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资源耗减价值及其“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补偿机制研究

煤炭行业清费建税,资源税从价计征引起了社会各界对资源税费制度改革的热议,而资源耗减价值是资源税费制度改革的重要依据之一。将资源回采率纳入使用者成本模型,科学计量了我国2000-2011年间煤炭资源的耗减价值。分析表明:2000-2011年间,4%折现率下煤炭资源耗减价值增加了22倍之多,而资源税费却仅仅增长了7倍,煤炭资源耗减价值与资源税费实际征收额之间存在有巨大缺口得不到补偿;国家资源所有者权益的实现度与煤炭经济形势呈逆向分布,煤炭工业利润率的上升并没有带来国家资源所有者权益的增加,导致这种错位的原因与我国不合理的资源税收机制有很大关系;资源税税率的理论区间为1.11%-8.85%,与国家规定的2%-10%高度重合,从而说明国家决策的合理性。为使资源所有者权益的实现度与煤炭工业经济形势相"挂钩",以资源税收入等于资源耗减价值为切入点,对资源所有者权益的实现度进行数理分析,求得了资源税税率与当期资源价格的关系,发现固定税率的资源税难以适应市场波动,于是提出"资源税+利润税"的组合税收工具,确定了利润税的起征点,计算得出了资源税和利润税的税率组合。该组合税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平抑经济周期对煤炭工业造成的影响,同时又维护国家资源所有者权益,从而实现国家与煤炭工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绿色悖论抑或倒逼减排——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双重效应

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这一基本问题出发,针对可能发生的绿色悖论与倒逼减排两种结果进行理论阐释,认为环境规制不仅会对碳排放产生直接影响,而且会通过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FDI四条传导渠道间接影响碳排放。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2000-201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两步GMM法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双重效应。具体而言,通过引入环境规制的平方项考察环境规制与碳排放之间非线性的直接关系,并且构造环境规制与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FDI的交叉项探求环境规制影响碳排放的间接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直接影响轨迹呈倒U型曲线,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由弱变强,影响效应由"绿色悖论"效应转变为"倒逼减排"效应。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现阶段环境规制有效遏制碳排放,达到预期效果。无论是否具有环境规制约束,能源消费结构均是显著增加碳排放的重要诱因,蕴含环境规制尚未低碳化能源消费结构。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刺激技术创新,扭转了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作用方向。令人遗憾的是,环境规制同时抑制了FDI的环境溢出效应和资本累积效应以及削弱本国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致使FDI表现为"污染避难所"效应。因此,政府应该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和合理选择环境规制工具,使得倒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更加显著与持久。同时,改革能源价格、提高环保技术以及优化FDI的引资和用资策略,从而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     

试论矿产资源有序开发的本质内涵与市场机制完善

实现矿产资源的有序开发是国家或区域政府制定矿产资源政策的重要目标和当务之急。然而,矿产资源有序开发内涵不明确,学术界也缺乏深入探讨。研究指出,矿产资源有序开发的本质是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一种客观规则状态,同时又是这一状态符合主体价值标准的程度,并从国家、区域和企业三个层次和空间与时间两个维度诠释其内在涵义。通过对我国矿产资源开发的问题与原因分析指出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制度与机制的完善,提出完善市场机制,实现我国矿产资源有序开发的建议。     

能源的“波特假说”效应存在吗?

从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所产生的影响这一基本问题出发,通过引入"技术不会遗忘"假定,运用序列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和考虑非期望产出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了中国2000-2011年省际层面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并从环境规制实施的成本和实施后的收益两方面构造环境规制指标,以此为基础利用系统GMM估计方法验证"波特假说"效应在能源领域的存在性。具体而言,由于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既可能是正向的"创新补偿"效应,也可能负向的"遵循成本"效应,我们引入环境规制的平方项以考察潜在的非线性影响。研究揭示,时间维度上,全要素能源效率处于上升通道,但增长率一直下行,其主导因素是技术进步,并且技术效率一直羁绊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高。区域维度上,东部地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高于中西部地区。同时,无论是当期环境规制,还是其滞后一期值,环境规制与全要素能源效率之间均呈倒U型关系,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全要素能源效率先提高后降低,蕴含主导力量由"创新补偿"效应演变为"遵循成本"效应。能源的"稀缺性"与"外部性"两种自然属性对倒U型关系具有较好的解释力。此外,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倒逼全要素能源效率提升,而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影响并不显著。一定程度上,本文支持能源领域存在"波特假说"效应,但存在"度"的限制。因此,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应该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和合理选择环境规制工具,使得倒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更加显著与持久,同时避免不切实际,盲目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的跟风行为。     

面源污染中畜禽有机肥磷的流失形态及其环境效应

磷是作物生长所需的大量元素之一。同时在水体富营养化形成过程中也起着决定性作用。畜禽有机肥磷作为作物生长所需磷的来源之一,近20年来,随着集约化养殖业的不断发展。畜禽有机肥磷的产生量也在相应增加．引起了磷在养殖区域附近的土壤中富集,增加了磷的流失风险。目前，有关畜禽有机肥磷如何引起面源污染研究越来越多。本文回顾了畜禽有机肥磷的形态及其分析方法、磷的含量和衡量磷流失能力的标准、控制磷流失的技术措施等研究进展,对不同方法标准进行了比较．提出我国在现有畜禽有机肥控制管理措施的基础上,开展畜禽有机肥磷流失的相关基础研究以控制畜禽有机肥磷对水体质量的影响。     

产品系统生态化的“现实性要求”及政策诱因

为了研究企业实施生态经营的内在驱动机制，选择竞争性市场结构作为研究背景，把产品系统分割为满足常规功能的普通因子部分和满足生态要求的生态因子部分，而产品顾客则被划分为普通型消费者和具有生态意识的责任型消费者两部分。在此基础上引入政策补贴变量，分别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视角来分析企业产品系统生态化的行为特征。研究发现：在利润目标的驱使下，基于对责任型消费群体规模、自身技术经济实力、政策支持力度等因素的综合考虑，企业对产品系统生态因子比例的选择具有较强的策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