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模式: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战略选择

我国循环经济发展到了需要深化的阶段。运用生态效率的概念揭示循环经济的减物质化本质，通过对生态效率进行情景分析，指出适合我国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C模式。C模式也称1.5-2倍数发展战略，该模式将给予我图的GDP增长一个15—20年左右缓冲的阶段，并希望经过15-20年的经济增长方式调整，最终达到一种相对的减物质化阶段。同时指出实现中图循环经济发展的C模式，需要技术和政策的双重保障。在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中国不但要关注传统的渐进式的部门内部的技术变革，还要前瞻性地促进跨部门的技术变革。同时，还要建立基于生命周期分析和现代治理理论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全方位政策体系。     

长江经济带全要素生态效率的时空分异与演变

将基于生态足迹模型计算所得的生态足迹指标纳入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框架之中，运用SBM模型测算2000~2014年长江经济带的全要素生态效率。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在生态足迹总量和年均增长率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2000~2014年平均生态足迹最大的是江苏省，最小的是重庆市；生态足迹年均增长率最高的是江苏省，最低的是上海市。（2）长江经济带整体及上中下游的全要素生态效率在2000~2014年间呈现出“先下降，后波动”的变化趋势。上中下游全要素生态效率差异显著，下游地区的全要素生态效率最高，中游地区次之，上游地区最低。（3）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全要素生态效率存在显著差异，上海的生态效率最优，贵州的生态效率最劣，大体呈现出由西向东逐步提升的分布态势，同时，在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全要素生态效率地区差距呈缩小趋势     

基于"能源-经济-环境"系统的省际生态效率影响机理研究

以2000—2016年中国30个省际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Super-SBM模型、Global-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STIRPAT模型等方法分析基于"能源-经济-环境"系统下省际生态效率水平及内外部因素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1)中国生态效率均值为0.528,整体上无效。东、中部地区逐渐迈向规模报酬递减阶段。(2)技术和规模是促进生态效率提高的主要内部驱动因素。(3)生态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U"型分布;由于存在"技术回弹"效应,技术进步对生态效率未表现出显著促进作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城镇化水平对生态效率起抑制作用,而环境规制、对外开放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是生态效率提升的主要驱动因素。     

城市规模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及区域差异分析

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住房紧张、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问题开始日益凸显,如何从生态视角找到适度的城市规模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以中国2003-2013年281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空间计量和门槛面板模型研究了城市规模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生态效率整体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且区域差异较大,溢出效应较为明显;城市规模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呈现N型曲线的特征,且呈现显著的区间效应,根据门槛内生性分类结果发现,当城市规模低于54.48万人时,生态效率随城市规模的扩张不断增加;当城市规模大于54.48万低于337.22万人时,城市规模扩张对生态效率的促进作用较大,当城市规模超过337.22万人这一门槛值之后,促进作用开始显著减小,说明基于生态效率的最优城市规模为337.22万人左右;而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等都对城市生态效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基于以上结论,各城市应加强环境合作,减少环境污染溢出;对于规模较小的城市,应该依托周边大中城市,争取产业合作,通过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户籍、土地等制度改革,促进城市规模的扩大;对于规模居中的城市,应该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前提,推进适度规模的城镇化,真正实现城市从"量"到"质"的转变;对于规模较大的城市,可以建立新城区或城市群,完善城市近郊及周边交通、教育等公共资源配置,充分发挥聚集和发散效应,有效缓解人口过于集中和环境恶化带来的压力。综上,不同规模的城市应采取不同措施提高生态效率,推进城市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陕西秦岭南麓区域发展与生态效率变动研究

分析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的生态效率关系,描述区域发展对生态环境资源消耗和占用状况,揭示导致生态变化的重要因素,有助于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政策提出奠定基础.通过对陕西秦岭南麓区域发展与生态足迹影响因素的差异性分析以及区域内2005—2014年城市发展指数CDI和生态足迹EF的测算,分析陕南三市CDI、EF和生态效率的年际变化趋势及相互影响关系.研究表明:陕南三市CDI和人均EF均呈现不断增长态势,2005—2014年,汉中市、安康市、商洛市CDI分别增长34.99%、42.91%、33.39%;人均EF分别增长66.59%、73.59%、67.04%.结果显示,陕南三市生态效率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环境效率年际变化波动较大.资源效率是导致陕南三市生态效率波动变化的主要因素,与生态效率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化石能源消耗和建设用地占用不断增长是导致资源效率降低的主要原因.陕西秦岭南麓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能力逐步增强,但资源的高消耗和占用使生态环境压力持续增大,发展循环经济、开发生态旅游等成为政策着力点.     

国内外旅游生态效率研究进展与启示:一个文献综述

通过对国内外旅游生态效率相关文献的梳理,从内涵维度、测度方法、时空格局演化、影响因素、提升策略等方面归纳了旅游生态效率研究的主要议题。综合来看,旅游生态效率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研究对象逐步延伸,研究的本土化特征明显,研究内容转向多元主题,研究方法实证取向鲜明。结合旅游生态效率研究的趋势和热点,提出未来研究应重点关注多要素集成的投入—产出指标体系构建、地理时空大数据的挖掘与应用、驱动机制的系统阐释等研究主题。     

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区域差异与空间收敛

基于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内涵构建其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SBM-Undesirable模型、核密度估计法及空间收敛模型,对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71个市（州）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区域差异及收敛态势定量刻画。结果表明：（1）2007—2018年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整体水平中等,各粮食主产区效率差异明显,效率损失主要源于投入冗余所带来的投入非效率,其中劳动力投入冗余度最高;（2）时间维度上看,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整体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始终存在两级分化的现象,整体内部差异呈扩大趋势,但逐步趋于稳定,各粮食主产区内部差异演变具有较大分异性;（3）空间维度上看,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情境下,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整体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且在科技水平、农户收入水平、灌溉水平及空间溢出效应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以1.01%的速度条件收敛,但各粮食主产区收敛态势具有区域差异性。应建立粮食主产区协同机制,因地制宜,分区施策以提升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水平。     

康集生态农场能流结构及生态效率分析

本文详细分析了康集生态农场建设初期的能流结构及生态效率。结果表明，经过５年的开发，康集生态农场已初步建成具有较复杂的网络式能流系统。系统的能量利用与转化效率逐年提高，其中种植业和家畜家禽饲养业的能量利用率较高，而养鱼业的能量转化率低，在能量利用上潜力极大。第二性生产的绝大部分人工辅助能依靠系统外输入。据此提出了提高康集生态农场能量利用效率的调控措施。     

基于生态效率建立我国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思考

如何科学地定量评价循环经济的发展水平是循环经济的一个基础理论问题。本文探讨了生态效率与循环经济之间的关系，以生态效率指标为基础，建立了我国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突出强调了循环经济的生态效率目标，基本涵盖了循环经济的主要内容，体现了循环经济的核心内涵、“3R”原则和本质要求，能够全面、客观反映循环经济发展的状况和程度，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企业生态足迹和生态效率研究

介绍了生态足迹方法的基本原理及计算模型,并将生命周期评价的思想引入该计算模型计算企业的生态足迹,对成都市某企业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效率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该企业的生态足迹为230.66hm2,能源、原料和水的足迹最高,三者占总生态足迹的93.5%;企业生态效率为472384元/hm2,生态效率较高。这一研究定量揭示了企业的生态效率及其影响因素,为降低企业生态足迹、提高企业生态效率指明了主要矛盾和应该采取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