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城市化进程中资源环境"尾效"分析

在经济和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约束越来越凸显.本文正是基于这种背景,研究了有限资源环境对城市化进程的阻碍大小,即城市化进程中资源环境"尾效".首先通过内生增长理论构建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尾效"模型,再利用经济增长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半对数关系推导出城市化进程中资源环境"尾效"模型,然后以江西省为例对其城市化进程中的资源环境"尾效"进行实证分析.计量发现土地、能源、水资源和环境污染对江西省城市化进程的"尾效"大小分别为0.017 678 315,0.114 909 279,0.005 050 95和0.0214 665 3.可见,能源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尼作用是最为显著的,其次分别是环境污染、土地和水资源.显然,只有大力提高能源等资源的利用率,将生产方式转移到依靠技术进步上来,并且着力提高人们的节约和保护资源环境意识,江西省城市化才能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武汉市“三废”排放的库兹涅茨特征及原因探析

通过分析武汉市1985-2001年近16年的“三废”排放量变化情况，发现武汉市“三废”的排放总量在波动中呈现上升趋势，但各类排放的时间规律相差明显。建立模型，将其人均GDP与“三废”排放的标准化值进行拟合，其计算结果显示：武汉市“三废”排放与人均GDP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三次曲线特征，在1985-1994年曲线呈持续下降趋势，而1995-2001年曲线初步显现出标准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计算表明：武汉市“三废”排放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转折点为人均GDP为12338．46元左右。通过环境经济学分析发现武汉市的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变动、能源结构变动和环境政策等4项因素是武汉市出现非标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主要原因。     

产业集聚加剧了环境污染吗?——基于外商直接投资视角

厘清产业集聚、外商直接投资如何作用于环境污染有助于理解中国环境压力形成的原因,而当前环境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区域合作,空间溢出效应更不容忽视。通过将反映地理特征和经济特征的非对称性经济地理空间权重矩阵引入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外商直接投资作用下,产业集聚如何作用于环境污染。研究发现:(1)中国的省域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即邻近省域的环境污染会加剧本省的环境污染;(2)产业集聚有利于促进人均工业二氧化硫减排,却对人均工业废水中的化学需氧量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反而导致了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3)当考虑外商直接投资作用时,每提高1个百分点的产业集聚,会增加0.428%的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1.381%的人均工业废水中的化学需氧量,0.240%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以上结论都通过了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说明结论真实可靠。最后,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现阶段湖北省经济发展的地域差异分析

收集湖北省各市州1994～2000年经济发展数据及其相关数据，利用GIS常用多层面复合分析和大样本数理统计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分析了湖北省近6年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规律。其结果显示：湖北省各市州的经济发展的组合方式及综合指数在地域分布上表现出明显的层次性和差异性，根据一定经济发展原则将湖北省17个市州近6年的经济发展分为劳动效益促进发展型、结构效益推拉发展型和综合发展型等三种经济发展地域组合类型；在计算其综合指数的基础上，通过叠加分析进一步揭示了湖北省各市州的三种经济发展地域组合类型与其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在地域分布上并没有很好对应的事实。最后，利用灰色关联法将人均GDP和综合指数的各自地域分布作了关联分析，其得出的关联度较大，表明此种研究可行性较强。此研究结果可望为该地区的地域开发及协调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国内外绿色发展制度演化的历史脉络及启示

面对全球性的生态问题和经济下行压力，世界各国先后推出了“绿色新政”，旨在通过制度创新来保障绿色增长方式的可根植化问题，以此探索可持续包容发展。国外绿色发展制度建设过程经历了发展理念的两次跃升，即从“可持续发展”到“绿色新政”，因而可概括为：“萌芽”、“发展”和“突破”3个阶段，总体来说是环境问题驱动、价值观引领的螺旋式上升过程，政府和市场的重要性交替显现；与发达国家相比，国内绿色发展制度经历了“自发”、“追赶”、“并跑”到“创新”的4个阶段，带有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特征，战略规划起了导向作用。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绿色发展制度的形成实质上都是社会公众绿色意识的不断加强在社会制度上的反映。在梳理国内外绿色发展制度演变的逻辑规律的基础上，提出塑造绿色文化以培育绿色发展制度价值观，以战略规划和市场配置来构建体制观，协调统一绿色法律制度、创设中国特色标准体系以维护法制观，采用样板试点巩固绿色发展制度示范观等若干启示     

