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Interval Censored的我国中部地区低碳食品发展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河南省的食品工业代表了我国中部地区利用农业优势不断推动食品工业发展的现状。在全球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的风潮中,推动我国低碳食品发展势在必行。以河南省食品企业为例,通过对河南省133家食品企业的案例调研,利用Interval Censored模型分析影响企业低碳食品生产行为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能源消耗、技术能力和政府参与、ISO14000环境管理认证是显著影响我国企业低碳食品生产行为的主要因素,并据此提出我国发展低碳食品的相关建议。     

绿色壁垒制度的正面效应

编者按:绿色壁垒是指发达国家以保护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人类和动植物的健康为由,对发展中国家产品限制进口的措施和手段.绿色壁垒日益成为发达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重要工具.我国每年约有100亿美元的产品因遭遇绿色壁垒而无法出口,因绿色壁垒而受阻的占贸易壁垒总和的比重由原来的20%上升到80%,所产生的挤压效应呈日趋扩大的趋势,成为我国加入WTO后对外贸易发展中所必须破解的重大难题.如果发展中国家能恰当地运用绿色壁垒制度,就会促进其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绿色壁垒是发达国家基于环境保护等所形成的各种规定而逐步演化形成的贸易壁垒,虽然具有贸易保护的功能,但其确实是科技进步的产物,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因而绿色壁垒对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的正面效应正倍受国内外学者所关注.本文对绿色壁垒制度所产生的正面效应展开简要的研究,提出了相应的思考.     

基于LCA方法的工业企业低碳生产评估与推广——白酒企业的案例

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相结合的发展模式使得工业企业生产诱发的碳排放广受争议。国际上已经采用针对产品碳足迹的全生命周期评估(Life Cycle Assessment,LCA)方法,以产品加贴碳标签的形式引导全社会关注工业企业的低碳生产。本文遵循国际惯例和先进计量标准,将LCA方法和ISO14000系列国际环境管理标准相互融合,构建我国工业企业低碳生产的评估框架。在该框架下,以尝试实施纯粮固态发酵型白酒碳标签的企业——江苏汤沟两相和酒业有限公司为案例,科学分解纯粮固态发酵型白酒生产的LCA流程,准确界定该企业白酒生产碳排放的计量范围,完成纯粮固态发酵白酒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的活动数据搜集。在保证数据有效性和可靠性的前提下,将研究区域界定为从谷物原材料投入白酒生产到白酒产品到达一个新的组织为止,功能单位为一升纯粮固态发酵白酒的碳排放。通过将LCA方法引入该企业纯粮固态发酵白酒生产过程,动态计量并掌握了2009-2012年该企业纯粮固态发酵白酒生产过程中各个特定阶段的碳排放量,最终锁定了与蒸酒蒸粮工艺密切相关的锅炉环节是引发企业生产碳排放的关键环节,而外购电力消耗是引发企业生产碳排放,形成产品碳足迹的次关键环节。并建议企业在保持现状基础上,进一步利用技术创新减少废水排放的COD浓度。籍此指明江苏汤沟两相和酒业有限公司生产纯粮固态发酵白酒的低碳转型路径,为企业全面实施白酒碳标签,履行社会责任奠定决策基础。更为将该企业低碳生产评估与碳减排的方法推广至我国工业企业提供一定借鉴与参考。     

消费者对不同层次安全信息可追溯猪肉的支付意愿研究

为满足消费者猪肉安全需求,防范猪肉的安全风险,国家商务部等从2010年开始分批选择若干个城市实施肉类可追溯体系.可追溯猪肉能否有效推广内在地取决于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本文基于随机n价实验拍卖方法,对江苏无锡市区272位消费者对具有不同层次安全信息的三种类型可追溯猪肉的支付意愿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参与者愿意为具有可追溯属性的猪后腿肉支付一定的溢价,且对具有养殖信息与政府认证信息的可追溯猪后腿肉具有更高的支付意愿;而进一步运用MVP模型的研究证实,消费者对三种不同层次安全信息属性的可追溯猪后腿肉的偏好具有差异性.因此,政府完善猪肉可追溯体系并与政府认证机制相结合是满足消费者对不同层次安全信息的可追溯猪肉的市场需求,促进可追溯食品推广普及的重要路径.     

