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重划之设计与发展分析

台湾现今之农地改革的重点之一是农地重划,而农地重划是将农地加以重新规划整理,以区划整理成标准块,并配备农路及改良灌溉排水系统,为增进土地利用之改善措施。台湾之农地重划,使每一块均能直接临路、灌溉及排水,并透过土地交换分合,集中农户土地,便于农机耕作及农事管理,加速农业现代化,提高农民所得。台湾自1958年试办农地重划以来,至2004年底止已完成超过39×104hm2之农地的重划,在台湾农业发展上扮演重要角色。文章首先对台湾地区已实施40余年之农地重划历史作一回顾,其次针对台湾历年各农作物产值、产量之关系及与农地重划的相关性作统计分析,最后根据近年来台湾农地重划及农业的发展趋势,提出台湾未来生态农业发展的建议。     

农户规模经营意愿与行为的影响机制及差异——基于山东省3县379份农户调查问卷的实证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分析框架,采用山东省五莲、东平和垦利等三县（区）的379份农户调查问卷数据,综合运用主成分分析法、Heckman二阶段模型和比较分析法,探究农户规模经营意愿与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与差异,为推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提供决策参考。结果表明：（1）案例区被调查农户对土地政策的认知程度普遍较低,且认知水平与结构均存在地域差异。（2）个体特征、资源禀赋和区位因素对规模经营意愿产生显著影响,而政策认知和社会保障因素的影响却不显著;所选四类因素均表现出了对规模经营行为的影响,其中影响力度较大且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因素主要是“是否参加农业保险”和“新型经营主体认知程度”。（3）27.70%的受访农户存在规模经营意愿与行为不一致的情形,山区与平原农户规模经营的影响机制表现出一定差异,影响农户意愿与行为的因素也有较大不同。（4）建议深入了解农民的政策认知水平与结构、有针对性地加强宣传教育,因地制宜构建信息平台、降低农地流转交易成本,构建面向小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土地+服务”的二元规模化。     

城市边缘区农户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转出的影响——武汉、成都、苏州1 022户农民的典型实证

在快速城市化及城乡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城市边缘区农户家庭的耕地利用功能较传统方式已发生根本转变,农业劳动力的农地生存依赖性弱化、生计多元促进土地转出市场活跃。论文以武汉、成都及苏州1 022户农户调查数据为实证,分析城市边缘区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转出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1）城市边缘区农户家庭的耕地利用在食物生产、经济贡献及养老就业等传统功能上明显弱化,在满足家庭成员未来选择及后代馈赠需求等功能有所增强,且存在地区差异。2）城市边缘区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强烈,转出率达59.39%,土地转出存在地区差异。苏州乡镇经济发达、农民非农收入比例高,农户土地转出意愿最强烈、转出市场也最活跃;而武汉、成都作为中西部的典型城市,城市边缘区农户的土地转出决策相对滞后。3）整体而言,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转出意愿及行为均具有负向影响,表明家庭耕地功能依赖性愈强、土地转出决策越弱。建议健全农村社会及养老保障体系,强化城市边缘区耕地资源产权及生态环境建设,促进耕地资源养老保障及选择馈赠功能的释放,确保农田生计依赖性弱化的农民依托市场转出土地,实现农地资源优化配置、适宜规模经营。     

基于DEA方法的农地非农化效率研究

论文运用DEA方法构建了一个农地非农化效率指标,并利用2001-2008 年间省级层面数据,测算得到各省以及4 个地区历年农地非农化效率,结果表明：省域农地非农化效率呈现波动上升、波动下降、保持平稳三种趋势,4 个区域唯有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农地非农化效率均值高于0.6,全国农地非农化效率均值为0.489,表明8 a 中我国多耗用了51.1%（将近91455.75 hm²）的建设占用耕地的指标。同时,由于初始年份的低效区与高效区在效率变动趋势上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省域及4 个地区之间农地非农化效率出现趋同的现象。对农地非农化效率影响因素的分析蕴含着“权利二元”的土地制度是过度农地非农化与农地非农化配置结构不合理的症结所在;同时,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又进一步助长了农地非农化的“非理性”;此外,在影响农地非农化效率其他因素中,第三产业比重达到47.02%水平以后,产业结构升级的边际效应才由负变为正;而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率在不同地区的作用方向和强度不同,致使其在全国层面上统计不显著。据此,论文提出应实施“双轮驱动型”土地制度和财税制度改革,以扭转农地非农化效率损失的局面。     

都市生态农地空间分布特征、类型及保护模式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为应对快速城市化带来的生态保护压力,有必要界定“都市生态农地”概念。都市生态农地是指在都市系统中由农用地构成的生态性空间,一般仅限于都市区内,以较大规模和连片的空间形态融入都市功能组团。论文根据城市空间重构过程,推演出两个假设：1）都市生态农地存在圈层分布模式;2）都市生态农地生态价值与农地丰度、区位表征的供需关系相关。以广州的镇街为空间单元进行实证,结果表明：1）从区位上看,广州都市生态农地基本可分为核心圈层、过渡圈层和外围圈层,验证了假设;2）基于区位和丰度差异,将都市生态农地分为三大类12级,为制定保护政策提供分类指导;3）农地生态功能是公共产品,但在政府与市场双失效下产生了租值消散。论文在总结核心圈层的国有化模式、外围圈层的区域协调模式后,建议在过渡圈层通过设立农地发展权进行保护。     