基于交通运输成本的环鄱阳湖区“轴 辐”物流网络构建研究

针对湖域物流体系的特征,提出了基于交通运输成本的“轴 辐”物流网络分析思路,考虑到多种交通运输因素提出了科学测度综合分析方法。通过建立指标体系,得到分析结果确定物流网络各等级轴心城市,采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测度时间成本,利用势能模型确定轴心辐射范围,构建环鄱阳湖区“轴 辐”物流网络体系。研究认为：环鄱阳湖区已形成以南昌市为一级轴心,九江市等5个县市区为二级轴心,其他县市区为三级轴心的物流网络;环鄱阳湖区物流网络呈现“一核五心”的运输成本空间格局;轴心城市之间已形成4条主要的物流轴线,二级轴心城市辐射范围与实际的地级市行政区划范围基本吻合,三级轴心城市辐射范围与各县市区的行政区划基本对应;环鄱阳湖区物流水平整体上呈现“北高南低、西强东弱、中部突出”的空间格局,并出现北部区域不均衡、东部部分区域较弱、南部整体较弱的情况     

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基于金融发展门槛效应

“资源诅咒”是经济学中的一个经典假说,但金融发展水平对“资源诅咒”产生的影响却容易被忽视。论文通过使用1996—2012年中国31个省市区域的面板数据,利用Hansen门槛模型发现：“资源诅咒”确实存在于中国省际;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存在门槛临界,即金融业的发展情况在门槛值1.635 2的前后,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显著不同;居民消费和政府支出可以显著影响金融业的发展;物质资本投入水平仍然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拉动地方消费、提高政府支出和物质资本投入,进而提高地区金融业发展水平,可以有效缓解“资源诅咒”现象,促进经济增长。     

环鄱阳湖区城市化格局的空间分异分析

建立了城市化格局的单指标和复合指标测度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环鄱阳湖区人口、经济、生活、基础设施和综合城市化格局的空间分异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人口和基础设施城市化率呈现环湖边缘区最大,核心区其次,外围区最小的倒U形式的规律;经济城市化率则呈现边缘区最高,外围区次之,核心区最低的规律;而生活城市化水平呈现核心区最高,边缘区其次,外围区最低的格局。2)随着距鄱阳湖体距离的增加,城市化复合水平呈现依次下降的规律。该结果表明鄱阳湖作为一个特殊地理事物,它的存在对该区城市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异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基于DEA模型的环鄱阳湖区城市群空间网络结构绩效分析

基于多中心网络城市理论和集群网络结构竞争理论，在构建城市群网络空间绩效分析框架和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DEA的BCC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对2008~2010年环鄱阳湖区城市群42个城市空间网络联系效率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1）从效率总体比较来看，环鄱阳湖区内的大部分城市处在空间网络联系的生产前沿面上，不在生产前沿面上的城市逐渐向生产前沿面靠近；（2）从效率分解来看，环鄱阳湖城市群空间网络绩效的变化是技术效率和技术水平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技术水平起的作用更为明显；（3）从效率空间差异分布看，环鄱阳湖区城市群空间网络绩效呈现核心区大于边缘区、边缘区大于外围区的规律，而城市群空间网络发展速度呈现外围区最高，核心区次之，边缘区最低的规律     

环鄱阳湖区分区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变化模拟研究

依据水环境约束力的大小,将环鄱阳湖区划分为核心、边缘和外围3个影响区。以该地区2005~2010年间土地利用情况为基准,通过构建CA-Markov-Logistic模型模拟2015年该地区土地利用格局情景,并采用景观格局指数进一步分析3个影响区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变化趋势。研究表明:(1)从土地利用类型变化来看,覆盖环鄱阳湖区约82%土地面积的耕地和林地将有较大幅度的减少,而城建用地所占比重将大幅上升,对环鄱阳湖区的开发在逐渐加快;(2)从土地利用影响力来看,地类分布概率与人口城市化率、生活城市化率以及经济城市化率的空间分布有着一定的相关关系;(3)从模拟结果来看,环鄱阳湖区核心区耕地范围将缩小而水体范围将扩大,边缘区其他建设用地和农村居民点面积增加,外围区水体范围将大幅缩减,土地景观破碎化程度依次从边缘区-外围区-核心区的顺序下降,表明对鄱阳湖保护的作用正在显现,整个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取向更为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