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用地增长极限规模测算

快速城市化出现的城市建设用地扩张问题,受到人们广泛关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我国需要测算一个极限区间值进行自上而下的总量控制,以促进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的落实.但是如何测算这个极限规模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本文提出了一个常规方法组合和关键指标相结合的技术思路来尝试解决这个问题.研究首先对城市用地扩展规模的影响因子进行了分析,讨论了城市人口数量和GDP分别与建成区面积相关性,确定了城市人口数量对建成区面积影响更大;在此基础上,采用逻辑斯蒂模型,依据我国1950-2010年经济数据,对城市化水平进行预测;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依据1951-2010年全国人口数据对未来人口规模进行预测,并分为三个方案对结果进行了讨论;最后按照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以节约集约用地为原则,将人均城市用地规模取值控制在65.0-115.0 m2,计算城市用地扩展极限规模.结果表明,到2045年,中国的城市化预测水平为79.99％,在中国人口增长控制较好的情况下,人口规模将达到14.97亿人,城市用地扩展规模为77 857.38-137 747.70 km1;若中国人口达到有关研究的预测峰值16亿人,中国城市化水平稳定在80％,城市用地扩展极限规模将会是83 200.00-147 200.00 km2.综合以上分析,未来我国的城市建设用地总量应在7.8万km2到14.7万km2之间.     

基于多区域CGE模型的水污染间接经济损失评估——以长江三角洲流域为例

通过构建长江三角洲流域多区域CGE模型,模拟了2011年水污染对长江三角洲流域内部地区（上海、流域内浙江、流域内江苏）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并且构建间接影响系数来反映流域内不同区域和行业受水污染的间接波及程度.研究结果表明：水污染对流域内区域的经济影响差异明显,从GDP绝对值减少量来看,上海GDP损失最大（161.3亿元）,但从GDP百分比变化来看,流域内浙江损失更为显著（2.84%）;上海经济对长江三角洲流域水污染最为敏感,其间接经济损失将是其直接经济损失的3.5倍左右,而流域内江苏、流域内浙江仅为0.92倍和1.98倍.     

重大自然灾害灾后重建区旅游项目评价及韧性建设研究

积极开展重大自然灾害灾后重建区旅游项目评价对提升灾后重建管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通过对汶川地震重灾区绵阳市灾后恢复重建旅游项目开展评价,结合“重建得更好”理念提出灾害多发地区旅游业韧性发展路径。研究发现：(1)结合灾区实际和数据局限性,灾区恢复重建项目后评价可依据恢复重建项目完工情况与投资完成情况来综合确定。评价得出绵阳市城乡建设项目实施情况评价等级为良好,其中历史文化遗产与风景名胜区项目恢复重建实施情况相对较差;(2)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中通过制定政策保障,提升配套服务功能,创新营销模式等途径振兴旅游产业,但由于特色旅游资源多处于复杂地质环境区域、灾后救援资源局限以及次生灾害影响促使恢复重建的效果降低。(3)结合“重建得更好”理念提出从旅游规划、结构韧性、防灾减灾、经济与生计、社会与心理、体制机制、法律规章、监测评估八个方面构建旅游业韧性发展路径。为实现灾害多发地区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分析不同产业间的内在联系,以便通过旅游产业的发展振兴带动灾区社会经济的改善,提升灾后重建的整体质量。     

环境治理中的数字赋能与监管效率提升——基于人工替代的视角

随着数字技术进入政府治理、企业生产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与转型。数字技术赋能推动了环境治理模式与手段的转变和革新，促进了环境监管效率的提升。在此背景下，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多维度实证检验了中国104个地级市2008—2020年的数字技术发展水平对传统人力环境监管/督察次数的替代效应。研究发现：(1)环境治理中的数字技术应用能够实现对传统人力监管的“替代”，即随着地方数字技术发展水平的提升，其所接受的上级人力监管频率将最终得到下降。(2)数字技术的人力监管“替代”效应可以通过对重要污染物的减排实现，数字技术应用通过对辖区污染物产生的减排效应影响上级人力监管频率。(3)数字技术应用对人力监管的“替代”影响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倒“U”型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技术赋能环境治理，极大地改善了监管不充分、资源浪费与效率低的问题，实现了监管效率和监管精准性的提升。研究认为：数字化时代提升环境监管效率要强化数字化环境监管能力，推动环境监管科学化水平；持续加大数字技术在生产和监管领域的应用；推进产业结构转型、提升数字技术的减排效应、增强政...     

