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功能作用、权能划分与制度构建

实行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新一轮改革的基本方向,但如何界定分置后"三权"之间的权利关系并据此进行相关制度构建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从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政策背景和概念内涵入手,重释了农村土地"三权分置"产生的功能价值,并在探讨承包权与经营权权能划分的基础上提出推行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制度构建建议。研究认为: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成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为核心内容,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可实现从要素、主体、制度、价值等四个层面释放出此次农村土改的"改革红利"。从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再分离的功能目的入手,应将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二者的性质界定为用益物权,并将二者的权利内容划分为:土地承包权主要包括占有权、收益权、继承权和退出权,土地经营权主要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据此,在进行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构建时,一个根本前提是立足我国国情和农村实际,并严格坚持一定的基本原则和底线,进而一方面要通过修改调整《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物权法》、《担保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做到赋予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以法律地位、分别设置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的流转规则以及为土地经营权抵押提供法律依据。另一方面要加强有关政策设计与配套,具体包括建立健全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的流转规范机制、构建土地经营权抵押实现机制、建立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利益协调机制、构建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的风险防范机制等。     

耕地生态补偿相关利益群体博弈分析与解决路径

对宏观层面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和微观层面农民与市民之间博弈分析,找出促使均衡结果合理化方案,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博弈论与条件价值法(CVM)。结果表明:①博弈结果难以达成(保护,补偿)协议,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必须依靠中央政府作为媒介进行协商,采取管制与激励相结合的制度安排。②激励的实现通过微观层面利益主体受偿意愿与支付意愿而定,支付不够补偿,中央财政补贴,支付盈余则上缴中央财政,以湖北为例,农民每亩耕地应得到174元补偿,市民每户居民应支付246.6元,中央政府每亩耕地给予农民148.5元补偿。③宏观层面依据微观层面需求意愿与支付意愿的赤字或者盈余,确定区域之间应支付补偿或者获得补偿。研究成果能为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耕地生态补偿标准提供依据,为尽快制定耕地生态补偿机制及政策、实现利益群体福利均衡提供借鉴与参考。     

从《老子指归》到《老子想尔注》修持观的变化探微

《老子指归》与《老子想尔注》不仅均为借《老子》一书阐发自己思想的著作,而且二者间又有着诸多的内在联系。从成书年代上看,前者成书于西汉末年,后者成书于东汉末年,两书的时间跨度不大。从成书地域上看,二者都创作于蜀中的成都地区。因而,后者在阐发自己的思想旨要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借鉴和改造前者的思想。更为重要的是,两者思想旨趣的差异反映了当时道教对道家哲学的改造和自身理论的建构过程。从二者所持修持观的变化的视角,可以明显见出这一改造和建构过程。     

“生态颜值”何以持续转化为“农民财富”?北大核心CSCDCSSCI

面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如何通过生态富民已是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国家战略的重要问题。已有学者对生态产品的概念与分类、实现途径与机制等展开大量研究,文章突破了以往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阐述,主要聚焦可持续视角,采用案例对比的分析方法探讨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核心议题——“生态颜值”何以持续转化为“农民财富”。结果表明:①乡村生态优势可以持续转化为经济优势,但其过程极为不易,且需具备一定的现实条件:稳定的制度供给、社会资本的融入、特定的区位条件以及高水平的服务质量等。②“生态颜值”与“农民财富”之间关键在于打通转化通道,即建立“生产-交换-消费-分配”的转化机制、进而解决“资源变产品”“产品变商品”两大核心问题。③并非所有乡村都能发挥生态优势,只有小部分才能持续实现生态富民,并且诸多实践面临转化机制同质化严重、地方短期行为、利益联结机制不合理等可持续困境。④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要体现差异性与适配性,其转化路径应具有自我可持续性,即资源转化的基础性、利益分配的合理性、制度供给的稳定性等。该研究有助于补充和深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领域的学术积累,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乡村生态富民的“黑箱”,为审慎推动生态富民提供基于案例经验支撑的学理认知。     

城市垃圾处理产业化探讨

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我国城市垃圾问题日益严重。目前，我国城市垃圾处理主要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即资金问题和技术问题。垃圾处理产业化是解决问题的出路，但需政府为其创造良好的投资运营环境，在制度上保证投资商的回报预期。     

