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城市人口郊区化过程及其模式分析

我国正进入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城市功能的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都市圈化和效区化趋势在一些城市都有表现．因此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我国城市化规律有重要意义。利用1982、1990、2000年三次人口普查中得到的广州市中心区和近郊区各街道、镇的人口密度资料．对广州人口密度分布进行模型研究。结果发现：1982年以来广州市城市人口密度分布呈典型的克拉克分布．即城市中心人口密度最大．随着向外距离的增加，人口密度迅速降低。表现出城市发展早期阶段的特征；与此同时，中心区人口密度先升后降.近郊区人口密度持续上升．远效区人口密度缓慢上升．城市郊区化开始发展。     

都市圈化:一种新型的中国城市化战略

在我国城市化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可持续的城市化模式——都市圈化。并对其内涵和外延进行归纳，进而将中国三大都市圈与日本的都市圈进行比较。结论是：中国沿海地区的都市圈化。既适应世界潮流，又符合中国国情。还能实现国家和区域的人口-经济-生态的平衡。都市圈化的推行。将在中国沿海地区形成以三大都市圈为核心的长达数千公里的人口高度聚集的沿海城镇密集地区。成为新时期我国国家竞争战略的支撑点。并将在一定程度上消弭城乡之闻、沿海与内地之闻的体制鸿沟和贫富鸿沟。     

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已成为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与国外发达国家都市连绵区相比面临着一系列资源、环境、产业结构与行政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港澳回归并和珠江三角洲结合以及多条新的南北通道出现将使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全国的地位遭到进一步的挑战。有鉴于此,提出一系列实施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1）建设上海国际经济中心城市;（2）加速城市化进程,促进都市连绵区最终形成;（3）加大支柱产业、跨国公司、高新技术产业与园区和基础设施投入;（4）加强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内部的分工与协作;（5）加强政府对区域发展的调控能力;（6）开展跨行政区规划,促进长江三角洲的持续发展。     

特大城市河流表层沉积物磷形态分布及有效性:以成都市为例

为研究河流沉积物内源污染与人类活动的响应关系,采集成都市内33个点位的河流表层沉积物,采用SMT和DGT方法监测沉积物中各形态磷及生物有效性磷含量,结合多元统计方法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计算沉积物及其孔隙水中有效态磷的释放通量.结果表明,成都市河流表层沉积物各形态磷存在空间差异性;成都市河流表层沉积物TP的平均含量为1 132.41 mg·kg~(-1),高于成都市土壤背景值365.00 mg·kg~(-1),Ca-P为最主要磷形态,平均占TP的70.58%;研究区域可划分为3类,第1、3类的磷形态结构差异大,而第2类小,且第1、3类各形态磷含量普遍高于第2类;ω(DGT-P)分别与水体ω(DTP)、具有生物有效性的ω(Fe/Al-P)和ω(OP)均有良好的相关性,DGT技术可作为快速原位检测沉积物生物有效磷含量的可靠方法;有效态磷释放量较高的为N8 W11 N2,分别为20.05、17.13、14.79 mg·(m2·d)-1,其释放能力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     

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已成为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但与国外发达国家都市连绵区相比面临着一系列资源、环境、产业结构与行政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港澳回归并和珠江三角洲结合以及多条新的南北通道出现将使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全国的地位遭到进一步的挑战。有鉴于此 ,本文提出一系列实施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1)建设上海国际经济中心城市 ;(2 )加速城市化进程 ,促进都市连绵区最终形成 ;(3)加大支柱产业、跨国公司、高新技术产业与园区和基础设施投入 ;(4 )加强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内部的分工与协作 ;(5)加强政府对区域发展的调控能力 ;(6)开展跨行政区规划 ,促进长江三角洲的持续发展     

长三角大都市带人口容量与资源环境支撑能力建设

为推动长三角都市带人口稳定扩容,寻求提高长三角地区资源环境支撑能力的途径。基于国外已经成熟的大都市带,认为产业集聚规模、资源支撑条件、环境承受能力是影响大都市带人口容量的主要因素。根据预测,长三角都市带未来的人口规模为107亿~117亿。通过对支撑长三角都市带经济-人口容量的资源环境要素分析,认为扩大长三角地区的人口容量,关键在于提高长三角地区资源环境的支撑能力,认为未来经济发展所需各类用地保障程度的高低、战略性矿产资源供〖JP2〗给能力的强弱以及区域环境容量的大小是影响长三角都市带人口容量大小的关键因素。建议在国家层面通过土地政策的调整提高长三角大都市带各类功能用地的保障能力,通过建立国家石油储备制度等方式加强战略性矿产资源供给能力建设,同时在长三角大都市带地区率先实施循环经济战略。     

