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当地人能动性，走出农村环保困局

简单化的政策、软弱的地方社会和强大的外部力量共同的作用成为农村环境恶化的根源之所在。传统的由外而内的环保视角和由上而下的环保监管模式，令当地民众成了环保的对象而不是主体，农村沦为城市的附庸，地方环保、农村环保陷入困境。如何下放管理权限，形成环境保护中的分权治理？如何转变地方政府环保监督机制，将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更多地纳入到当地人的评价和监督下，迫使他们更多地关注当地的长远利益？这一切之变的关键是，依赖当地人，发挥当地人自主的能动性。     

实施新《环保法》:“敢用”、“能用”与“会用”——2014年全国环境政策法制工作研讨会侧记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2014年4月24日,新修订的《环保法》正式通过,并将于2015年1月1日开始实施,这将对推动国家绿色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产生深远影响。为了做好实施前的准备工作,2014年5月,环保部发布了宣传贯彻新《环保法》的通知,举办了多场宣传讲座;2014年7月,环保部印发了《落实新〈环境保护法〉任务分工及进度安排表》,提出拟开展的54项工作内容及其责任部门、完成时间要求。各地环保部门也在通过多种形式进行新《环保法》的宣传贯彻活动,取得了积极效果。     

什么是污染物排放标准

污染物排放标准是指为了实现环境质量标准目标，结合技术、经济条件和环境特点，对排人环境的污染物或有害因素的控制所做出的规定。污染物排放标准分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两级。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由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和国家经济技术条件制定，适用于全国范围。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国家污染的排放标准中未做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     

劳务派遣行政监管立法探讨

目前,我国还缺乏对劳务派遣的国家层面的立法规制,但天津市、吉林省、广东省等地已经出现了相关的地方立法,都加强了对劳务派遣机构成立时和对劳务派遣业务的监管。结合三地立法经验,建议在国家层次的立法中,建立工商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的通报制度,并应严格限定派遣员工比例,以及慎用备用金制度。     

我国地方课程发展研究30年

从1985年至2014年,我国地方课程走过了30年发展历程。其间,学界的理论探讨、政府的管理规范和教育实践的实施都在发展中渐臻完善。地方课程已经成为我国基础教育课程内容必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从地方课程的理论、政策、实践三个层面进行梳理,试图对30年地方课程内涵的发展变化作个归纳。     

地方推进高职教育考试招生改革的动力与措施

高职教育有着自己的特点,其入学考试应采取相应的形式。根据《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精神,各地对高职教育考试招生进行了改革试验,有成功也有失败。为了促进改革取得更大成效,各地方应增强来自内外部的改革动力,克服阻力,采取有力措施,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余中平甘做环保宣教的“铺路石”

近年来，在他和同事的共同努力下，杭州已初步形成了覆盖各层面的环境教育体系和富有地方特色的环境教育模式。     

构建长效机制

菏泽市是山东省西部的一个农业大市，位于苏鲁豫皖4省交界处，辖八县一区和一个省级经济开发区，人口905万，面积1万2239km^2。2007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659．91亿元和42．11亿元，比2006年平均分别增长17．1％和40．2％。     

我国小煤矿关而不死现象的制度变迁分析（下）

制度变迁主体的利益博弈分析 我国从1982年开始对小煤矿采取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实际上是一场深刻的制度变迁。在这一过程中主要涉及4个利益主体，即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小煤矿矿主和小煤矿从业人员。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分析，实际上就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小煤矿矿主3个利益主体能真正影响制度变迁的方向和过程，而小煤矿从业人员由于首要的是解决基本生存问题，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缺乏话语权，对任何制度安排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     

我国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政策演进与展望

我国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笔者认为，在试点推行的过程中，地方政策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值得怀疑，地方政策的差异性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市场竞争的不公平，而国家层面法律规范的缺失是目前乱象的主因；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的理想模式是保证金加基金的模式，这种点对点的模式市场导向更明确，激励机制更有效，与行政许可的结合也可以更好地达到事前预防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