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湖泊水域利用转变及其碳排放影响

考虑到湖泊水域面积与土地面积的相互变迁进程,以及土地利用变化已成为仅次于化石能源燃烧的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源的客观现实,首次尝试分析特定区域湖泊水域的变化以及间接产生的碳源碳汇影响。根据2005、2010和2015年遥感影像获取武汉市湖泊水域利用转变的数据,采用国际通用的土地碳排放测算模型,评估武汉市湖泊水域转变为4类用地产生的碳排放量及碳强度变化情况。研究显示:(1)2005～2015年武汉市湖泊水域面积整体减少超10 km~2,且2010年后呈现加速萎缩趋势, 2010～2015年的减少值约为2005～2010年减少值的2.04倍;(2)虽然部分耕地、林地和草地转化为湖泊导致湖泊水域的增加,但湖泊大面积转变为建设用地导致水域面积的显著较少;(3)从碳排放总量来看,变动面积区域内呈碳源区,后5年碳源值是前5年的1.45倍;前后5年湖泊水域变化的碳排放强度分别为0.03和0.04 t/km~2,碳排放强度明显增加。针对武汉市湖泊水域利用的现实状况,提出把"山水林田湖草"放到统一的管理机制中进行考虑、规范土地资源利用、限制建设用地过度扩张等措施。     

长江经济带农业用水全局技术效率的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全局DEA方法测算了1997~2015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农业用水全局技术效率，并运用 Moran’s I 指数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农业用水效率的空间关联度和空间效应。研究表明：(1）长江经济带农业用水全局技术效率表现出整体稳定上升但地区间不平衡的特征，且地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空间自相关；(2）空间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地区之间农业用水全局技术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本地农业用水效率不仅受到邻接地区的影响，还会受到非邻接地区的影响；除了地理因素之外，经济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相近也有利于地区间农业用水主体相互学习高效率的用水模式，从而引发农业用水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促进整体农业用水效率的提升；（3)总用水量中农业用水量所占的比例高，会使得农业用水效率显著降低；水利设施建设以及农业机械化程度都会对农业用水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     

基于模糊优选和CRITIC法的电力碳排放权区域初始分配——以华东电网区域为例

为科学、合理分配电力行业碳排放权,文章综合考虑公平、效率和可持续发展原则,构建了电力碳排放权分配体系,并利用CRITIC法确定指标权重,运用模糊优选法计算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比例,结果表明: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电耗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公平原则下的电力碳排放量、电力能源消费总量和火力发电量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碳排放量问题是复杂的系统问题,碳排放权初始分配要综合考虑公平性原则、效率性原则和可持续原则。最后,为达到和谐稳定的碳排放权分配方案,希望在以后的研究中加强和谐型评判与改进方法。     

水污染治理的微分博弈及策略研究

随着水污染态势的日益加剧,急需改变原有的政府考核机制,树立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政绩观。在生态文明考核的视角下,考虑到河流中污染量变化影响,本文构建了基于连续时间的政府与企业水污染治理微分博弈模型,并获得了一组反馈纳什均衡解,得出了相对于生态文明环保政绩考核重要性的企业污染物产量下降梯度和政府治污努力上升梯度。分析表明:企业的均衡污染物产量与生态文明环保政绩考核重要性水平负相关;政府的均衡治污努力与生态文明环保政绩考核重要性水平正相关;企业的均衡污染物产量与单位排污费负相关;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减排成本,加大对不法排污企业的处罚力度,均可提高控污效果;制定合理的地方政府生态文明环保政绩奖惩制度,可提高其治污努力程度。此外,本文还运用数值仿真,验证了生态文明环保政绩考核的重要性水平与企业的污染物产量和政府的治污努力的关系。最后提出有效解决河流污染问题的相关对策措施:从考核的分配公平维度、程序公平维度和互动公平维度来构建合理的生态文明环保政绩考核机制,并提高生态文明指标在政府政绩考核中的权重;构建合理的生态文明环保政绩奖惩机制,该机制与地方政府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挂钩,也与官员的个人利益、地方政府利益和部门利益、政府组织的整体利益挂钩;建立企业排污行为奖惩机制,包括对企业超标排放的处罚和对积极实行减排技术创新、清洁生产企业的奖励,制定合理的排污费的收取标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减排成本;提高政府环境保护工作能力,降低政府的治污工程成本和管理成本。     

中国二元经济中水资源流转模式研究

农业用水效率低下及水资源在工农业两部门间的结构性短缺将成为我国经济转型中面临的主要资源问题之一。如何优化配置水资源,实现工农业两部门的"双赢"是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文章基于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对二元经济结构体制下水资源流转过程进行系统性的经济学阐述,进而得出水资源在工农业两部门中的流转是从无限供给状态到体现稀缺性的过程。并结合1949-2009年中国水资源的利用情况,对中国水资源在两部门经济中的流转进行了阶段识别和趋势研究,即"余水"流转、"低效水"流转和"竞争性用水"流转,从而为水资源流转的实际操作提供了学理性解释,并据此提出通过建设引水工程基础设施、完善用水额度和税费标准法律规范,健全水资源流转的农业补偿机制和加强农业生产部门节水意识宣传,以完善我国水资源流转制度的相应对策建议。     