Assessment of the Status of Urban Air pollution And Its Impact on Human Health in the City of Kolkata

Air pollution has significant effects on exacerbation of asthma, allergy and other respiratory diseases. Like many other magacities in the world the ambient air quality of Kolkata is also being deteriorated day by day. Automobile exhausts and certain industrial pollutants produce O₃ by photochemical reactions. The particulate matter, particularly less than 10 μ in size, can pass through the natural protective mechanism of human respiratory system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genesis and augmentation of allergic disorders. Sources of air pollution in the area and the unique problem arising out of the emission from the vehicles, industries, etc. have been described. Ambient air quality was monitored along with micrometeorological data and the results are discussed. The status of air pollution in the area has been evaluated an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to estimate the allergic symptoms and exposure to assess the respiratory disorders. The data are analysed to evaluate the critical situation arising out of the emission of air pollutants and the impact on human health due to respirable diseases (RDs) to middle class sub-population (activity-wise) in the area are assessed. A strategic air quality management plan has been proposed. For the mitigation of air pollution problems in the city, the different measures to be adopted to maintain the balance betwee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have been discussed.     

基于LMDI的城市化不同阶段PM2.5浓度影响因素——以我国5个特大城市群为例

以我国5个特大城市群为研究区,采用人均GDP和产业结构标准,将2000~2015年划分为不同的城市化发展阶段,利用LMDI指数分解法探讨不同发展阶段排放强度、能源强度、经济产出和人口规模等4种社会经济因素对PM_2.5浓度变化的可能驱动机制及贡献率.结果表明,5个特大城市群被划分为四个不同的城市化发展阶段,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PM_2.5浓度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总体上,经济产出和人口规模产生正效应,且经济产出效应是促进PM_2.5浓度增加的主要因素;排放强度和能源强度产生负效应,且排放强度效应是抑制PM_2.5浓度增加的主要因素.能源强度效应的累积贡献率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有正有负,但在工业化后期和发达经济时期均为负.从工业化初期至发达经济时期,经济产出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的累积贡献率均在增加且经济产出效应的累积贡献率增加更为显著;排放强度效应的累积贡献率为负且累积贡献率的绝对值不断增加.探讨不同城市化发展阶段PM_2.5浓度的影响因素可为政府部门制定针对性的环境保护政策提供依据.     

长江经济带沿江城市群空间分布格局与联动机理研究

引导长江经济带沿江城市群协同发展是新时期我国重要的区域发展战略。基于空间平滑核密度估算法、空间溢出系数、局域空间聚类指数、关联度滞后效应模型和因果检验模型,系统分析我国长江经济带沿江城市群的空间分布格局以及上中下游地区联动机理。研究表明:1目前长江流域发育程度达到城市群界定标准的有长江三角洲、长江中游和成渝三个城市群;2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之间经济发展存在正向关联;3在流域联动方向上呈现出自下游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游城市群→上游成渝城市群的单向联动关系,且引致关联存在滞后效应。因此,有效畅通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空间溢出渠道、提高沿江城市之间的空间关联度,是缩小长江流域上中下游地区之间空间分布差异,推动流域一体化实现的关键。     

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边界界定研究

都市连绵区的边界界定对象包括两个方面,都市连绵区的整体空间范围边界界定和内部结构边界界定。对长江三角洲及其周边地区所有的238个县、市、区的就业人口结构和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探讨相应都市区的结构特征以及都市区的空间组合特征等,进而确定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整体范围边界和内部结构边界。其结论包括①长三角都市连绵区的整体空间范围包括苏州、无锡、宁波的全部以及上海、南京、常州、杭州、镇江、扬州、泰州、南通和绍兴、舟山的部分县市区;②长三角的内部结构可分为三大部分,以上海为中心的环太湖城镇密集区,以南京为中心形成沿长江城镇区,以杭州、宁波为中心形成环杭州湾城镇密集区,其内部边界界线分别以镇江丹徒区、嘉兴—湖州为边界地带。从核心城市上海角度看,整个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的内部结构呈现“圈层推进+轴线延伸”的空间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