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税的企业绿色投资效应研究——基于面板分位数回归的实证研究

企业绿色投资有助于我国企业建立良好的社会声誉,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试图从环境税的角度,探讨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投资的边际效应是正向还是负向?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投资效应是否具有异质性?本文运用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2008-2013年的经验数据,用分位数回归的研究方法对环境税的企业绿色投资效应进行了研究。分位数回归方法相比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分位数能够更全面的描述自变量对于因变量的变化范围以及条件分布形状的影响;分位数回归方法与最小二乘法使用残差平方和为最小化的目标函数相比,不易受到极端值的影响,估计结果更为稳健。研究发现: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投资的边际效应为正向并具有异质性,表现在:1从平衡面板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来看,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投资投资额的影响是正向的,换句话说,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随着环境税额的不断提高,企业绿色投资额也会随之提高;2从面板分位数回归的估计结果来看,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投资的边际效应为正向并具有异质性,即低分位企业的环境税绿色投资效应为正,但并不显著;高分位企业的环境税绿色投资效应为正,但呈递减趋势;中间分位企业的环境税绿色投资效应为正,并呈递增趋势。本文研究结果的启示是:1环境税的出台具有积极的意义;2环境税的相关法律制定要注意因企业制宜,考虑企业承担能力的同时兼顾效率和公平。本文研究结果为环境税的出台提供了证据支持、为完善环境税的设计提供了经验证据。     

农业巨灾影响下农民风险态度的行为经济学分析

通过借鉴行为经济学前景理论分析框架，构建了判定农业巨灾风险下农民风险态度的抽象模型。分析表明，面对农业巨灾风险，由于外界环境的不确定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对农业巨灾风险的认知能力不足，有限理性的实现程度偏低。同时，受非贝叶斯法则、代表性法则、锚定效应、从众行为和框架效应等的外界偏差性行为显著干扰的情况下，农民非理性选择很大程度上会主导个体的行为，农民极易出现风险偏好的倾向。     

滨水旅游区环境卫生管理对策

随着国内旅游业的不断发展，游客数量不断增加，2007年的国内旅游更是达到了16亿人次，旅游区的超负荷接待加上对环境卫生管理的疏忽，特别是在滨水旅游区，如滇池、太湖和巢湖等，导致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出现，使之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强化滨水旅游区环境卫生的管理势在必行。     

从学生占座现象到高校教学设施管理

<正>一、占座现象的蔓延和占座行为的不合理性进入11月中旬,随着"考研"日期的临近,许多大高院校的图书馆、自习室等场所中,学生占座现象正呈愈演愈烈之势发展。相当部分高校学子都有过以下亲身经历:为上自习而在人满为患的自习室中苦苦搜寻半天,终于找到了一个空位,然而走近一看,却发现桌面上赫然贴着一张字条,往往上书:"此座已占"或"考研占座,截止至XX年1月研究生考试"等语句,同时桌屉里塞满了字条主人的私人物品。遇到这类情形,低年级学生一般会体谅     

环境约束下中国工业技术进步方向识别及影响因素北大核心CSCDCSSCI

文章将劳动、资本和能源要素纳入有偏技术进步的考虑范围,采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分别对2003—2019年无环境约束、弱环境约束和强环境约束情形下中国工业行业有偏技术进步方向进行测度、识别和比较,利用FGLS模型对影响有偏技术进步的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忽略环境约束会高估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与无环境约束情形相比,弱环境约束与强环境约束情形下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明显较低。②当不存在环境约束时,工业技术进步方向主要表现为劳动节约/资本使用、劳动节约/能源使用和资本使用/能源节约;加入环境约束之后,技术进步方向主要表现为劳动使用/资本节约、劳动节约/能源使用和资本节约/能源使用。③环境约束下工业技术进步方向主要受到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研发强度、对外贸易开放度、人均资本存量和能源生产效率的影响。环境规制对无、弱环境约束的有偏技术进步效应呈现出倒“U”型特征,对强环境约束的有偏技术进步具有正向影响。劳动型FDI阻碍了无、强环境约束的有偏技术进步,而资本型FDI仅对弱环境约束的有偏技术进步产生显著负面影响。研发强度的提升有利于有偏技术进步,而贸易开放和资本深化则阻碍了有偏技术进步。能源生产效率抑制了无环境约束的有偏技术进步,但促进了弱、强环境约束的有偏技术进步。为促进工业绿色技术进步,政府应提高对绿色技术创新的补贴水平,完善和丰富环境约束工具,实施阶段性环境规制政策。     

