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燃烧源温室气体监测方法研究

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导致大气中温室气体(GHG)的浓度升高,而正确估算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对于制定减排措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以某企业馏份油加氢装置为固定燃烧源,采用现场监测方法计算了该企业2011年GHG的排放因子及排放量,并与利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提供的GHG排放因子所估算出的GHG排放量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采用现场监测方法计算得出的GHG排放量更加准确。     

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CO2排放量量化方法比较

为探究排放因子法与监测法两类量化方法对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CO₂排放源排放量量化的差异和影响因素,采用《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第1部分:发电企业》(下称《核算报告要求》)和《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下称《IPCC指南》)两种排放因子法,以及一种基于红外吸收光谱原理的排放源监测法,对某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CO₂排放源排放量进行4次量化,分别得出监测法、《核算报告要求》以及《IPCC指南》下限值、缺省值和上限值5组量化值.结果表明:① 采用监测法得出的CO₂排放源排放量量化值明显小于两种指南排放因子法量化结果;② 采用《核算报告要求》得出的CO₂排放源排放量量化值介于《IPCC指南》缺省值和下限值的量化值之间;③《核算报告要求》和《IPCC指南》中的天然气排放因子值分别超出此次监测法量化值折算出的天然气排放因子值的22%、19%、23%和28%,证明存在因高估排放因子导致高估CO₂排放量的可能;④ 装置运行负荷率越高,采用排放因子法得出的量化值越趋近于监测法量化值.研究显示,在监测条件良好的情况下,宜采用监测法对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CO₂排放源排放量进行量化,可避免燃料燃烧特性值和装置负荷率对排放因子法量化准确性的干扰,能更好地支撑企业和管理部门的统计量化工作.      

中美气候变化合作的前景及中国对策

美国新一届政府在对华关系中力推气候变化问题有多重意图和目的,但其合作意愿和需求是真实存在的,而意愿和需求能否有效推动真实合作则需要考量。总体而言,针对中美气候变化合作出现的新形势,中国应坚持双边与多边并举,以双边为主的原则。     

压电智能骨料动态拉应力标定试验研究∗

为了监测混凝土内部受拉开裂损伤,提出了混凝土内部拉应力监测压电智能骨料,并对其进行了动态拉应力标定试验研究。首先,制备4个压电智能骨料受拉试件,建立拉应力监测系统;其次,对压电智能骨料施加往复拉应力,标定得到其灵敏度系数;然后,对压电智能骨料试件施加单调荷载直至其受拉破坏,得到其抗拉强度及输出的电压信号,对比了破坏过程的实际与监测荷载。结果表明,往复荷载作用下,SA输出与输入荷载呈良好的线性关系,SA的灵敏度系数一致性较好;单调荷载作用下,各SA抗拉强度均高于混凝土抗拉强度。综上,压电智能骨料有潜力应用于混凝土内部的拉应力监测。     

印度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的立场

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舞台上,印度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角色。在谈判中,印度硬中有软、粗中有细;在维护国家的基本发展权益方面,立场非常鲜明,态度非常坚决;在具体问题上并不乏灵活性,显示了丰富的国际谈判经验。中国与印度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有许多共同的利益和相似的看法,如果能够密切合作,拧成一股绳,在国际谈判中就能使发达国家作出更多的实质性让步。但中印在温室气体人均排放上的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从而导致两国在谈判中的立场差异,中国应对此未雨绸缪。     

中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现状与未来

2007年12月15日,举世瞩目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巴厘岛会议落下帷幕。美国在会议的最后时刻改变立场,使"巴厘岛路线图"得以通过。值得关注的是,次日,美国白宫发表声明,称美国对该路线图表示"严重担心",因为它没有很好地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应将一些主要的发展中国家与最不发达的     

“里约20+”后多边环境协定最新进展

多边环境协定(MEAs)作为全球环境治理实践的主要平台,因承载着全球环境治理的主要平台而受到重视。对MEAs发展趋势的把握,可以在制定国内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对策中占有最大限度的主动权。MEAs的发展呈现出:工业污染控制类MEAs数量增长较快,MEAs之间协同合作加强,政府主导MEAs的运行,NGO对决策影响加强,私营部门的作用受到重视、参与模式在探索中,发展中国家作用凸显,政治影响上升,发展中国家对技术需求日益强烈等趋势。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全球及中国环境治理的影响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经形成了社会、经济与环境三大支柱的格局.根据进程追踪的方法,本文通过回顾环境进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的过程,着重分析环境目标未来15年将对全球与中国环境治理产生的重要影响.在全球环境治理层面的基本结论是:①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性将显著上升.②新型伙伴关系将强化环境非政府组织与市民社会的作用.③未来全球环境治理将形成以数据和指标为驱动的特点.④联合国系统内环境机构的作用将进一步强化,联合国环境署的发展受到关注.⑤环境与气候变化中的资金融资与技术转让渠道将进一步多元化.⑥气候变化问题与其他环境问题将在全球和国家层面深度融合.对中国环境治理的积极影响,体现在:①《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强大动力,并形成倒逼机制;②将显著提升中国公众的环保意识;③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关键性作用提供了难得的着力点;④将使中国的区域合作更加“绿色化”.当然,在新常态的经济形势下,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目标也使得中国环境治理的压力与责任不断增加.同时,《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也存在一系列问题与不足之处:①目标过多且模糊不清,实现难度大.②当前所罗列的一些目标间可能包含潜在的冲突,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与论证.③环境目标缺乏量化的标准.尽管如此,就环境目标而言,《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比千年发展目标更加综合、全面和系统,是当今国际社会应对环境问题集体努力的成果,必须高度重视与研究.     

世界环境七大国:环境外交之比较

世界环境七大国表现出风格各异的环境外交。在国际环境事务中,七大国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发展轨迹不同、侧重点不同、内在动力也不同。德国是领跑者,美国是拖后腿者,中国是积极合作者,但多数时候是被动回应。有差异,也有共同,经济考量是七大国环境外交的基石,合作是七大国环境外交的基调,联合国是七大国环境外交的重要影响因素。比较中知彼知己,中国在21世纪能够对世界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当务之急,中国需要提高环境外交的地位、明确环境外交的思路、落实环境外交的制度与工作。     

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外交面临重大挑战

2007年6月,中国政府发布了备受世界关注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这是中国切实履行《京都议定书》义务的重要步骤。其中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将面临哪些挑战?该方案列举了包括"对中国现有发展模式提出了重大挑战"等在内的七大挑战,却没有提到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其实应对气候变化对中国外交构成的巨大挑战,不容我们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