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生计框架下农户气候变化适应能力研究

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利用江苏,山东,四川,福建,江西5省754个样本的实际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的probit回归模型和养殖利润方程,从农户方面分析了当期的养殖利润,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的相互影响关系。分析结果表明,当期的养殖利润对生计策略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养殖户采取应对策略具有滞后性;物质资本中的通用型资产,金融资本中的消费类资产对生计策略的影响为负,通用型资本的增加意味着养殖户的转移成本较小;消费类资产越多,农户可用于应对的风险的资金越少,因此这两者都会减少养殖户对生计策略的选择。而物质资本中与气象风险相关的专用型资本、金融资本中的储蓄类资产、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为正;专用型资本越多,农户的沉淀成本越多;而储蓄类资产、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增加,农户应对风险的资源增加,故上述生计资本的增多会使得农户的适应性能力增强。而生计策略对当期养殖利润的影响受养殖规模的影响。因此要想提高农户在气候变化下的适应能力,政府就必须加强对其专用型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补贴,提高农户的受教育水平以及对规模化的养殖场进行政策补贴,税收减免等政策支持。     

生计资本异质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以武汉城市郊区的516户农民为例

以武汉市城郊江夏区和蔡甸区的516户农民家庭为实证,运用logistic和分位数回归模型探索家庭生计资本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及阈值。结果表明:(1)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与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呈显著正向相关,家庭农地资源禀赋、机耕能力、社会资源禀赋及经营能力的信任程度等与农地转出行为负向相关。相反,自然资源禀赋及农业机械投入对农户土地转入行为的正向影响显著,而家庭融资能力则对农户转入行为呈显著的负向影响。(2)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存在影响阈值的仅有韧性指数。当农户家庭韧性指数≤2时,随韧性指数增强农户农地转出倾向愈强;家庭韧性指数≥3时,农户农地转出倾向随指数增强而弱化。该研究从农户微观个体视角探索生计资本异质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为针对农户家庭需求制定差别化的农地流转政策、有效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供建议参考。     

农户生计资本、家庭要素流动与农地流转参与

农地流转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从农户农地流转的内源与外源式约束出发,分析农户生计资本与要素流动决策对农地流转参与的影响,利用CFPS调查数据采用MVP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生计资本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以及其他生计要素配置行为对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1)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与金融资本能够促进农地转入,抑制农地转出;人力资本会促进农户转出土地,抑制农地转入;社会资本对农地转入与转出均有正向影响.(2)自然与物质资本会抑制劳动力转移,而人力、金融与社会资本均促进农户劳动力转移;自然与社会资本抑制农户购买机械服务,而人力、物质与金融资本会促进农户购买机械服务.(3)农户农地流转行为除了受到自身生计资本的约束外,还受到家庭其他生计要素配置行为的影响,农户劳动力转移会促进农户转出农地,抑制农地转入;农户购买机械化服务会抑制农地转出,促进农户转入.最后,从健全农地流转管理服务体系,提高农户生计资本,完善相关要素市场等方面提出政策启示,以提高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     

我国水务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探讨

我国的水务市场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本土水务企业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本文通过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理论的梳理,结合我国特殊国情和发达国家水务企业的发展经验,对我国水务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成进行了探讨,并指出在现阶段,水务企业的运营与服务能力、各类资源的整合能力、技术创新能力以及政策与市场的应变能力是决定水务企业竞争优势的主要构成要素。     

我国农村室内空气污染干预状况综述

概述了1994-2006年国内外对我国农村室内空气污染干预的研究成果,从中总结了改炉改灶、健康教育与行为干预、开发和使用清洁能源、社会动员等4项干预措施.其中,使用改良炉灶和清洁能源可直接而有效地改善室内空气质量; 健康教育、行为干预与社会动员通过帮助人们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达到改善室内空气质量的目的,这些措施在我国农村室内空气污染干预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建议结合我国各地实际,采用综合干预措施控制农村室内空气污染.     

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空间效应及机制

乡村旅游发展对实现生计可持续、促进城乡和区域共同富裕能够发挥建构性和工具性作用。选择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样本,采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检验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等研究方法,从整体与区域视角分析了中国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和农村可持续生计在时间上表现出高值省域的优势锁定,且均呈现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空间分异格局,在空间上二者之间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与关联特征;乡村旅游发展能够通过内外部响应双重作用机制发挥其对传统生计替代效应的适应性,扩大增权效应、增强内源性发展动力实现本地区农村生计可持续,并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带动邻接地区农村生计可持续发展;乡村旅游发展在生计脆弱性、生计资本、生计恢复力和生计结果的多维要素作用下影响农村可持续生计,呈现出直接效应“由西部向中部和东部递减”、空间溢出效应“由中部向西部和东部递减”的区域异质性。     

浅述职业紧张对员工健康的影响及干预策略

随着医学模式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心理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日益加重。文章探讨职业紧张与健康的关系及其可能会给作业员工健康造成的损害和相关干预措施。得出:职业紧张对健康的影响是较长时间内过大的压力所表现出来的累积性反应,其发展过程是缓慢和渐进的,可能会出现高血压、冠心病、中风、睡眠障碍等症状,在日常工作中,有必要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其最基本的办法是干预生产活动中的紧张因素,提高作业员工的控制和适应能力,最终达到良性循环。     

关于大学心理干预机制的改进建议

抑郁、休学、伤人、自然……大学生心理健康已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近年来，许多学者针对大学生的心理防线问题开展了研究。     

旅游生态环境成本的内生化研究

在实践领域.旅游产业生态化的企业运作根本动因在于对成本的约束,因此,对生态环境进行内生化的成本核算处理是旅游企业实施生态化的基本判据.本文首先研究将人类劳动向生态系统延伸而形成的生态经济价值理论.建立旅游生态环境成本与旅游生态经济价值的对应关系,将生态环境成本与经济价值、人类劳动关系结合起来,从而为建立生态环境成本内生化模型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次,以外部成本效应理论为研究起点,论证并分析出通过税费手段摊派外部环境成本的缺陷,建立了旅游产业生态化过程中环境成本低代价内生化应用模型;最后,根据产权理论,总结出政府为旅游产业生态化的战略发展进行必要干预和调控的具体思路.     

政府减贫行为的动态效应——中国农村减贫问题的SVAR模型实证分析(1990-2008)

脱贫人口返贫率偏高是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客观现实要求我们,应该仔细考察农村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对政府干预行为的跨期响应,从而动态地而不是静态地评价政府减贫行为绩效.本文将普惠式的农村农业发展政策与扶贫政策一起纳入减贫分析框架,构建一个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模型,以弥补现有文献用多变量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单方程模型回归分析的局限,从SVAR模型中获得结构冲击响应函数,动态地评价政府行为的减贫效应.实证分析表明,目前的政府行为,无论是普惠式的农村农业发展政策,还是瞄准贫困人口的扶贫政策,对农村贫困的政策干预都没有形成持久的影响,冲击响应衰减很快.为了降低脱贫人口返贫率,政府减贫政策的目标应定位于提升贫困人口的自身发展能力,扩展贫困人口参与经济增长的机会,使经济增长成为他们获取稳定收益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