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主导、市场分割与资源诅咒——中国自然资源禀赋对经济增长作用研究

资源诅咒现象形成的主要机制是,优良的自然资源禀赋通过降低市场制度效率、扭曲经济正常结构和提升市场信息成本三个渠道降低经济系统的投入-产出效率,最终影响长期经济发展水平。这三个机制顺利实现的前提条件是市场行为支配着资源流动结构,而这一条件在我国仍需要检验,政府主导是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显著特征,因此资源禀赋影响经济增长的性质需要在考虑政府作用条件下进行解释。地方政府影响经济具有严格的区域性,因此资源诅咒性质的区域内外是否一致是政府主导经济是否显著的重要表现,基于此本文区分行政区域和经济区域,利用劳动生产率和资源禀赋之间的统计关系来判定我国"资源诅咒"的存在性及其性质,并从经济制度角度对其进行解释。首先,利用Malmquist指数方法对我国2000-2010年省际经济增长的经济效率分解并作为经济增长的质量指标,同时为避免变量的"内生性问题"而采用采矿业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例度量各省的资源丰裕度。控制经济区位后的计量回归结果表明:各省份自然资源对各种经济效率均有正向作用,但是各省份相邻区域的自然资源禀赋对于具体省份经济效率并无影响,经济区位对于各省份技术进步和整体经济效率的影响显著,但对于各省份技术使用效率并不存在显著影响,各省份自身制度效率受资源丰裕度、相邻地区资源丰裕度、经济区位的影响不显著。制度分析表明:政府主导和区域市场分割构成我国经济增长体制环境的典型特征,这种体制中地方政府的效率是决定区域经济增长效率的重要因素。在这种制度环境中,自然资源通过影响地方政府对经济干预力度来影响经济增长效率形成"资源福祉"现象,并且由于地方政府主导经济的区域性和政府之间经济角色的竞争关系性质,这种"资源福祉"被严格限定在行政区域内。     

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环境税效应研究述评

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环境税效应研究改变了早期以完全竞争市场为假设基础的分析,通过引进不完全竞争市场因素而取得了重要进展,使得理论研究进一步贴近经济运行的现实状况,并为各国环境税改革实践提供了诸多有益的政策建议。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环境税效应研究文献可分为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不完全竞争产品市场、不完全信息市场下环境税效应研究三个方面。本文从环境税双重红利概念出发,系统梳理了上述三种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中环境税的环境效应、效率效应、就业效应、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已有的文献表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对环境税的效应具有重要影响,由此对我国即将进行的环境税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我国应充分考虑市场结构中的不完全竞争因素对环境税效应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我国环境税改革应注重对"双重红利"假说的研究与预测;应注重对我国现实市场结构的研究;应充分考量我国现实市场中不完全竞争因素的独特性及其对环境税效应的影响;应针对不同市场结构选择合理适用的研究方法;应更加注重对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市场微观主体的行为研究。     

人力资本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及动态转换实证

迈入经济新常态,农业现代化发展仍然是"新四化"中的薄弱环节与战略焦点。新时期如何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存在诸多争议,现有政策架构设计和任务聚焦虽然将农业现代化提到新的高度,但过多强调物质资本对农业现代化的推动作用,在"四化"同步新时期以及"谁来种粮"困境倒逼下政策效果并不显著,而且随着"四化"同步深化,这种不兼容性可能还会凸显。现实困境与制度背离催促政策调整和路径创新。为此,本研究从人力资本视角探求其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效应及其动态转换性,旨在对这种困境成因给予解答。基于相关量化数据,本文建立普通面板模型和门槛面板模型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省级样本跨期内,人力资本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效应显著为正,且相比其他变量其边际影响系数最大;人力资本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在不同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和不同工业化阶段存在显著的动态转换特征:具体来说,随着人力资本积累深化或者说当人力资本跨越相应"门槛值"后其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强度亦会发生变化,但总体来说呈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从工业化阶段层面来看,随着工业化阶段转变,人力资本作用与地位会愈发凸显,尤其是其跨越第三个门槛值后迈入第四阶段后,其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效应将达到最大。研究不但揭示了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人力资本之谜",也为"四化"同步新时期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和政策调整指引了方向。此外,从控制变量层面来,农业分工、农业结构对农业现代化影响显著为负,农业研发和工业化对农业现代化影响显著为正。最后,文章基于实证结论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城镇化对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差异性影响

