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司法能动:一种环境保护新的制度资源

环保法庭是新生事物,其价值不能仅仅由其审理案件数量的多少来衡量,关键是其对于制度创新和制度完善的意义,对于现有制度带来的活力和生命力。     

时代呼唤环境公益诉讼

时代呼唤环境权早在1972年, "人类环境会议"上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庄严宣布: "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这是国际法文件上首次明确了环境权这一概念.     

生态修复案件中的责任承担和法律适用——以广州市白云区鱼塘污染公益诉讼案为例

近年来,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和实践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实践的关注点已经从原告资格问题转移到了环境公共利益的救济问题,多起生态修复案件的出现进一步推进了对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探讨.2014年12月,由中华环保联合会作为原告提起诉讼的广州市白云区鱼塘污染公益诉讼案虽然是一件小案,但该案也集中了环境公益诉讼诸多核心问题.本文通过该案,分析了污染转移过程中造成生态损害的责任承担,污染事件中公共利益的认定,生态修复案件审理中的法律适用等问题.文章认为,生态修复作为新兴的、复杂的法律救济手段,司法实践在运用这一手段时面临许多挑战,有待进一步思考.     

修改《环境保护法》，改什么？

法治环保是省委书记汪洋提出“四个环保”之一。自今年第2期开始，本刊联合广东省环保厅政策法规处、中山大学法学院，开辟“法治环保”专栏，通过以案说法、法规解读、权威答疑等栏目，积极推进各地环保法治工作，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咨询和踊跃投稿，联系电话：020—87576437，邮箱：hjzzs@163．com。     

给环境公益诉讼更多的机会

近日,陕西省首例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在韩城市人民法院正式立案. 韩城市环保局状告该市白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长期非法排放尾矿废渣,污染水源和周边生态,请求法院判定被告因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失及修复费用共计160万元.     

“常州毒地”修复案中多重责任与利益主体的关系定位

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往往涉及复杂的法律关系,表现为公共利益代表主体、责任主体的多元化等。各类主体的复杂叠加给环境司法价值目标的实现带来了不少挑战。本文以"常州毒地"环境修复案为研究对象,对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代表公共利益时的关系定位,污染者与政府在承担环境修复责任时的责任边界确定、环境公益诉讼中诉讼费用风险的分配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以期对完善我国环境修复法律制度起到促进作用。     

《海漳环境保护法》的行政法律责任评析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颁布于1982年,该法第41条规定了违反该法的行政法律责任:“凡违反本法,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本法第5条规定的有关主管部门可以责令限期治理,缴纳排污费,支付消除污染费用,赔偿国家损失;并可以给予警告或者罚款。……”从     

排污交易制度的政策机遇与制度挑战——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法律解读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推行包括排污权在内的一系列的环境产权交易制度,并在市场充分发展、总量控制、产权制度、排污许可及生态环境责任制度五个方面为排污交易制度提供重要的政策机遇,但该制度仍面临着如何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何配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限、如何实现政策与法律的衔接三大制度挑战。     

我国生态损害救济立法亟需完善

2011年6月,美国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菲公司)蓬莱19-3油田发生渗漏,事故对河北、山东、辽宁等省渔民养殖业、渤海天然渔业资源、海洋生态环境等造成重大损害.事故发生后,求偿问题拉开序幕,其中海洋生态索赔尤为引人注目. 事后,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虽然发布公告,声称要向溢油事故负责方提起海洋生态损害索赔诉讼,并通过公开选拔选定四家律师事务所作为此次事故的法律服务机构,与其签订了委托协议.但是截至到现在,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并未向任何一家法院提起生态索赔的诉讼,而行政索赔却取得显著进展.     

建立完善环境修复制度迫在眉睫

2011年国家环境部组织的全国土壤污染调查显示,中国18.26亿亩耕地中,有1.5亿亩受到污染.2011年10月,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在“2011年中华环保民间组织可持续发展年会”上透露:全国有3亿亩耕地正在受到重金属污染的威胁,占全国农田总数的1/6,珠江三角洲地区尤为严重.另据我国农业部对全国污灌区的调查,被重金属污染的粮食每年多达1200万吨,人们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危害和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