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农村居民点景观格局指数的空间粒度效应——以江苏省丰县为例

利用ArcGIS 9.3软件从2009年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成果数据库中提取丰县农村居民点数据作为数据源,采用中心属性值原则得到20种空间粒度下的农村居民点景观格局,借助Fragstats 3.3软件对选取的8个景观指数进行计算,分析农村居民点景观格局的粒度效应并据此确定适宜粒度范围。研究表明:除景观面积指数及景观分离度指数外,其他景观指数的粒度效应较明显,即景观格局对空间粒度的依赖性较强,若避开粒度谈论景观格局意义不大;空间粒度由10m增大到200m,斑块个数、斑块密度、景观形状指数、景观结合度指数、景观聚集度指数均下降,最大斑块指数上升,说明最大斑块的优势度上升,斑块破碎化程度降低,斑块形状趋于规则,景观斑块间连接程度降低且分布趋向分散;综合各个景观指数的第一尺度域,研究确定丰县1∶10 000比例尺精度下农村居民点景观格局分析的适宜粒度范围为50~60m,最佳粒度为60m。     

南京城市景观中聚落增长热点的空间格局与影响因素

城市化进程中景观组成的变化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其变化速率相对较快的区位形成热点。为探索形成景观动态热点的影响因素,以江苏省南京市为研究区,采用2003、2006和2011年3期Landsat TM遥感影像,应用ArcGIS软件的空间数据叠加分析和邻域分析功能在1~3km 3个观测尺度上提取了聚落增长热点,并利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影响热点形成的景观因子。结果表明,不同城市化时期内聚落增长热点的格局特征具有明显差异,空间分布由较为分散趋于相对集中。热点发生概率受到土地利用状况、景观区位和社会经济条件共同作用,且依赖于观测尺度。内部耕地占地率高、聚落占地率低,外围耕地占地率低、聚落占地率高的区域易成为聚落增长的热点区。聚落增长热点多形成于接近建成区和主要道路、耕地和聚落占地率较高、人均GDP较高、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的区域。对于深入理解城市化进程,制定土地管理政策具有参考价值。     

2016—2018年北京城市湿地遥感监测分析

为全面了解北京城市湿地的现状及近年来的动态变化情况，利用高分辨率卫星遥感数据，综合运用GIS技术与景观生态学方法，定量分析了北京市6环内的湿地空间格局。结果表明，北京6环内城市湿地以河流湿地和湖库湿地为主；2016—2018年间湿地面积有所下降，2年间减少了126.58 hm²，主要转化为草地，少量转化为建设用地和林地；由于城市外围的开发建设强度较大，5-6环湿地被侵占面积相对较大，而4环内湿地面积的波动较小；2016—2018年，北京城市湿地的斑块密度增加，平均斑块面积有所减小，表明湿地斑块随时间变化呈破碎化的趋势，且从城市中心向城市边缘，湿地斑块的破碎化程度增强。     

基于LUR模型探究城市景观格局对PM2.5浓度的影响——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空气污染问题已成为中国最主要城市问题之一，严重影响公众健康。当前微观尺度下空气监测点周围景观格局对PM25浓度影响的研究较少，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选取地形、污染源、人口、道路交通、土地利用与城市景观格局6大类预测变量，其中城市景观格局选取边缘密度、连续度、形状指数、斑块平均面积、蔓延度、均匀度指数7个景观指数，运用逐步线性回归模型，探究城市景观格局对PM25浓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所选取的土地景观格局指数可以解释研究区PM25浓度的732%的变异，模型拟合较好；（2）影响PM25浓度的土地利用类型包括建设用地、林地、草地与水体。微观尺度下城市各类型景观格局中连续度和形状指数对PM25影响显著，建设用地连续度越高，分布越集聚，PM25浓度越高；水体形状指数越小，形状越简单规则，越易降低PM25浓度；（3）城市整体景观格局中，景观聚集程度与景观多样性等因素对PM25浓度产生重要影响。减少景观内各类型斑块的离散分布，使各景观类型均匀分布于整体景观内，有助于降低PM25浓度。研究结果可为未来大气防治与城市规划提供参考依据。〖HJ1〗〖HJ〗〖JP+1〗     