以劳动力转移为主要内容的城镇化、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内生变量,文章首次将三者结合起来,将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置于城镇化的分析框架,研究城镇化进程中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相互关系以及城镇化进程对两者的差异性影响。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建立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的误差修正模型及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后发现:城镇化对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城镇化与政府投资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而与民间投资不存在这种关系,城镇化进程中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挤出效应;从城镇化与政府投资关系的动态演化看,城镇化并没有引起政府投资的变化而是相反,因此我国的城镇化推进采取的是政府主导型模式而非市场主导型,作为主要投资主体的政府以大规模财政资金进行固定资产投资进而推动了城镇化进程,政府投资是我国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导因;政府投资对城镇化的推进具有滞后效应,政府投资存在绩效损失。我国现有的城镇化模式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型模式,是我国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在城镇化问题上的延伸,政府政治人的角色决定了其具有不计成本实现施政目标的特性,从长期看,政府投资由于效率低下而应让位于民间投资,当前政府主导型的城镇化模式必须转变为市场主导型模式。为此应界定城镇化推进中政府投资的边界和范围,削弱不符合经济规律的直接干预、全力打造服务性政府,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城镇化投资,并提高城镇化推进中政府投资的效率。     

中国银行业环境责任现状

企业环境责任早已是被广泛关注和讨论的话题.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其环境责任绝不仅仅在于节能节水、无纸化办公等自身运营的"绿色",更重要的是运用其具有的杠杆效应,运用其掌控的利益传导机制,对保护环境发挥积极的作用.     

多元水环境财政保障机制的建立途径

针对现有环保投融资机制难以满足新时期财政管理和流域环境保护需求的现状,从转变政府职能、清理整合专项资金等角度提出构建多元水环境财政保障机制。     

基于贫困识别和精准帮扶的种植业产业效率——来自家庭微观数据的证据

产业帮扶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内容,贫困识别及精准帮扶对扶贫产业效率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基于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534个农户的调研数据,运用经典统计学分析框架检验了贫困识别和精准帮扶后村域之间及农户之间的种植业产业效率差异,并分析了差异形成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1）贫困识别及精准帮扶显著促进了种植业产业效率的提高,贫困村的效率绝对值高于非贫困村,脱贫户的效率绝对值高于贫困户;（2）政策因素是造成贫困村与非贫困村、贫困户与脱贫户之间种植业效率差异显著的关键因素,其中,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及特色种植业对贫困村、脱贫户的影响尤为突出;（3）年龄对贫困地区种植业产业效率的影响呈现“U”型趋势,55~60岁属于产业效率提升的拐点;（4）高中及以上教育水平会促进种植业产业效率的提高,但农户仅具有不等年限的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水平对其效率提升作用不明显。建议继续实施产业帮扶政策并建立绩效考核长效机制,确保贫困人口经济收入的稳步增长,缓解贫困村与非贫困村及贫困户与非贫困户间发展失衡的矛盾;提升贫困地区农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可以提高扶贫产业效率。     

农民工“候鸟式”迁移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重庆市9个主城区的农民工调查北大核心CSCDCSSCI

新型城镇化具有创造潜在内需的持续动力,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关键点为农民工市民化。本研究以重庆市9个主城区868个农民工的调研数据为样本,在分析当前农民工结构、素质及未来发展预期的基础上,从转户意愿、放弃宅基地意愿、在务工地定居意愿3个维度对农民工"候鸟式"迁移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并研究了新老农民工的代际差异。结果表明,农民工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承包地的种植方式、城乡差距、城市打工过程中的居住条件、工作压力等7个因素对其在城乡之间循环流动有重要影响。而宅基地作为农民工最后退路的保障,或因对宅基地的未来收益看涨,大多农民工不愿意放弃宅基地。     

河北省县域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特征

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以河北省142个县域作为研究对象,运用非径向非角度、基于松弛的(slacks-based measures,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全局参比曼奎斯特卢恩伯格(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GML)生产率指数测算2000—2016年河北省县域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采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分析河北省县域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全局和局部空间特征。结果表明:(1)2000—2016年河北省县域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5. 42%,主要依靠绿色前沿技术进步驱动,如考虑环境因素,或可实现农业"波特‘双赢’假说";(2)从地区分布来看,河北省县域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地区不平衡的现象,其中冀北地区增长水平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而冀中与冀南地区增长水平落后于全省平均水平;(3)河北省县域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显著空间相关性,但空间相关性呈减弱趋势;(4)河北省县域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呈明显地理集聚特征,热点区向冀中、冀东南地区扩张,冷点区由冀北"一翼"向冀北"两翼"转移。     

中国水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及收敛性

分析水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空间关联及其收敛性有助于水生态文明协同建设。从水安全、水生态、水环境、水节约、水监管和水文化6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综合采用熵值法综合评价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时空跃迁测度方法和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对2010—2018年中国水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及收敛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中国水生态文明发展水平逐年提升,但水生态、水监管和水文化仍是主要短板;地区发展差异显著,从东往西呈“高—低—中”的分布特征。（2）中国水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呈现显著的正向空间外溢效应和空间格局锁定特征,高高集聚区集中在东部沿海,低低集聚区集中在东北、西北、西南和长江中游地区,后者难以实现向HH型省区的跃迁。（3）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水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均存在α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东部绝对β收敛最快,中部条件β收敛最快,西部绝对和条件β收敛均最慢。（4）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等对水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收敛有显著影响,但存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据此提出具体化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