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理工大学安全科学与工程学科

河南理工大学安全科学与工程学科始建于20世纪60年代,于1960年开始招收地下采煤专业通风专门化本科生,1982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2003年获安全技术及工程博士学位授权点,2011年获安全科学与工程一级博士授权点,2012年获安全科学与工程一级博士后流动站。该学科于1996年被评为河南省重点学科,2000年被评为河南省一类重点学科。在2012年全国第三轮学科评估中,我校安全科学与工程学科位列第5。     

通用电气风险评估模式在我国中小企业干预中的应用及效果评估

为提高对职业危害的识别和控制能力,采用跨国企业风险评估模式帮助我国中小企业改善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选用通用电气环境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中的11个相关元素作为评估工具,对企业开展干预,并评估效果。结果表明,干预效果较好,工人接触有害物质的水平明显降低,个体防护用品使用率和正确使用率有较大提高,职业危害风险评估符合率有明显提高。应用风险评估模式干预的示范企业,职业卫生现状得到有效改善,为企业管理提供了借鉴。     

全国唯一公开发行的环保产业综合性科技期刊 《中国环保产业》(月刊)

◆《中国环保产业》由环境保护部主管、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主办。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务院新闻办审核备案,定为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入选为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统计源期刊、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获首届《CAJ-CD规范》执行优秀期刊。◆《中国环保产业》以"依靠科技进步,发展环保产业"为宗旨,宣传、贯彻国家环保方针、政策、法规,介绍国内外先进的环保技术和产品,交流行业管理经验,沟通市场信息。是读者掌握国家环保政策、法规,了解国内外先进环保技     

浅议青海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经济价值评价

文章使用青海省生态环境10a变化(2000~2010年)遥感调查与评估项目下发的2000年和2010年土壤保持、防风固沙、水文调节和净初级生产力等生态系统质量和功能数据,采用间接评价方法,估算了全省2000年和2010年土壤保持等五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总价值量分别为67 586 992.04万元和76 515 857.09万元,表征了青海省生态系统巨大的服务功能经济价值。     

海洋石油工程清洁生产评估方法研究

从资源能源利用、废弃物产生、废弃物回收利用、污染物处理、环境管理效果和环境响应情况着手,建立了包括6个一级指标、29个二级指标的海洋石油工程清洁生产评估指标体系;研究利用专家调查和层次分析法确定各评估指标的权重值,探索评估指标的赋值方法、标准化方法,提出了海洋石油工程清洁生产综合指数计算方法体系。     

中国新能源国际高峰论坛在京举行

<正>以"新能源,为新常态带路"为主题的"第九届中国新能源国际高峰论坛"于2015年4月15日在北京举行。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业界人士聚集一堂,共同探讨新能源的发展路径。据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20年全球能源供应增量中2/3将来自新能源,2035年新能源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力。近年来,中国在国家政策扶持和能源结构调整双重作用下,新能源产业发展环境明显好转,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产业层次快速提升。目前中国风电发电总装机及光伏发电新增装机规模均居世界第一。到去年底,中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600     

长三角空气质量区域预报准确性评估方法研究

根据长三角空气质量区域预报工作的实际需要,对分区文字预报和落区图预报两种方式分别制定了不同的空气质量指数级别预报准确性评估方法。分区文字预报根据设定的预报准确性判定方法计算预报评分,落区图预报按区域内预报准确城市占比进行准确率统计。分区文字预报结果显示,2017年长三角区域的预报准确天数占比为62.2%,预报评分为70.2,区域预报评估效果良好。落区图预报评估结果显示,预报级别偏差具有地域性差异,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和江西中北部预报等级偏高,长三角中南部沿海城市预报等级偏低。该套评估方法可为区域空气质量预报偏差成因分析提供依据,为区域预报工作的改进提供定量参考。     

土壤污染物的生态毒理效应和风险评估研究进展

环境生态风险评估（ERA）流程已经被纳入全球环境政策中，既用于规范新化学物质的授权和营销（前瞻性环境生态风险评估），也用于评估潜在的污染场地（回顾性环境生态风险评估）。将土壤生态毒理学应用于风险评估，能阐明有毒物质对土壤生态系统中生命有机体的危害程度与范围。笔者主要介绍了应用评估因子法和物种敏感度分布法对基于效应数据进行的外推与估算，并综述了欧美等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土壤生态风险评估框架、相关法律法规及其实施情况等，为中国开展土壤污染物生态毒理效应和风险评估等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竞争申请制”: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与央地关系重构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提出,开启了人类可持续发展领域最宏大的政策实验,也为开展国际视野的比较公共政策研究提供了难得机遇。执行SDGs及国家可持续发展政策需要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关系,而政策试点是协调这一关系的重要政策工具。已有文献对经济政策试点做了较充分的研究,然而对旨在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现有研究尚缺乏成型理论。在复杂央地关系格局下,对于需持续投入成本且成果难以界定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其具有怎样的不同于经济政策试点的机制?此外,众多西方学者将美国作为政策试点研究的制度基础并视其为“民主实验室”。然而,政策试点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不同体制国家中同样存在,并以多样的机制发挥作用。那么,不同国家体制内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又有哪些异同?政策试点影响下中国既有的央地关系发生了怎样的重构?对此,本文基于最典型案例原则,选取中国与美国响应SDGs分别开展的政策试点进行比较研究。笔者识别了不同体制下试点机制的异同,指出中国基于“竞争申请制”开展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强化了中央部委与地方政府间关系,形成了地方官员的可持续发展激励,保障了政策试点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