“十二五”国家环境监管能力建设思路与重点

环境监管能力是环境保护工作开展的重要支撑和保障,"十一五"以来环境监管能力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面对未来日趋严峻的环保形势,"十二五"期间国家环境监管能力建设需求尤为突出。本文从"十二五"环境监管能力建设的阶段特点和需求出发,明确以加强顶层设计、强化协调推进、强调集成效应原则的基本思路,研究提出环境监管各领域建设的重点。     

长江经济带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时空特征及其绿色经济效应

污染治理是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的难点与痛点,而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正是造成长江环境问题的重要诱因。从对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机理出发,采用加权标准差椭圆等方法,识别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份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的时空演化格局并探究其绿色经济效应。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深度弱于全国水平,产业结构朝绿色低碳化转型;长江经济带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地区分异显著,中上游地区污染产能集聚能力较强;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能力在短期内具有抑制作用,但存在长期绿色转型机制,上中下游地区绿色转折速率梯度提升。研究结果可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集聚发展提供借鉴。     

贵州红色旅游资源与乡村旅游资源共生系统研究

选取贵州省1176个红色旅游点、3380个乡村旅游点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协调共生模型、地理加权相关系数、CART决策树模型探究红色旅游资源与乡村旅游资源的共生模式、共生空间格局和共生环境。结果表明：(1)在共生模式上，两大资源的共生协调值较低，共生模式以濒临失调共生及初步失调共生为主，整体呈低水平同步发展特征；(2)在共生空间格局上，两大资源在地理空间上具有圈层分化、集中连片分布特征，呈“一环三区”的共生格局；(3)在共生环境上，两大资源的共生环境受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呈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征，文旅环境是主要共生环境，经济社会共生环境是次要共生环境，而乡村社会环境对共生关系的影响相对较小。     

四生空间视角下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测度与驱动机制研究——基于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实证检验

基于国土“三生空间”最终服务于人全面发展的目标而提出乡村四生空间，构建了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核密度估计、自然断点法方法剖析了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与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上呈“长期上升—短期下降”的变化特征，区域间、省市间发展水平差距存在扩大趋势。(2)长江经济带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表现出“东高西低，北高南低，东西陡峭，南北亦陡”的空间趋势特征，同时出现高水平区在下游集聚、低水平区在上游集聚的空间格局。(3)长江经济带11省市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可划分为稳步提升型、类型维持型和交替变化型三类。(4)基于因子—因素的逻辑，构建了创新水平、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会文化单因素以及双因素协同作为驱动源、四生空间优化作为传导过程的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驱动机制。     

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空间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PROMETHEE法的分析

实现农业现代化，进而解决“三农”问题，关键在于走农业高质量发展道路。借助基于熵值法的PROMETHEE法对中国30个省份2011—2020年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运用标准差椭圆分析法对空间演化特征进行可视化分析，并借助面板Tobit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考察期内，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阶段性增长，呈现“东部断层领先、中部加速追赶、西部持续跟进”的格局，区域间具有收敛态势，但差距仍然较大；(2)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集聚轴由东南—西北转向西南—东北，发展核心区由东部沿海地区逐渐向西南扩张，东部省份形成高高聚集区，西南方向省份发展迅速，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进入“沿海—内陆双轮驱动”的新发展阶段；(3)5个影响因素在全国层面对农业高质量发展正向促进作用均显著为正，其中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在中部显著为正，而在东部为负，能源消耗水平、城镇化水平、社会消费水平分别对东、中、西部影响显著且最强，科技水平对东、中、西部影响较弱且西部略高。基于上述结论，本文从“培育多级增长极+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与“共性路径+个性策略”两个视角提出了促进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