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转型下可再生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

能源转型和增加可再生能源消费是现阶段各国重要的能源战略。那么,能源转型是否牺牲经济增长?增加可再生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该影响的方向或大小在国家或地区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其背后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本文以可再生能源发展较为领先、面板数据较为完整的欧盟为研究对象,运用面板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可再生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1)能源转型具有经济代价,可再生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存在负向的非线性影响。(2)可再生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当可再生能源补贴高于门槛值、能源消费强度高于门槛值以及人均GDP低于门槛值时,推动可再生能源消费的经济代价更大。(3)目前欧盟推动可再生能源消费具有合适的能源消费强度和经济水平条件,但可再生能源补贴过大,具有一定经济代价。(4)根据门槛值将国家分为低补贴组和高补贴组,两组国家在1990—2014年期间可再生能源消费年均增速并没出现显著差异。其中,可再生能源消费年均增速位居第一和第二的英国与比利时,可再生能源补贴较低且始终没有跨过门槛值;而一直处于高补贴组的荷兰,可再生能源消费年均增速并没超过一直处于低补贴组的比利时、爱尔兰、波兰与英国。可见,具有较高经济代价的补贴并不是推进可再生能源消费的唯一有效手段。     

能源持续利用、环境治理和内生经济增长

能源可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是一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中国经济要保持长期快速增长，就必须维护环境质量。避免能源耗蝎。本文把能源和环境引入生产函数。建立了一个在能源和环境双重约束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借助该模型讨论经济可持续增长和能源持续利用的条件。研究环保投资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分析我国环保投资和能源开发中存在的问题。结果表明：在能源和环境的双重约束下，维持经济可持续增长必须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提高环保投资效率及其对改善环境质量的贡献率，降低能源强度并加大可再生能源开发。因此。只有建立能源节约和再利用的循环经济。依靠技术进步支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我国才能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     

构建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

“三农问题”是关系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问题，其核心是农民收入增长，农民收入增长的关键是构建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农民收入的现状，从制度视角分析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土地制度、税费制度、金融体制、公共品供给体制以硬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中国农民收入增长长效机制的制度框架。     

FDI技术溢出、能源约束与区域创新产出分析

要建立了将区域R&D投入、FDI、能源以及人力资本效率作为生产函数投入要素的内生增长模型,采用我国2004-2009年30个省市的相关面板数据,分析能源约束对区域创新产出和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同时测算能源约束区域创新产出的“增长阻力”的大小及决定增长阻力大小的深层次因素.实证结果表明,FDI仍然是我国区域创新能力提高的重要外部推动力.只是长期以来,在忽略能源约束作用的条件下,FDI对区域创新产出的溢出效应被夸大了.FDI、区域R&D人力投入和区域人力资本效率促进了区域创新产出的增长,而能源限制了区域创新产出的增长.能源所占区域创新产出的份额越低,能源效率提高的速度越快,则能源所带来的“增长阻力”越小.R&D人员投入增长越快,R&D经费投入所占份额越高的地区所面临的来自能源的“增长阻力”越大.此外,人力资本效率作为衡量区域对FDI技术溢出吸收能力的主要指标,影响了FDI对区域创新产出溢出效应的大小.最后,根据研究结论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比较研究

波特假说提出后,引发了大量关于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但是少有文献提及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且较少涉及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非线性作用。本文基于费用型环境规制与投资型环境规制两种类型,利用我国30个省份在2003-2012年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费用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了显著的"挤出效应",排污费的征收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但是并不能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投资型环境规制总体上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了"激励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波特假说"。投资型环境规制通过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风险,增强企业的信心和预期水平,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在三类环境投资中,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对技术创新的正向作用难以确定;而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的技术创新。门限回归分析表明,费用型环境规制与投资型环境规制均存在门限效应,即环境规制程度的不同,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也有所差异。因此,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要考虑不同环境规制政策的效果差异,有所侧重地制定和实施环境规制政策。     

公共产品供给真的能减少中国农村瞬时贫困吗?