基于景观格局演变的流域生态风险评价与管控——以贵州赤水河流域为例

以岩溶地区典型流域——赤水河流域为研究对象,以2000、2005、2008、2013年4期遥感数据为基础,结合Arc Map的空间分析功能,对流域景观格局演变过程进行分析,构建流域生态风险评价体系与管控措施。研究表明:2000~2013年赤水河流域无风险区、潜在风险区、轻度风险区分别由1.66、2.95、75.41 km~2上升至5.63、21.81、115.45 km~2,而中度、重度风险区却分别下降了35.6和40.27 km~2;历年生态风险演变格局为以城乡建设用地为中心,生态风险由轻度、中度、重度向潜在或无风险区过渡,轻度、中度、重度主要以点状扩散或增加,潜在及无风险区则连片分布于农田区和山地丘陵区;基于不同生态风险区的风险源管控对策,对建立流域生态风险预警机制、降低流域生态环境风险、维护流域生态服务功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长三角快速城市化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以嘉兴市为例

基于浙江省嘉兴市1979~2012年的土地利用数据,评估了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析了30多年来嘉兴市土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动态变化及其对土地利用变化和景观格局变化的响应。结果表明:(1)1979~2012年,嘉兴市建设用地面积变化最大,增加了136.6%,相应的耕地面积减少了15.5%。(2)1979~2012年,嘉兴市景观破碎度指数从0.6531上升到0.8762,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耕地景观破碎度指数不断增加、聚集度指数减小。(3)1979~2012年,嘉兴市的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减少了14.7%,2000~2012年嘉兴市总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减少尤为显著,生态系统各单项服务价值整体也呈现下降趋势,耕地为嘉兴市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占嘉兴市总生态系统服务的70%以上。(4)运用相关分析方法对嘉兴市土地利用类型和景观格局对土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分析表明,耕地和水域与生态服务价值呈正相关,而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与生态服务价值呈负相关;景观多样性指数(SHDI)和耕地破碎度指数与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差异化乡村振兴路径下村域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及其驱动归因——以重庆市江津区两个村为例

探究差异化乡村振兴路径下村域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及其驱动机制，对于优化土地利用格局和制定乡村振兴路径有重要意义。以长江流域浅丘河谷区2个地形地貌相似、历史发展情况接近、乡村振兴路径迥异的行政村——芳阴村和横山村为例，基于无人机航测和多期Google Earth卫星影像，从土地利用转移、核心用地扩张模式、像元级地块属性和边界二值变化等视角综合探讨了两村在2017～2021年的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并引入地理探测器模型，从自然、社会经济、政策因素等多个方面定量归因。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两村均经历了较为剧烈的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以蔓延式的园地扩张为主，最后芳阴村和横山村分别形成了农旅融合型和农林复合型的发展格局，并且芳阴村的土地利用变化过程较横山村更具多样性和均衡性。(2)像元层面上，芳阴村的地块属性和边界变化均较为剧烈，且二者在超50%的村域范围内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而横山村仅地块属性变化较为明显，地块边界变化度整体低于芳阴村。(3)村域土地利用变化受到自然、社会经济和政策多重因素的交互影响，不同乡村振兴路径下村域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类型和驱动解释力度存在差异，对于有明确政策区划驱动的芳阴...     

大亮子河国家森林公园

正大亮子河国家森林公园位于黑龙江省东部小兴安岭南麓汤原县大亮子河红松母树林场境内,总面积7 171 hm~2,始建于1987年,1992年经林业部批准为国家级森林公园,是国内建园最早的国家级森林公园之一,是以红松原始林景观为主体的天然生态旅游地,展现出古木奇伟、森林广奥、山石奇特、山水清幽,四季景象丰富多彩,自然风光隽美怡人的景观特色,被誉为"兴安明珠,三江翡翠"。公园内有驰     

基于MSPA与MCR模型的余江县生态网络构建基于MSPA与MCR模型的余江县生态网络构建

在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导致城市生态斑块日益减少，生态环境问题正在逐年增加，构建生态网络是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与服务功能的有效方法之一。以余江县为研究区，采用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MSPA)方法和景观指数法，提取对生态网络具有重要意义的生态源地，并基于MCR模型构建综合阻力面，采用最小成本路径方法生成潜在廊道，再基于重力模型、中介中心度等对关键廊道及踏脚石斑块进行识别并提取，从而构建研究区潜在生态网络。结果表明：MSPA方法能够与MCR模型有机的结合，通过定量的分析识别出研究区潜在生态廊道，并根据斑块的中介作用选定踏脚石斑块，明确研究区景观要素的保护优先度，将景观中的潜在生态源地及廊道作为生态网络构建的主要依据，能够更加科学地为余江县生态网络的构建提供指导，同时也可为其他区域提供参考。     

河北廊坊拟建占地7.33万hm~2森林湿地生态走廊

<正>2014年以来,河北廊坊市积极谋划在南部地势低洼的霸州市、文安县、大城县3县市建设京南森林湿地生态走廊,以改善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据廊坊市水务、林业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霸州市、文安县、大城县3地地处京津冀城市群腹地,位于廊坊市南部华北平原相对低洼部位,河流、沟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