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生态效率测定及其时空动态演变

基于2003—2015年间我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我国城市生态效率,在时间对比分析和空间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传统和空间马尔可夫链转移概率矩阵,对城市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变格局进行对比分析,并探讨城市生态效率时空动态演变特性。实证结果显示:(1)在时间演变过程中,城市生态效率整体上呈现逐渐上升走势,城市生态向集约型转变取得一定的成效,中西部生态效率较高的城市的增量多于东部城市,中西部城市生态效率提升显著,而东部城市生态效率整体上出现下降。(2)全局Moran’sⅠ指数值均为正,即我国城市生态效率在空间分布上呈显著的正相关性,并表现出空间集聚特性,近邻效应显著。(3)将城市生态效率划分为4个相邻但不相互交叉的完备区间,传统的马尔可夫链转移概率矩阵显示,城市生态效率向高水平方向转移的趋势显著,城市生态效率的演变具有维持原有状态的稳定性,且较难实现跨越式转移。(4)引入空间滞后的空间马尔可夫链转移概率矩阵显示,地理区位背景对城市生态效率时空演变转移的影响显著,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波动性的集聚现象,相邻城市之间生态效率的影响是相互的,且在空间上呈现集聚的格局,生态效率较高城市带动邻近城市生态效率向上转移的可能性更大,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呈现出"高者恒高、低者仍低、高带动低、低抑制高"的俱乐部趋同现象。最后,分析当前研究存在的不足及改进的方向,并提出相关启示和建议,包括出台更加严格的资源环境政策、加强城市生态合作与交流、借鉴邻近生态效率高的城市生态环境管理经验等。     

格网尺度下延安市生态服务价值时空演变格局与分异特征——基于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背景

在退耕还林工程背景下,以退耕还林实施后生态效果较显著的延安市为研究对象,基于解译的三期影像数据,通过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在2 km×2 km的格网尺度下测算延安市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服务价值（ESV）,并结合空间探索性数据分析,探讨ESV的不同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的时间变化特征及空间转移的关联性和异质性。延安市的实证分析显示：（1）1990-2015年间,ESV的增减主要发生在耕地、林地和草地之间,林地和草地ESV合计转入21.29亿元,且转入量主要发生在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之后;（2）生态服务功能主要由林地和草地提供,ESV的时间变化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促进ESV的增长,2001-2015年间增长了5.34%;（3）空间探索性分析显示,ESV在格网尺度下呈现出显著的“南高北低”分布格局,并在空间上表现出正向的集聚性和依存性,ESV的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效果比较明显,并且高高集聚区与林地、草地的空间分布相吻合,低低集聚区与耕地、城乡建设用地的空间分布相吻合。整体而言,延安市土地利用类型转移和ESV的增减变化与推行退耕还林工程在时间上呼应、在空间上匹配,政府主导的退耕还林工程对生态环境恢复与保护起到显著的积极作用。因此,对于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服务功能,以耕地为主的北部地区应在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基础上,注重农业生产与生态效益平衡,而林草资源丰富的南部地区则继续发挥生态屏障的调节作用。     

城镇化、耕地集约利用与粮食生产——气候条件下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将社会经济与自然气候条件相结合,构建了一个集城镇化、耕地集约利用、气候条件与粮食生产于一体的理论框架,实证评估城镇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及路径。基于2000—2018年330个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气温、降水量和日照时数等气候变量调节作用下耕地集约利用在城镇化影响粮食生产的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了该中介效应的程度变化及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①城镇化对粮食生产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耕地集约利用的中介效应能够削弱城镇化的负向影响。②气候条件能够在耕地集约利用的中介路径中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气温、降水量与日照时数均能够显著调节该中介作用的全路径,但在不同气候变量的调节下,耕地集约利用的中介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③气温在胡焕庸线以东大部分地区、日照时数在长江流域以北大部分地区,耕地集约利用能够发挥正向中介效应,而降水量在高于800 mm等降水量线的大部分地区则部分削弱耕地集约利用的负向中介效应,即不同气候变量调节的共同作用能够弱化甚至完全抵消耕地集约利用的负向中介效应。总体上,耕地集约利用中介效应与气候条件调节效应的双重作用能够削弱城镇化的负向影响。文章在理论上有助于丰富中国城镇化对粮食生产影响的评估框架,在实践上也有助于为政府促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与保障粮食安全均衡协调提供经验参考。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效应评估

中国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依托于主体功能区规划，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首要任务，但实行严格的产业准入制度，故其生态保护目标能否兼顾经济增长值得关注。为回答该问题，该研究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设立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1—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多期渐进双重差分（DID）评估该生态政策对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不仅能够提升环境质量，同时还能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兼得的双赢局面，这一结论在反事实检验、排除其他政策干扰等多重情景下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能够通过国土空间配置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生产率提升效应及要素集聚效应促进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协同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政策效应在不同的功能区类型、不同的地理空间及不同的分位数水平上存在异质性。水土保持型与生物多样性维护型、西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及东南沿海地区的生态功能区均实现了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共同提升，水源涵养型、东北地区及华北地区仅提升了环境质量，防风固沙型及西北地区则仅促进了经济增长。随着分位点的上升，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