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生态文化观

先秦时期,既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初期,又是我国传统文化形成的奠基时期,在这灿烂的传统文化基石里,处处闪烁着生态文化的光辉。现对其中的生态文化观进行初步提炼、分析,寻求古人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原则、立场与观点,以期对当代面临的环境问题有所启示。自然崇拜大自然既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惟一家园,又因其不可抗拒的伟力、极端的严     

流域系统动力学模型的全耦合问题研究进展

从系统分析的视角出发,对流域系统动力学建模过程、方法进行总结。综述了国内外系统动力学模型(简称SD模型)在社会经济发展与流域水资源承载力、流域水环境承载和流域水生态承载力耦合关系的研究。从简单的零维模型发展到复杂的社会经济综合模型和OO-SD模型(即Objective-Optimization SD模型),国内SD模型耦合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叶尔羌河、洱海、滇池等流域,SD模型在监测、数据共享和模型结构、参数选取和不确定性分析等方面还存在不足,有待改进。     

贵州红色旅游资源与乡村旅游资源共生系统研究

选取贵州省1176个红色旅游点、3380个乡村旅游点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协调共生模型、地理加权相关系数、CART决策树模型探究红色旅游资源与乡村旅游资源的共生模式、共生空间格局和共生环境。结果表明：(1)在共生模式上,两大资源的共生协调值较低,共生模式以濒临失调共生及初步失调共生为主,整体呈低水平同步发展特征;(2)在共生空间格局上,两大资源在地理空间上具有圈层分化、集中连片分布特征,呈“一环三区”的共生格局;(3)在共生环境上,两大资源的共生环境受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呈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征,文旅环境是主要共生环境,经济社会共生环境是次要共生环境,而乡村社会环境对共生关系的影响相对较小。     

基于耦合模型的美丽街区旅游化发展模式和路径探讨——以武汉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为例

美丽街区建设为区域旅游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旅游业发展在美丽街区建设过程中起到了驱动作用,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协调。在对美丽街区的内涵及其与旅游业互动关系探讨的基础上,构建了耦合协调模型和指标体系,并运用构建的耦合模型对武汉市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的美丽街区建设与旅游业发展耦合协调发展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美丽街区与旅游业两个系统之间存在明显的耦合发展特征,彼此协调发展;2011—2015年昙华林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从中度失调向轻度失调转变,但尚未突破失调状态。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和政府介入建设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美丽街区的旅游化模式和发展路径。     

武汉城市圈产业发展的空间优化

武汉城市圈是指以武汉市为中心,包括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潜江和天门等周边8市共同组成的城市密集区。该区域具有悠久的产业发展传统,其历史轨迹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1840~1949）为产业发展起步时期,第二阶段（1949~1994）为产业结构强化时期,第三阶段（1994~）为产业体系调整时期;与此相适应,区域产业的部门结构和空间结构均呈现典型的集中特征,以2003年区域制造业的增加值为指标,武汉市的空间集中度为50.5％,前10类制造业的产业集中度为60.6％。据此,目前的武汉城市圈是一个松散的“经济联邦”,但存在区域整合的产业、空间和创新基础。以2001~2004年武汉城市圈9城市的统计资料为基础,以制造业分行业的年均增加值和增长率为指标,计算和分析其区域产业发展潜力,结果表明：以钢铁、汽车和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等为依托,构建区域集群网络,能够充分发挥武汉市的产业组织和创新扩散功能。武汉城市圈应进一步调整产业发展思路,坚持创新驱动路径,通过完善集群网络规划、强化区域空间关联和引导产业集聚发展等政策措施,有效推动具有区域竞争优势的特色产业发展。     

贵州省乡村旅游空间特征的主导因子及其空间响应——基于地理加权相关系数的分析

选取贵州省1976个乡村旅游点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核密度、地理探测器、地理加权相关系数探究了2017—2019年该省乡村旅游空间特征、主导因子及其空间响应。结果表明:(1)乡村旅游空间格局为"中部集聚、周边随机"和"双核心、多热点"。(2)高程、住宿接待能力、水文环境、地形坡高等是影响乡村旅游空间特征的主要因素。(3)除地形坡高与乡村旅游呈负相关外,其他主导因子均与乡村旅游呈正相关,高程的起伏促进了乡村旅游的发展。     