公共产品对农村减贫具有一定效应,而农村贫困分为慢性贫困与瞬时贫困两类,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瞬时贫困的效应如何?本文分析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的农村家庭数据发现,中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确实改善了农村贫困状况,但是对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改善效果并不明显。通过分位数回归模型,利用2009年CHNS的1 657个农村家庭数据,实证分析了公共产品供给对不同分位点下的农村家庭和农村贫困家庭瞬时贫困的影响发现:非贫困家庭的存在摊薄了贫困家庭从公共产品中所得的减贫效应,实施瞄准式的精准扶贫必要而且迫切;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贫困家庭瞬时贫困和慢性贫困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第一,通信信息服务显著降低了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和慢性贫困。第二,医疗卫生服务减少了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但对贫困家庭的慢性贫困并没有显著作用。第三,教育和基础设施会提高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同时会增加瞬时贫困成分占总贫困的比重,但会减少陷入慢性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成分。与东部地区相比,通信信息服务对中西部地区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以及教育对中西部地区慢性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都有更好的减贫作用,但是基础设施对中西部地区农村慢性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的减贫作用要低于东部地区。为了有效地降低瞬时贫困:(1)要强化通信信息服务的提供,特别是互联网服务的普及;(2)要加强农村家庭医疗卫生专项供给,提高贫困家庭的医疗报销比例;(3)要强化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供给,特别是农村自来水和排污设施的建设;(4)完善中西部地区的教育,加强对农村贫困家庭的职业技能培训。     

以全域水规划引领“大水经济”的融合发展 ——基于贵州省安龙县的考察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要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要与生态环境相协调。国务院也多次下发治水、兴水系列文件。全域水规划，通过做大做足水文章，以水定发展，以水定产业，以水定规模，以水定空间布局，扬水之长，不断丰富大水经济内涵，实现工业、农业、文化、旅游、大健康、大中医药、大养老等产业的融合发展，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通过分析国家相关治水政策，结合安龙县情及水情、优势及短板，提出以全域水规划引领安龙大水经济的融合发展，向读者展现一个具有示范效应的“安龙模式     

生态资本投资

正我国长期推行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使得生态环境极为脆弱,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严重矛盾,生态环境恶化和自然资源紧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瓶颈。要改善我国生态资源稀缺的现状,维护生态安全,其重要举措之一在于加大对生态资本的投资。什么是生态资本,如何投资,成为当前关键的问题。生态资本的价值在一般意义上的宏观经济学视野中,经济系统是一个孤立系统,交换价值在这个封闭系统的厂商     

中国水资源利用效率区域差异分析

中国水资源问题的核心是利用效率问题。由于区域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水资源利用方式等诸多变量的不同，中国水资源利用效率表现出了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研究探讨水资源利用效率区域差异是解决中国水资源短缺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可能途径。也是建立节水型社会、统筹区域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通过实证研究，我们发现：中国中、西部地区的水资源利用效率收敛趋势明显，而东部地区不存在收敛趋势：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水资源利用效率较高，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水资源利用效率较低。导致中国水资源利用效率存在区域差异的最重要因素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对此，需要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来缩小这种区域差异状况。     

基于纳污红线的河流排污权优化分配模型

实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中必须要建立河流污染物总量控制管理制度，而实行污染物总量控制，首先要确定河流排污权的初始分配方案。结合我国现行流域水功能区划成果，以水功能区作为排污权初始分配主体开展排污权分配研究，提出由河流环境保护部门确定河流总体排污权，首先通过纵向配置将排污权分配给水功能区，然后通过横向配置将初始排污权分配给排污者的一种纵向加横向分配模式。以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和效率为管理目标，并以污染物总量控制、浓度控制、企业生产连续性等为约束条件，建立了河流排污权多目标分配优化模型。最后利用多目标演化算法对算例进行了求解，验证了方法的可行性，且此分配方式所获得的环境节余容量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