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级联效应的水库调度决策多维综合评估

水库防洪、兴利调度的核心为水库水位的科学控制。受复杂现实环境因素影响，如应急突发事件、水资源供需不确定性等，实际调度过程中各时段水库水位往往偏离初始优化路径，进而影响后续调度决策以及防洪、兴利效益目标，即水库水位控制决策受扰动后的级联效应现象。文中提出考虑影响持续性、全局损失性以及系统失效性3个方面的水库调度决策级联效应评估指标体系，以此为基础，采用TOPSIS方法量化月尺度水库调度决策级联效应，应用K-means算法划分级联效应强度等级，并在泾河流域东庄水库供水调度中进行应用。结果表明：1)相对于影响持续性指标与系统失效性指标，全局损失性指标对东庄水库调度决策的变化更加敏感，其中在枯水期尤为显著；2)水库调度决策扰动产生的综合级联效应在10月份最为显著，5—7月份相对较弱，重点管控10月水库水位有利于避免水库水位偏离初始优化路径时大规模负向级联效应的产生。     

城市人口规模、就业密度与生产性空气污染排放——双重倒“U”型关系的解析与检验

随着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城市生产活动的活跃引致空气污染排放的加剧，明晰城市人口规模和就业密度对生产性空气污染排放的影响效应意义深远。该研究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开展数值模拟，发现城市人口规模、就业密度与城市生产性空气污染排放之间均满足倒“U”型关系，且规模与密度均对倒“U”型门槛值存在调节效应。基于此，利用2010—2018年中国274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估计结果表明：(1)城市人口规模、就业密度对生产性空气污染排放的影响均符合稳健的倒“U”型特征，2018年生产性空气污染排放由升转降的规模门槛值和密度门槛值分别为105万人和3 469人/km²。(2)目前，中国部分城市的人口规模与就业密度已超过门槛值，步入生产性空气污染排放的“双下行”通道，这些城市人口增加延长了非生产时间，对有效劳动供给造成的损失超过劳动力时间禀赋的增加，从而使得生产受限减少了生产性空气污染排放；同时，城市高就业密度有利于创新扩散和知识外溢，对生产性空气污染排放产生的减排作用强于高就业密度带来的生产激励效应对空气污染排放的增排作用，这些作用的综合结果使得生产性空气污染排放趋于下降。...     

云母类矿物钾肥的施用效应

我国钾资源贫乏，目前使用的钾肥主要靠国外进口．通过物理、化学和生物的方法，对云母类矿石进行活化而制成云母类矿物钾肥，不失为解决我国南方土壤钾素缺乏问题的一条有效途径．本文对中科院地化所提供的通过活化处理制取的云母类矿物钾肥进行了肥效试验．结果表明，施用云母类矿物钾肥与施用等钾量的氯化钾相比，无论是作物的吸钾能力，还是土壤的供钾能力．前者都比后者显著提高．因此，开发云母类矿物钾肥资源具有广阔的前景．     

基于城镇化的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门限效应分析

正确认识城镇化发展中碳减排的阶段性特征和应对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碳排放挑战,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城镇化发展对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影响,未能将城镇化自身阶段性变化对生活碳排放的影响联系起来。基于此,本文以城镇化率作为门限变量,以生活能源结构、居民消费率、产业结构分别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多个不同视角的门限-STIRPAT扩展模型,深入分析城镇化水平处于不同阶段时,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所受影响的差异性。研究表明,城市化率分别处于门限值(0.250、0.325和0.457)前后时,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所受影响出现了阶段性的变化。当城镇化率低于0.250时,能源结构、居民消费率和产业结构对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均呈负向弹性关系,分别为-0.688、-0.570、-0.570;当城市化率低于0.457时,能源结构、居民消费率和产业结构对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的负向弹性关系仍然存在,但相关关系明显减弱,能源结构负向弹性关系介于(-0.338,-0.019),居民消费率和产业结构负向弹性关系为-0.251。当城市化率超过0.457时,能源结构、居民消费率和产业结构对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已逐步显现或转变为正向弹性关系。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提出相应建议:区域城镇化发展介于(0.250,0.457]这一阶段的进程中,应把握住能源结构、居民消费率和产业结构对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影响效应转变之前的阶段,鼓励居民生活消费,但进行节能低碳生活方式的引导,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满足居民对生活商品及服务的需求。当区域城镇化提升至0.457以上时,应合理优化能源结构,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通过财政政策等对居民生活消费进行调控和引导,注重第三产业中的科技、金融等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发展。     