基于消费者对产地信息属性偏好的可追溯猪肉供给侧改革研究

基于目前市场上可追溯食品品种单一且存在明显结构性失调的现实特征,本文以可追溯猪肉为案例,运用真实选择实验与Logit模型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对可追溯猪肉设置可追溯信息、可追溯信息真实性认证与价格属性的基础上,将产地信息属性纳入可追溯信息属性体系,研究消费者对产地标签的认知与产地属性支付意愿,以及影响消费者对加贴产地标签的可追溯猪肉购买选择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在构成可追溯猪肉的不同类别的信息属性及其层次中,消费者对可追溯信息真实性政府认证属性的支付意愿最高,其次是对高层次可追溯信息属性的支付意愿,而且相对于外地产标签信息属性,消费者更偏好于具有本地产标签的可追溯猪肉。同时消费者对产地标签的认知与家庭收入状况,显著影响其对加贴产地信息属性标签的可追溯猪肉的购买选择。本文研究的政策含义是,现有可追溯猪肉所包含的安全信息属性残缺不全,并不具备事前预警功能,品种存在着明显的结构性失调,应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鼓励生产者生产多信息属性的多品种可追溯猪肉,同时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丰富市场以满足不同的消费需求;与普通猪肉相比较,可追溯猪肉的市场价格上扬,可通过实施精准减税等政策引导可追溯猪肉的生产,以降低可追溯猪肉的市场价格,扩大可追溯猪肉的市场容量;在稳定生猪养殖等支持政策的同时,逐步推行产地政策,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建立信任关系,提供猪肉安全信息甄别机制。     

影响食品行业社会组织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能力的主要因素研究

事实再次证明,单纯由政府主导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已无法满足人们对于食品安全的消费需求。政府和市场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出现的政府公权和市场私权的"双重失灵",迫切需要社会组织的参与。本文通过深度访问和问卷调查的形式,基于主成分分析方法将影响食品行业社会组织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能力的影响因素指标融合为互不相关的综合指标,并由此构建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了影响食品行业的社会组织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能力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组织的公信力、与政府的关系、政府支持力度、社会组织的信息公开程度、专职人员的数量与质量等因素与其参与治理能力存在较强的正相关;社会组织法定代表人年龄、现职国家机关公务人员在组织内担任职务的比例与其参与治理的能力存在较高的负相关。因此,社会组织在食品安全的风险治理中是否能发挥自身独有的优势,弥补政府和市场在食品安全风险中的双重失灵,内在地取决于社会组织的外部环境、内部治理结构与内部管理水平。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亟需逐步完善社会组织的立法,明确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确保社会组织在法律框架下按照各自的章程自主性地开展的各种活动,政府在法律框架下履行支持社会组织发展的职能力度;同时优化内部人员结构,建设具有数量充足、能力结构基本完备的工作人员队伍,并依据改革要求,优化法定代表人的结构,建立诚信信息服务平台,提升自身的社会公信度,由此保障社会组织在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过程中的独立性,发挥自身专业性、自治性等优势。     

