易壁垒不断削减的同时,各国的环境规制却随之不断提升.本文使用世界银行的产业污染排放系统(IPPS)对我国制造业进行细分,运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方法,把环境规制因素和要素禀赋因素同时引入到对贸易模式的分析.结果表明,贸易开放使我国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这表现为更多地专业化于清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即使总的污染排放有所增加,但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强度会有所下降.但另一方面,贸易开放使外资的流入增加,而资本累积是影响污染排放强度的主要因素,这必将导致我国的制造业结构更多地转向污染产业.因此,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污染排放必呈上升态势.针对污染排放增加的原因,有效地利用产业政策和环境政策对实现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相当重要的.     

论企业环境保护责任与政府社会性规制的嵌入

随着人类生产活动不断增加,环境污染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活动。而环境保护是企业必须履行的任务和社会责任,更是政府社会性的规划,更是承担企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企业承担环境保护责任不仅有利于资源的重复利用和技术的创新,为企业创造新的竞争环境,而政府规划也为企业的环境保护承责起到了压力与动力。本文就企业环境保护责任的功能、特点展开分析,就企业环境保护责任与政府社会性规制的嵌入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