基于游客感知的西安曲江旅游形象分析

以西安曲江为例,基于游客感知角度,采取问卷调查方式,利用因子分析、词频分析等方法对曲江主要景区的旅游形象进行分析评价。研究发现:(1)游客对曲江旅游形象感知因子分为三个维度:吸引物、旅游设施、旅游服务,其中游客满意度最高的是旅游设施维度(3.51),最低的是旅游服务维度(3.00)。(2)曲江的国内客源市场以陕西省内游客为主,对省外游客的吸引力呈现距离衰减的特征。(3)游客对曲江整体旅游形象的满意度较高,存在稳定集中的特征。(4)游客的性别和家庭人均月收入与曲江旅游形象的感知评价之间没有显著关系,但游客的年龄、职业和文化程度对曲江的旅游形象的感知评价结果有着显著性影响。基于以上结论,提出重点进行形象设计与形象营销,提高游客软性服务满意度,提升西安曲江旅游形象和知名度的建议,如突出曲江旅游形象核心部分、做好生态环境工作、重视事件营销、重点开拓境外客源市场等,以期引导旅游者选择曲江作为旅游目的地,进而推动曲江国内外知名旅游目的地品牌建设和发展。     

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空间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PROMETHEE法的分析

实现农业现代化,进而解决“三农”问题,关键在于走农业高质量发展道路。借助基于熵值法的PROMETHEE法对中国30个省份2011—2020年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运用标准差椭圆分析法对空间演化特征进行可视化分析,并借助面板Tobit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考察期内,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阶段性增长,呈现“东部断层领先、中部加速追赶、西部持续跟进”的格局,区域间具有收敛态势,但差距仍然较大;(2)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集聚轴由东南—西北转向西南—东北,发展核心区由东部沿海地区逐渐向西南扩张,东部省份形成高高聚集区,西南方向省份发展迅速,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进入“沿海—内陆双轮驱动”的新发展阶段;(3)5个影响因素在全国层面对农业高质量发展正向促进作用均显著为正,其中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在中部显著为正,而在东部为负,能源消耗水平、城镇化水平、社会消费水平分别对东、中、西部影响显著且最强,科技水平对东、中、西部影响较弱且西部略高。基于上述结论,本文从“培育多级增长极+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与“共性路径+个性策略”两个视角提出了促进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四生空间视角下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测度与驱动机制研究——基于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实证检验

基于国土“三生空间”最终服务于人全面发展的目标而提出乡村四生空间,构建了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核密度估计、自然断点法方法剖析了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与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上呈“长期上升—短期下降”的变化特征,区域间、省市间发展水平差距存在扩大趋势。(2)长江经济带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表现出“东高西低,北高南低,东西陡峭,南北亦陡”的空间趋势特征,同时出现高水平区在下游集聚、低水平区在上游集聚的空间格局。(3)长江经济带11省市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可划分为稳步提升型、类型维持型和交替变化型三类。(4)基于因子—因素的逻辑,构建了创新水平、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会文化单因素以及双因素协同作为驱动源、四生空间优化作为传导过程的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驱动机制。     

基于PROMETHEE法的中国乡村振兴水平的测度、空间分异与收敛性研究

在构建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PROMETHEE评价法测度2013—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水平，并进一步采用莫兰指数、冷热点分析、趋势分析、收敛检验探究了乡村振兴水平的时空分异特征及趋势，最后借助PROMETHEE彩虹图分析其优劣势指标。结果表明：(1)中国乡村振兴整体水平有所提升，区域间差距明显缩小，并呈现“东部较高、中部居中、西部较低”的位序特征；(2)各省乡村振兴水平存在高度的空间集聚，热点、次热点区范围不断扩大，整体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东西陡峭、南北平缓”的空间趋势特征，同时也存在着地域差距收敛和发展速度收敛两种收敛趋向；(3)东部地区优势指标多，但存在个别短板，中部地区优劣势指标参半，西部地区大部分为劣势指标，乡村振兴驱动与障碍因素存在地区差异。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培育发展增长极与区域协同发展、宏观政策引领与因地制宜相结合的对策建议，以促进区域间发展差距缩小与农村地区发展瓶颈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