家庭食品处理风险行为特征与食源性疾病间相关性研究

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结合中国实际界定了引发食源性疾病的家庭食品处理风险行为,并基于10省(区)2 163户家庭的横断面抽样调查数据,以实践理论为指导,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实证测度家庭食品处理风险行为特征。以食源性腹泻为研究病例,利用有序多分类Logit回归模型分析了家庭食品处理风险行为特征与食源性疾病之间的关系,确定家庭食品处理的关键风险行为特征与人群特征。结果表明,对应于食品处理安全行为,家庭食品处理风险行为特征主要为食品运输、食品冷藏与剩菜处理不当,厨房清洁用品交叉污染,生熟食品交叉污染,清洁卫生风险,烹调不彻底等七种类型,且生熟食品交叉污染与剩菜处理不当是引发家庭食源性腹泻的最主要风险行为特征,尤其是男性、已婚、年龄较大、家庭人口数较少、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稳定度较低、以及个人和家庭年收入水平较低的家庭人群。家庭是预防食源性疾病的最后一道防线,政府应致力于与消费者进行风险沟通,提升消费者的责任认知,采用差异化策略改善风险消费者的家庭食品处理习惯,实施抗击食源性疾病战略。     

具有事前质量保证与事后追溯功能的可追溯信息属性的消费偏好研究

本文从中国猪肉供应链体系存在的主要风险出发,构建由可追溯信息、可追溯信息真实性认证、原产地、价格等四个属性构成的相对完整的可追溯猪肉属性体系,将原产地属性与可追溯信息属性、可追溯信息真实性认证属性分别作为可追溯猪肉的事前质量保证、事后可追溯的功能信息属性,并以江苏省无锡市332个消费者为案例,基于选择实验方法,借助Nlogit 5.0分析工具,采用随机参数和潜在类别模型研究消费者对可追溯食品的偏好。研究表明,消费者对完整的可追溯信息属性具有最高的支付意愿,同时偏好于本地产属性、可追溯信息真实性认证属性,因此设置事前质量保证与事后追溯信息属性相结合的完整的猪肉可追溯体系具有重要价值,对促进可追溯猪肉的市场普及意义重大。具有养殖、屠宰加工的可追溯信息属性与本地产属性、可追溯信息真实性的国内第三方认证属性具有互补关系,并且消费者对产地属性具有较高的支付意愿,因此在目前猪肉可追溯体系中事后可追溯信息属性设置不完备的情形下,完善具有事前保证功能的原产地标签制度是符合市场需求的。消费者偏好于可追溯信息真实性认证,偏好程度依次为可追溯信息真实性的政府认证、国际第三方机构认证、国内第三方机构认证。研究还进一步证实,价格敏感型、无差异型与可追溯偏好型三种类别的消费者对不同层次的可追溯猪肉的信息属性的偏好具有异质性,而且不同类别的消费者均偏好于完整可追溯猪肉的信息属性。     

可追溯猪肉:信息组合与消费者支付意愿

本研究立足于消费者个体偏好差异,以可追溯猪肉为案例,设定猪肉可追溯信息的不同组合,以实证调查为手段,通过获得消费者对具有不同可追溯信息组合的猪肉的偏好数据,研究消费者可追溯猪肉消费的现实需求,为政府食品监管部门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广和普及可追溯食品、构建安全食品市场体系提供决策依据,同时检验实验拍卖与真实选择实验两种方法的差异与一致性。以此为目标本研究基于相同的样本,采用实验拍卖与真实选择实验两种非假想性实验法研究了无锡市143位消费者对具有不同可追溯信息组合的猪肉的支付意愿。结果表明,虽然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在不同实验机制下存在一定差异性,但对猪肉可追溯信息一致的偏好序,且参与者更偏好于政府认证信息、养殖信息,并在总体上对包含完整可追溯信息的猪后腿肉具有较高支付意愿。因此,政府在建设肉类制品可追溯肉体系中应该综合运用政策工具,引入政府监督机制,保障可追溯信息的真实性,规范可追溯食品认证机制,增强消费者对可追溯食品的信任,促进可追溯食品持续发展;引导生产者设置可追溯的养殖信息,从源头环节保障猪肉质量安全,既满足市场的消费需求,又可追溯类似于黄浦江死猪事件的责任;同时应对生产者实施必要的政策补贴,确保具有可追溯信息的猪肉价格在消费者可以接受的区间内;在此基础上注重引导支持生产者生产多信息组合的可追溯猪肉,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最终促进安全食品市场体系的健康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