湖域工业初始排污权纳什议价模型研究——以江苏省太湖流域纺织行业为例

针对湖域工业初始排污权定价问题,文章从多利益相关者合作视角出发,结合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利用合作博弈理论构建了基于多利益相关者合作的湖域工业初始排污权纳什议价(Nash-Bargaining)定价模型。即在满足湖域水环境排污权总量控制及区域产业规划调整方案的前提下,通过政府主体与行业主体之间考虑议价能力系数λ影响的Nash-Bargaining,求解符合价格约束的行业初始排污权价格的最大满意解。其中,价格约束通过求解行业治污成本函数的Aumann-Shapley值给出。并以江苏省太湖流域纺织染整行业为例,针对湖域工业点源氨氮初始排污权定价问题,对比分析了Nash-Bargaining定价模型与江苏省太湖流域现行氨氮类资源价格,结果表明:议价能力系数λ对Nash-Bargaining定价模型影响显著,λ的合理区间为0.5≤λ≤0.7,现行氨氮初始排污权价格对应于0.3<λ<0.4时的情况,不利于初始排污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现行氨氮初始排污权价格的标准化系数ξ=0.91,以λ=0.6时的价格为例,Nash-Bargaining定价模型所给出的价格的标准化指数ξ=0.85,具有比现行价格更强的资源补偿性能,考虑到太湖流域污染现状,Nash-Bargaining定价模型所得价格可行性更强。因此,建议适当调高氨氮初始排污权价格。     

“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分析——来自印度经济增长模式的启示

本文以印度经济增长模式为例,以竞争优势理论为分析框架,研究了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的内涵、生成机制与优劣势。研究表明,"基础设施薄弱、精英人才涌现"的资源禀赋结构、社会内部消费需求拉动、相关产业支撑、龙头企业带动、自由化的政策改革环境以及技术进步推动,促进了印度"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的生成。基于此,通过中印两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比较,指出"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具有资源环境友好特征、能借助服务业的发展反向刺激工业发展等优势;并揭示了"跨工业化"增长模式的劣势,即难以提高就业率、服务业持续发展缺乏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支撑等。鉴于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工业发展面临资源与环境高消耗的困境,我国应借鉴印度经验,培养服务业人才队伍、提高社会消费需求、优化服务业产业结构、培育服务业龙头企业、加快服务业自由化改革、提高服务业创新能力,以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增强服务业对工业的反哺效应,保障我国工业化进程在"资源与环境双约束下"又快又好地和谐推进。     

基于奖优罚劣的省区初始水权优化配置

针对我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要求,研究省区初始水权优化配置模型。首先,基于流域经济效益、省区排污权协调性等建立目标函数,根据流域排污总量构建约束条件,建立多目标省区初始排污权免费分配模型;其次,将排污权嵌入初始水量权配置中,根据奖优罚劣机制构建省区初始水权配置模型;最后,以太湖流域为研究背景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太湖流域规划年2030年在75%来水频率下,基于流域可分配初始水权总量为363.3亿m~3和排污量为54.46亿m~3的限制,江苏、浙江和上海初始水权配置量分别为135.19亿m~3,129.21亿m~3和98.89亿m~3。本文的模型通过奖优罚劣函数,把超标或未超标排污的外部性内化到水量分配上,实现了水量权与排污权分配的统一,可为其它流域开展同类研究提供借鉴。     

安徽省用水网络管理与关键区域界定

基于2005~2016年安徽省16个城市的用水量数据，利用社会网络分析（SNA）方法刻画了区域用水空间关联的网络结构特征，并进一步对水资源管理重点区域进行了筛选。研究发现：安徽省域内的用水联系紧密，不存在孤立的城市节点，样本考察期内，区域用水空间关联的网络密度有所下降，但呈现为等级森严的网络结构；个体网络特征表现出明显的“极化效应”和“马太效应”，合肥、马鞍山和芜湖具有较高的度数中心度、中间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处于网络中的核心位置，主导着关联网络中水资源的流动和溢出；目前安徽省区域用水网络处于多核心阶段，且由初期的合肥和马鞍山-芜湖-铜陵双核驱动模式逐步演变成以阜阳、合肥和马鞍山-芜湖-铜陵为三大增长极的空间稳定格局。     

水土匹配、空间效应及区域农业经济增长——基于中国2003-2013的经验分析

水资源和土地资源是非常重要的自然资源,是农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要素。水资源与土地资源的合理匹配能够促进区域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从而促进区域农业经济发展。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同时也存在水资源与土地资源短缺的问题。本文结合我国农业水土资源自然禀赋与实际利用情况,首先利用中国2003-2013年的分省数据,选取单位耕地面积的广义农业水资源量测度方法和当量系数描述了我国农业水土资源匹配的现实,发现我国农业水资源与土地资源在空间上匹配程度不高,农业生产受到水土资源约束较强,农业水土资源的形成区域与消耗区域在空间上不相匹配;然后,在邻接权重矩阵下采用Moran’s I指数验证我国区域农业经济增长的空间关联性,结果显示我国各省农业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关系,呈现出高度的集聚性和非均质性。为避免估计结果有偏,本文在此基础上采用空间计量建模及估计方法,加入农业生产人、财、物等控制变量,测度水土匹配度对区域农业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水土匹配度对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的区域内和区域间的溢出效应都显著为正,总体上水土匹配度对区域农业经济发展具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即水土匹配度对本地区农业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同时,由于相邻区域的水土资源自然禀赋条件类似,而且农业生产中存在"示范效应"和"模仿效应",水土匹配度对相邻地区农业经济增长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采取相关措施优化农业水土资源匹配关系,对促进我国区域农业经济增长,保障我国粮食安全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