基于土地自然与经济双重属性的西部地区人口承载力测算

为明确我国西部土地人口承载力是否能够满足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需要，进而为土地利用规划和人口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依据，在综合考虑土地的自然属性和经济属性基础上，对我国西部地区2020年、2025年、2030年的人口承载力进行测算。采用统计模型分析与灰色预测的方法测算基于土地自然属性即食物生产能力的人口承载力，同时，从土地经济属性的角度，采用基于土地功能的产业活动关联法来测算人口承载力。最后利用短板分析法综合权衡两类基于土地不同属性角度的测算结果，确定西部地区实际的土地人口承载力，并与未来人口数量进行比较。测算结果显示：(1)从总体上看，2020年、2025年、2030年西部地区人口承载力分别是6.50亿人、6.73亿人、6.94亿人，而与之对应的未来人口数量是3.81亿人、3.87亿人、3.92亿人，即西部地区土地能供养的人口数大于未来人口数量；(2)从省级区域分布来看，其中大部分地区能满足未来人口增长的需要，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宁夏、新疆等11省份的土地都能承载各省未来人口的发展，只有青海省人口承载力低于未来人口数量。这表明西部地区整体的土地承载力能满足人口发展所需，但存在区域不协调，青海省土地承载力与人口发展需求尚不匹配。     

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组织学习研究

目前国外对危机管理的研究已经趋于成熟,已经进一步提出了在危机中学习的概念并取得一些进展。而在经历了几次大的危机之后,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公共危机管理。随着危机种类越来越多,发生频率越来越高,政府的公共部门必须要具备组织学习的能力。但是国内对于组织学习研究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延伸还十分有限,我国仅少量学者探讨了学习型政府,对其它类型公共部门的组织学习研究则更为罕见。显然,这种研究的缺失不利于公共组织构建组织学习能力和提高服务水平。未来的国内学习型组织研究需要在公共组领域有所突破,特别是危机情境下的公共组织学习。因此本文以分析文献的方式,借鉴国内外学者对公共危机管理,以及组织学习的研究,希望能为公共部门组织学习的深层探索提供思路。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探析——基于生活满意度视角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当前重大社会问题,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需求与驱动力对于促进其主动市民化,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就是其在城镇就业、定居进而构建并不断提高生活满意程度的过程,因而生活满意度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质驱动力。利用四川省成都市的实地调查数据与实证分析,基于296份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技术,探讨了经济收入、社会福利、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等对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追求平等、发展与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其生活满意程度取决于经济收入、社会福利、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等方面与城市人的横向比较结果。最后提出了就业环境公平化、社会福利均等化及市民化教育等对策建议,从而有利于促进其从经济、社会到心理的城市融入。     

西部地区促进农民工就业的产业选择

金融危机后,西部地区存在大量返乡农民工和就地转移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农民工亟待"就业"与企业亟待"用工"凸显西部地区劳动力市场矛盾和产业结构偏差。西部地区调整产业偏差,进行慎密的产业选择,成为必然。通过构建农民工产业供求模型,对农民工产业流向进行理论分析,表明在区域工业化初期向工业化中期的过渡期以及在工业化中期,重化工业和高端技术产业对资本和技术的偏好,限制了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通过运用比较分析法,考察西部产业选择的宏观与微观条件,透析出西部的资源特点、产业发展现状、城镇化水平、非农产业收入状况、非农产业就业吸纳能力。在理论模型推导和现实社会经济状况分析基础上,提出了产业选择思路和选择结果,即西部地区应重点发展技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加工业、技术—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旅游和旅游服务业和公益事业。     

中国区域间农村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在对理论和经验研究进行述评的基础上,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与居民消费支出之间的Panel Data模型,并运用4大区域农村社会保障与居民消费支出数据(1991-2008年)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转型期农村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程度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具体来说,东部地区的农村社会保障系数为0.262,说明东部地区农村社会保障每增加1%,会促进居民消费支出增加0.262%;中部地区的农村社会保障系数为0.237;东北地区的农村社会保障系数为0.145;西部地区的农村社会保障系数为0.087,可见,东部地区的影响程度最大,西部地区最小。就其他解释变量来说,各地区的人均GDP对其居民消费支出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东部地区的GINI系数对其居民消费支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他地区的GINI系数对其居民消费支出没有影响;东北地区、西部地区的城市化率对其居民消费支出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其他地区的城市化率对其居民消费支出没有影响。这些充分说明不同区域农村居民收入公平性、城市化进程、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也不同。本文还提出了如何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村社会保障,提高中西部贫困农村地区消费支出和生活水平的对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