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种敏感度分布法（SSD）在农药水质基准推导中的应用

水质基准推导方法在水质基准制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物种敏感度分布法是目前国际上常用的基准推导方法,但利用此方法推导水质基准时,可选用的模型很多,但并不是所有的模型都能很好地拟合农药毒性数据集。为了筛选得到拟合优度较好的模型,选取4种典型农药,对采用不同模型拟合物种敏感度分布曲线的结果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sigmoid、Gaussian、Gompertz和exponential growth 4种模型对于农药数据集,无论是在曲线走势、HC5值的合理性还是拟合优度方面的拟合效果都优于其他几种模型。因此,在应用物种敏感度分布法推导农药水质基准时,可以首选上述4种模型进行拟合,然后再从中选出最优模型来确定基准值,从而保证基准值推导的科学性。研究结果可为农药水质基准制定时推导方法的选择提供科学参考。     

不同形态的砷水生生物基准探讨及在辽河流域的初步应用

有毒元素砷在我国各流域分布广泛,主要包括三价和五价两种价态,其毒性差别很大,目前我国缺乏本土的砷水质基准研究,而国外的砷水质基准多以总砷表示,科学性有待商榷.因此,本文分别搜集了三价砷、五价砷和总砷对我国本土水生生物的毒性数据,共获得三价砷12属12种,五价砷18种23属,以及总砷25属29种的合格数据.利用美国环保局推荐的物种敏感度排序法,通过数据分析得出,三价砷的急性和慢性基准阈值分别为84.26μg·L-1和56.55μg·L-1,五价砷的急性和慢性基准阈值分别为1171μg·L-1和633.3μg·L-1,总砷的急性和慢性基准阈值分别为264.4μg·L-1和150.7μg·L-1;总砷的基准阈值与美国现行砷基准值相当,而五价砷基准阈值与三价砷基准阈值体现出数量级的差异,因此,需要分价态考虑砷基准的制定.基于推算的砷基准阈值,用商值法评价了辽河流域枯水期总砷暴露的生态风险.检测结果表明,辽河的总砷暴露浓度范围在2.6~82.4μg·L-1之间,全部位点均无风险,但西辽河段上游支流两点位的砷浓度分别超出三价砷慢性基准阈值的1.20和1.45倍,表明可能存在潜在的砷暴露风险.     

中国典型河湖水体铅的水生生物安全基准与生态风险评价

采用物种敏感度排序法(SSR)对我国铅的淡水水生生物安全基准进行推导,并以太湖为例进行了流域水生生物安全基准推导。对于难以获得的本土生物毒性数据,开展了相应的毒性试验。获得了我国国家与太湖流域铅的水生生物安全基准值,基准最大浓度(CMC)分别为63.92、104.26μg·L-1,基准连续浓度(CCC)分别为1.21、4.06μg·L-1。同时,对我国主要河流以及太湖流域进行了铅的生态风险评价,联合概率曲线法显示影响5%水生生物种类的概率分别为66.22%和43.19%,熵值法则显示中国主要河流存在较大的铅暴露风险,因此,我国铅的潜在生态风险较大,主要河流与太湖流域存在铅污染问题。     

粤桂水源地有机氯农药的污染特征及生态风险

利用固相萃取-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SPE-GC-MS)检测了粤桂水源地7个采样点水样中16种有机氯农药(OCPs)的浓度,分析了研究区OCPs的污染特征;利用BurrⅢ型分布构建了8种OCPs的物种敏感度分布曲线,并计算出不同OCPs对淡水水生生物的HC5(hazardous concentration for 5%species)值,最后应用安全阈值法评价了OCPs对水生生物的生态风险.结果表明,OCPs的浓度在6.64~34.19 ng·L~(-1)之间,平均值为16.76 ng·L~(-1),HCHs和DDTs及其降解产物在污染物中的贡献比例较大.HCHs主要来自家庭杀虫剂中的林丹,DDTs主要来自三氯杀螨醇的污染或历史残留.脊椎动物对OCPs的耐受性高于无脊椎动物,α-硫丹对水生植物和微生物的影响较大,p,p'-DDT对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的影响较大.粤桂水源地OCPs对水生生物没有显著的生态风险,但DDTs和α-硫丹对水生生物存在较高的潜在风险,应加以重视.     