基于生态健康的农地生态承载力评价

针对农地生态承载力缺乏统一的概念和计量模型等问题，提出基于生态系统健康的农地生态承载力概念。构建基于生态系统健康的生态承载力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建立生态承载力计量模型，给出生态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和标准的确定方法。以淮安市为研究区域，建立了适合该区域的基于生态系统健康的生态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权重和评价标准，并对淮安市1996—2004以及规划年的生态承载力水平进行评价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淮安市农地生态承载力水平仍处于健康状态且不断提高。其中，生态弹性水平一直维持在非常健康状态，人类活动潜力逐步由亚健康状态过渡到健康状态，资源承载力水平则不断下降。以后应加强对农地生态承载力各指标进行优化，才能从根本上降低区域农地生态承载力压力，提高农地生态承载力水平。     

高质量发展目标下脱贫县农业产业化与农地利用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分析：以江西省为例

探究脱贫县农业产业化与农地利用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关系,对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新发展理念,以江西省25个脱贫县为研究对象,构建农业产业化与农地利用生态效率耦合评价体系,借助耦合协调模型和泰尔指数模型测度两者的耦合协调水平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1)2011—2020年,江西省脱贫县农地利用生态效率总体水平较高,年均值为0.738,赣南地区高于赣中和赣北地区;(2)2011—2020年,江西省脱贫县农业产业化发展指数总体水平较低,年均值为0.414,赣北地区最高,其次为赣中,赣南最低;(3)2011—2020年,脱贫县农业产业化与农地利用生态效率耦合协调指数由期初的0.321升至期末的0.342,总体处于中度失调和轻度失调阶段;(4)脱贫县地区内差异对泰尔指数总体贡献最大,县域农业发展协调性较弱。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市场与政府的作用差异是导致农业产业化水平与农地利用生态效率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综合运用行政和市场手段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是提高两者耦合协调水平的关键。     

农地转出:缓解还是加剧了农户的多维贫困?

基于六盘山集中连片区的1 112户农户调研数据,在综合考虑样本选择偏差和异质性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内生转换模型分析了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对多维贫困指数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农地转出行为能够显著地降低多维贫困指数。通过进一步的反事实假设研究,发现农地转出户如果不转出农地,多维贫困指数将提高22.16%;未转出户如果有机会转出农地,多维贫困指数将下降30.22%。尽管农地转出行为能够降低农户的多维贫困指数,但受制于以地为生思想意识的制约,集中连片区农户并不能做出合理的决策。     

劳动力转移、性别差异与农地流转及合约选择

通过构建“劳动力转移-性别差异-农地流转及合约选择”分析框架,分析劳动力转移性别差异背后的行为经济学含义,进而探讨不同性别的劳动力转移对农户农地流转供给决策与合约选择的差异化影响机制。理论研究表明,女性在家庭中起粘结家庭成员的作用,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更能体现家庭的“离农”,因而女性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行为对农户农地流转供给决策具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男性是农户家庭在村庄中排他能力的标志,具有不可忽视的农地流转风险规避功能,因而男性劳动力的外出就业距离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合约选择起决定性作用。利用全国9省(区)4772个农户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计量结果表明:①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每增加10%,农户转出农地面积占承包地面积比例增加1.06%;②男性劳动力县外就业比例每增加10%,农户转出农地时签订关系型合约的可能性增加1.11%;③男性劳动力县外就业比例每增加10%,意愿合约形式为无合同的可能性增加0.63%,意愿合约形式为口头合同的可能性增加0.29%,意愿合约形式为书面合同的可能性减少0.91%。这意味着,为了劳动力流转市场与农地流转市场更流畅地互动,应为农村女性劳动力营造一个更加合适、有利和公平的非农就业环境,这可成为未来农村劳动力就业扶持政策的重要方向。另一方面,促进正式契约与关系型合约的有机衔接,有利于农地流转合约的正式化与规范化,从而为农地流转市场的健康发育提供有力保障。     

中国式家庭农场形成机制研究——基于皖中地区“小大户”的案例分析

基于皖中地区"小大户"的案例分析,研究了中国式家庭农场的特征及形成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作为农业生产方式,"小大户"不仅实现了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而且使传统农民独立出来,成为"职业农民"。"小大户"的形成是农业生产及其组织方式变革的鲜活例证,一方面,当前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农地的流转及规模经营是完全有可能的;另一方面,农地的流转及规模经营有其生成的动力,但又确实存在一些因素制约着这一适当的农业生产方式的普遍生成。"小大户"的形成是政府(地方政府或村集体)推动和农民自发意愿耦合共同作用的结果,换言之,"小大户"形成的根本动力是农民对经济激励的自发性反应,而政府的作用则在于如何为这一生成扫清障碍,以降低农民在其生成过程中付出的"交易成本",并减少农业的经营风险和使农业生产更具可预见性。因此,建议政府在尊重农民的自发性及意愿的前提下,提供相关的公共物品,以促进中国式家庭农场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