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与规划环评发展方向研究

对城市规划设计人员来说,规划环评并不陌生,它与城市规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将两者进行了对比,对其关联和相互制约进行了探讨。从影响评价的现状出发,对两者的融合思路和方法进行了研究,通过案例说明了融合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旨在促进城市规划的生态化以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浅谈新《环保法》有关环评的规定及影响

新《环保法》已于2015年1月1日起实施,本文对新《环保法》有关环评的法律规定进行了介绍,并分析了其对环评的相关影响。该法除了进一步明确了政府对环保的监督管理职责,加强了企业污染防治责任和环境违法处罚力度,扩展了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渠道,同时也对环评方面做出了一些新的规定,这是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重大发展,是环境保护法治建设的里程碑。     

重金属污染重点防控区综合防控模式与政策分析

《"十二五"规划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实施以来,各个防控区域结合各自重金属污染成因与特点,围绕产业结构调整、清洁生产源头控制、污染物末端治理、环境修复整治等综合防控措施,探讨不同的区域综合整治途径和政策,在实践中形成了五种不同类型的区域防控模式。本文分析了五种防控模式的特点,每种模式以一个典型的防控区域为案例,分析了该防控区实施区域综合防控的做法,从而阐释不同防控模式下不同的策略与政策。     

滇池流域水污染防治财政投资政策绩效评估

滇池流域水污染防治巨额的治理投资尚未带来根本性的水质改善,因此,开展滇池流域水污染防治财政投资政策绩效评估研究,对提高投资资金的效益和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的方法,应用数据包络C2R模型和BC2模型,对2001—2012年滇池流域水污染防治财政投资政策绩效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2001—2012年滇池流域水污染防治投资综合效率值均值为0.708,总体效率水平不是很高,且只有2001年、2006年和2010年DEA有效,DEA无效年份中2011年效率值最低为0.441;影响滇池流域水污染防治投资综合效率的主要因素为城镇污水处理率和滇池综合营养状态指数(外海),同时,工程治理投资和面源污染治理投资存在较多冗余.因此,未来滇池治理可适当调整工程治理和面源污染投资金额,进一步提高城市污水的收集和处理率,以减少污水的排放和降低入湖污染负荷.     

2017年京津冀煤炭消费量将比2012年减少6300万t

<正>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发布的重点地区煤炭消费减量替代管理暂行办法,2017年京津冀煤炭消费量将比2012年减少6300万t.其中,北京市减少1300万t,天津市减少1000万t,河北省减少4000万t.据了解,这次实施煤炭消费减量替代旨在推动淘汰落后产能,减少煤炭消费,并利用优质能源替代煤炭消费,从而减少大气污染,改善空气质量,重点地区还包括山东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和广东省的珠三角地区.     

论雾霾公共政策问题的科学构建

当今雾霾现象的频繁出现关系到公民的环境权、政府的政策创新等系列问题。众所周知,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以整个社会实际境况为依托,科学构建的公共政策对于解决社会中某些层面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运用公共政策问题构建理论去解析当今雾霾现象,分析雾霾问题上升为公共政策问题的过程,如何科学构建雾霾公共政策问题、雾霾公共政策议程如何建立与完善,通过公共政策问题构建理论角度解析雾霾现象,可以为各级政府的环保公共政策制订提供参考样本。     

全国唯一公开发行的环保产业综合性科技期刊 《中国环保产业》(月刊)

◆《中国环保产业》由环境保护部主管、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主办。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务院新闻办审核备案,定为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入选为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统计源期刊、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获首届《CAJ-CD规范》执行优秀期刊。◆《中国环保产业》以"依靠科技进步,发展环保产业"为宗旨,宣传、贯彻国家环保方针、政策、法规,介绍国内外先进的环保技术和产品,交流行业管理经验,沟通市场信息。是读者掌握国家环保政策、法规,了解国内外先进环保技     

新《环保法》的关键词

今年1月1日,被标签为"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正式实施。对于张敏和天能电池集团(安徽)有限公司的九百多名员工来说,他们从新《环保法》中读到最多却是一股暖意。让张敏备感温暖的当属新《环保法》要求建立环境与健康的基本制度。作为一家涉铅的高危行业企业,如今,天能电池集团(安徽)有限公司正将新《环保法》的规定转化为实际行动,为员工进行健康体检已是新常态。     

中国新能源国际高峰论坛在京举行

<正>以"新能源,为新常态带路"为主题的"第九届中国新能源国际高峰论坛"于2015年4月15日在北京举行。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业界人士聚集一堂,共同探讨新能源的发展路径。据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20年全球能源供应增量中2/3将来自新能源,2035年新能源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力。近年来,中国在国家政策扶持和能源结构调整双重作用下,新能源产业发展环境明显好转,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产业层次快速提升。目前中国风电发电总装机及光伏发电新增装机规模均居世界第一。到去年底,中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600     

“竞争申请制”: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与央地关系重构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提出,开启了人类可持续发展领域最宏大的政策实验,也为开展国际视野的比较公共政策研究提供了难得机遇。执行SDGs及国家可持续发展政策需要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关系,而政策试点是协调这一关系的重要政策工具。已有文献对经济政策试点做了较充分的研究,然而对旨在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现有研究尚缺乏成型理论。在复杂央地关系格局下,对于需持续投入成本且成果难以界定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其具有怎样的不同于经济政策试点的机制?此外,众多西方学者将美国作为政策试点研究的制度基础并视其为“民主实验室”。然而,政策试点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不同体制国家中同样存在,并以多样的机制发挥作用。那么,不同国家体制内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又有哪些异同?政策试点影响下中国既有的央地关系发生了怎样的重构?对此,本文基于最典型案例原则,选取中国与美国响应SDGs分别开展的政策试点进行比较研究。笔者识别了不同体制下试点机制的异同,指出中国基于“竞争申请制”开展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强化了中央部委与地方政府间关系,形成了地方官员的可持续发展激励,保障了政策试点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