论二倍工资的若干法律问题

二倍工资应作为法律概念使用,但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工资,而是一种法律责任,在符合适用条件的基础上,应当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进行归责,并且依据法律规定应对二倍工资进行种类划分,这有利于二倍工资计算基准的确定及仲裁时效的计算,从而提高法律适用的正确性和公正性。     

新乡市地表水体HCHs和DDTs的分布特征及生态风险评价

为了解新乡市地表水中HCHs和DDTs的分布特征及生态风险,采集新乡市18个地表水样并测定其中HCHs和DDTs的含量,采用概率密度函数重叠面积法和安全阈值法评价了HCHs和DDTs的生态风险.结果表明,新乡市地表水中HCHs和DDTs的质量浓度范围分别为1.28~49.2 ng·L-1和0.42~12.3 ng·L-1,与世界各地的地表水中HCHs和DDTs残留质量浓度相比属于中等污染水平.异构体比值表明HCHs污染的主要来源是林丹的使用,而DDTs的残留来源于工业品DDTs的使用.生态风险评价基于DDD、γ-HCHs和p,p'-DDT的暴露浓度以及相应的毒性数据,概率密度函数重叠面积法和安全阈值法均表明了这3种有机氯农药中DDD的风险最大,其次是γ-HCHs,p,p'-DDT的生态风险最小;安全阈值法进一步表明DDD、γ-HCHs和p,p'-DDT超过影响10%水生生物的概率分别为10.2%、5.94%和0.01%.     

湖泊营养物基准指标优选方法研究

中国目前尚未形成完善的湖泊营养物基准指标优选方法,导致湖泊营养物基准的建立在指标选取上存在较多困难。简单介绍了美国环境保护署利用压力响应关系法选择湖泊营养物基准指标的过程,并以此为基础,根据中国湖泊富营养化的实际情况加以改进,提出了适合中国的湖泊营养物基准指标优选方法。还以某流域湖泊为例,探讨了在探索性数据分析过程中营养物基准指标的选取方法。     

结构转型影响贫富差距的微观机理

收入分配不公是影响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为了从微观视角考察结构转型对贫富差距的影响,本文利用非线性阈值协整理论定量刻画了洛伦兹曲线随产业结构变化而发生变动的特征,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变动,洛伦兹曲线斜率的变化具有非线性的特征,即当产业结构偏离均衡相同大小时,洛伦兹曲线恢复到均衡斜率的速度不同;产业结构的"突变"位置发生在结构转型程度为0.014处,该突变值对洛伦兹曲线斜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且该门槛效应发生在结构转变后的第3期。由此揭示的经济含义为:在结构发生转变的过程中,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果具有滞后性和非对称性的特点,滞后性表现为当结构转型发生之后,洛伦兹曲线在滞后3期才发生明显的非线性变动作用,而非对称性表现为当结构转型发生变动时,我国政府未能兼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收入分配所造成的不利冲击,从而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的程度出现加剧恶化现象。因此,仅仅依靠市场机制对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不大,政府需要控制政策操作力度以及调整要素适应结构转型,从而达到缩小贫富差距的效果。     

基于复杂系统理论的旅游地环境承载力合理阈值量测研究

纵观现有旅游地环境承载力(Tourism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TECC)理论与应用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从不同角度对其概念、量测指标体系及在旅游管理与规划领域的运用进行探讨,其阈值量测则以静态极值为主,且个案居多,表明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研究范式与共同纲领.更为重要的是,TECC阈值研究仅作为概念获得共识,定量分析尤显不足.基于上述原因,本文从复杂系统理论出发,在深入分析TECC与旅游地生命周期之间耦合关系的基础上构建了旅游地动态演化模型,通过引入时空参量探究TECC演化方式及规律性.该研究一方面为探寻TECC理论提供一种新思路,更为重要的是它解决了环境承载力合理阈值量测这一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通过借鉴预警理论构建TECC预警系统可对旅游地演化发展进行警情预测与管理调控,这样一方面可解决现今TECC研究缺乏综合性、系统性、动态性和预警性的现实性问题,另一方面可为旅游地管理规划者制定发展战略提供智力支持.     

盐度作为咸水湖富营养化基准指标的可能性初探

我国咸水湖泊占总湖泊面积的一半,其中部分已呈现富营养化状态.针对咸水湖的典型特征因子--盐度,系统论述了盐度与湖泊初级生产力间的效应关系,相关研究证实,盐度是控制盐水生物群落的主要环境因子,不仅影响着藻体的生长代谢、生理生化成分和氮磷营养盐吸收,而且影响着其蛋白表达、抗氧化酶活性及产毒变化等.因此,建议在研究咸水湖富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