西部大开发政策效应评价

经过15年的西部大开发,西部各个省份的综合发展水平怎样?西部大开发是否显著缩小西部与东部地区在综合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的差异?哪些政策起到了关键作用?是本文将要探讨的问题。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模型与数据的实证研究方法对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效应进行评价。内容包括:一是通过构建包含了社会、经济、科教与文化、对外开放和资源与环境五大类25个分项指标的综合发展水平评价体系,使用从1997到2013年31个省市的指标数据,并计算出综合评价值来考察西部大开发政策对西部地区各个省份整体发展的影响。从评价值排名上来看发现只有重庆、陕西、四川和内蒙古综合发展水平排名提升明显,而新疆、宁夏和青海发展差距还在拉大,其他省份排名变化不大。从分类指标来看,西部地区整体上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与生态提升较为明显,说明中央对于公共服务的转移支付和"退耕还林还草"等保护环境与生态的政策起到了一定的成效。二是选取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央转移支付和税收优惠这三个主要政策作为计量模型的政策变量,分别考察西部大开发整体和分项政策对于综合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率的影响。通过系统GMM方法估计整体西部大开发整体政策效应,以2000年前后对比,政策实施对GDP增长率的提升并不显著,综合发展水平也没有收敛。而以2008年为时间节点,综合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都得到了显著提升。通过DID估计分项政策,结果表明基础设施投入和转移支付能够有效提升综合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税收优惠提升相对较弱。本文建议:在交通基础设施投入方面继续对西部地区予以倾斜,特别是建设西部地区通往东中部地区的交通大通道;培育和完善西部地区的市场经济体系,政府较少干预企业投资决策;加强对于西部落后地区、偏远地区的公共产品投入,加强扶贫工作。     

混合污染物联合毒性评价模型曲线和实际浓度效应曲线之间交叉现象的研究进展

许多研究在使用评价模型进行混合物联合作用模式判别时发现,混合污染物的评价模型曲线和浓度效应曲线之间存在交叉的现象,表现为联合作用模式随混合物浓度发生变化。虽然交叉现象不断被报道出来,但是该现象形成机制的研究却非常欠缺。本文系统分析了文献中出现的交叉现象,探讨了交叉现象可能的形成原因和机制,提出了化合物的hormesis效应是导致交叉现象的关键因素:混合组分中某些化合物在低浓度时会对受试生物的某些蛋白、基因等的表达量产生刺激作用,影响其他化合物对机体产生的效应,从而改变混合组分的联合作用模式。该研究不仅为交叉现象形成机制的进一步探索提供了理论依据,还为混合物的生态毒理评估和环境风险评价提供理论指导。     

多级孔ZSM-5分子筛对亚甲基蓝的吸附性能

以多级孔ZSM-5分子筛为吸附剂,吸附水中的亚甲基蓝（MB）,考察了吸附条件对吸附效果的影响,并探讨了吸附的热力学和动力学特征。实验结果表明：在溶液pH为11、分子筛加入量为800 mg/L、吸附温度为303.15 K、吸附时间为60 min、初始MB质量浓度为20 mg/L的条件下,该分子筛对MB的吸附率达97%;溶液pH为5~12时,吸附率均达89%以上,说明该分子筛具有宽的pH适应范围;该分子筛对MB的吸附热力学符合Langmuir和Freundlich方程,293.15~313.15 K的饱和吸附量达50.51~62.11 mg/g,吸附为吸热、自发过程;吸附动力学符合拟二级动力学方程。     

基于客流结构的高铁经济辐射效应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立足对高铁经济辐射理论模式的认识,运用行为地理学的微观分析方法,以实地调查问卷为主要数据来源,以武汉市为案例,通过客流结构的系统解析透视高铁经济的辐射效应。研究表明:高铁经济的辐射效应与城市经济结构高度相关。在空间上,呈现出中心城区较强、外围城区较弱的总体态势,倾向于强化武昌、江汉和东湖高新区等核心地区的空间增长;在产业上,呈现以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为主,有利于推动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等主导部门的优化发展。研究结论能够为类似城市的高铁经济发展和武汉市的经济结构调整提供借鉴和启示。     

“限塑令”政策实施效应与对策研究

分析了"限塑令"的政策安排、实施效果,以及"限塑令"的实行对塑料袋生产、销售、使用相关各方的影响,讨论了政策执行中存在的政策实施目的偏差、缺乏配套政策、回收利用产业发展缓慢、垃圾袋和替代品不环保等问题,提出了保证"限塑令"政策有效实施的对策建议,即应依照少用、回收、替代、降解的原则对待塑料袋的使用。     

草甘膦母液膜分离的电渗析预处理

研究了用电渗析法去除草甘膦母液中影响膜通量的亚磷酸根,主要考察了pH值、工作电压、反应时间和温度等因素对亚磷酸根去除率的影响,并对电渗析预处理后母液纳滤膜分离的膜通量进行实验验证。实验表明：淡化液、浓缩液流量为30 L/h,pH值约为8.1,工作电压为20 V,反应时间为2 h左右,温度〈30℃时,电渗析对母液中亚磷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