"双碳"目标下的城市群国土空间规划路径与治理机制

随着中国城镇化发展进入中后期,以城市群为主体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调成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牛鼻子”。在碳达峰、碳中和(以下简称“双碳”)目标指引下,为统筹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国土空间规划与治理成为重塑区域发展秩序与提升区域发展绩效的重要政策工具。对此,本文以谋求实现“双碳”目标下区域均衡、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提出面向中国城市群国土空间治理的战略、多层次规划路径与多维度治理机制,以期为新发展时期的中国城市群治理提供发展思路与政策参考建议,进而带动国土全域有序实现碳中和的长期战略目标。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研究

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困扰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问题。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地方政府的治理策略面临着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向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并重的转型困境。在这一转型背景下,本文认为,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地方政府自身的环境治理行为、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协作治理行为、地方政府与民众的环境协作治理行为。每一种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都会受到不同因素的激励或制约。本文通过对官员晋升锦标赛、短任期制与官吏分途的分析,环境治理合作的群集型网络和松散型网络的探讨,以及对邻避抗争与公民参与的分析,提出地方政府自身环境治理行为的选择受到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短任期制与官吏分途的影响;地方政府间的环境协作治理行为受到彼此权衡合作风险与收益结果的制约;地方政府与民众的环境协作治理行为受到地方政府与民众环境风险信息沟通情况和协商缓解机制建立与否等因素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需要在构建与地方官员治理动机相兼容的激励机制、地方政府间高度集群型协作契约的签订与执行,以及民众对地方环保政策的参与机制和邻避冲突的缓解机制等方面进行改革,从而更有效地推进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     

中国绿色信贷成本收益核算研究

为充分识别、量化和评估绿色信贷的成本与收益，本文从银行和社会两个角度，梳理绿色信贷的直接（间接）成本和直接（间接）收益的类型和内涵，提出全面核算绿色信贷成本与收益的一般框架，以我国21家主要商业银行2013—2017年绿色信贷实施情况为例探讨了该框架的可行性。依据该核算框架对银行的直接成本和收益、社会的直接收益进行了定量核算，对银行的间接成本和收益、社会的直接和间接成本、社会间接收益进行了定性分析。结果表明：多数商业银行施行绿色信贷能带来利润；近半数银行的绿色信贷项目收益率在全行信贷项目平均收益率之上；核算期内绿色信贷节能减排的环境效益累计达1.03万亿元，平均每万元绿色信贷投放带来253元环境效益。本文为实现绿色信贷影响的综合分析、绿色信贷环境外部性内生化提供了科学的分析方法，对政府和商业银行实施绿色信贷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打通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之路

《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是国家层面首个响应与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神的重要文件。本文从现代化逻辑演进、制度化规则规范、多元化主体协同、精细化路径集成、无缝化工具支撑五个层面对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如何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给予系统阐释,以期推动《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更加全面深入落实。     

大都市郊区工业用地减量化适宜性评价方法与实证

工业用地减量化是节约集约用地管理制度下大都市用地转型的必然,也是地方实践在土地整治领域的创新尝试。论文建立大都市郊区工业用地减量化适宜性评价方法,以上海市浦东新区大团镇为例,客观评价其减量化的适宜等级。研究结果表明：1）工业用地减量化的5个影响因素中,污染与能耗因素值差异最大,布局合理性因素值差异最小,主体意愿性因素的空间分布差异最明显;2）218个工业地块划分成5个适宜度等级,随着适宜度提高,相应工业地块零星程度加剧,地块平均规模由适宜度一级的9 507 m²逐渐下降至五级的3 300 m²;3）一级适宜占24.06%,二级适宜占21.51%,三级适宜占29.45%,四级适宜占12.63%,五级适宜占12.35%。适宜等级所占面积的分布接近于正态 分布特征。研究结论：论文所建立方法可作为大都市郊区工业用地退出的评估工具,有助于提高工业用地减量化的统筹协调性。     

基于区域梯度式学习情景的长江经济带环境治理研究

长江经济带作为国家重大战略,面临开发与保护的巨大挑战,构建科学、高效的生态环境保护机制为其保驾护航成为重中之重。作为一个流域式生态共同体,区域统筹协调下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是根本关键。本研究导入区域协同治理理念,提出构建梯度式渐进学习环境协同治理框架,并采用数据进行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治理的多情景测度与评价实证检验了梯度间以及梯度内部的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协调机制的潜在影响。最终,从中央、区域和地方三个层面提出梯度式学习视野下长江经济带环境治理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