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利用的研究框架

土地混合利用倡导不同使用性质/功能用地的混合布局,是提高经济发展活力与土地利用集约度的重要途径。当前,土地混合利用主要应用于城市用地演变与规划实践领域,伴随着城乡互动加剧,城乡界限趋于模糊,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居民点用地内部结构与功能逐渐多样化,也呈现显著的混合利用特征。基于此,尝试将土地混合利用应用到农村居民点用地演变与规划中,在回顾土地混合利用理论及其应用的基础上,按照“内涵特征—定量测度—驱动机理—实践路径”的逻辑思路,对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利用进行系统解析,并以天津都市郊区的姚村为例实证本文提出的研究框架,在理论上丰富农村居民点用地转型的内容与方法,在实践中为编制村庄规划、助推乡村振兴提供科学支撑。     

中心村集中居住区农民满意度及其敏感性分析——基于天津市216位农民的调查数据

农民是中心村建设最广泛的参与主体,农民满意是中心村集中居住工程顺利推进的基本保证。基于天津市216位农民的调查数据,首先分析了农民对中心村集中居住的总体满意度及对各方面工作的分项满意度;其次,运用相关分析法和对应分析法分析了农民各分项满意度对其总体满意度的敏感性;再次,在把分项满意度及其敏感性放在同一坐标系内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将中心村集中居住各项工作划分为四类,即"继续努力事项"、"重点改进事项"、"低优先事项"和"不刻意追求事项";最后,提出了强化中心村公共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中心村建设的农民权益保障机制、完善中心村治理机制、多渠道切实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等对策建议。     

土地利用系统健康评价的框架与指标选择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行为对生态系统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作为一个以土地利用为基础的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的土地利用系统。它既具有生态系统的一般特征。又具有其本身的特殊性，集中体现了人口增长、经济发展与资源短缺的矛盾。因此，为了人类可持续发展。必须关注土地利用系统的健康状态。本文在对土地利用系统的分析基础上，提出土地利用系统健康的概念，土地利用系统健康评价的本质、目的，并初步建立了土地利用系统健康评价框架体系。     

农民农地转出意愿及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基于天津市578份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5年对天津市农民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在性别差异的视角下,分析了农民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对男性和女性农地转出意愿均有显著影响的主要是年龄、家庭农业收入比重、家庭劳动人口数量、非农就业年工资水平、对农地的态度、对政府土地流转服务评价、对农民工子女入学政策的评价。只对男性农地转出意愿有显著影响的是农地经营成本、农地经营收益、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外出找工作途径、农地转出程序评价、对开展就业技能培训的评价、是否参与新农保、对新农保保障能力评价。只对女性农地转出意愿有显著影响的是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对非农就业工作生活环境的感知、所在地区。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2001~2017年中国建设用地时空分异特征

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我国建设用地急剧扩张，分析建设用地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规律及其原因，对促进我国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基于2001、2006、2011、2017年四期MODIS Land Cover（MCD12Q1）产品数据，结合经济数据和地貌类型数据，研究中国不同经济区和不同地貌类型区的建设用地扩张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全国建设用地在2001~2006、2006~2011、2011~2017年3时期扩张强度逐渐变弱，扩张速度逐渐变慢。（2）2001~2017年建设用地扩张主要发生在东部地区，该地区扩张强度最强、扩张速度最快。3时期内东部地区建设用地扩张强度逐渐变弱，扩张速度逐渐变慢；中部地区扩张强度逐渐变强，扩张速度逐渐变快；西部地区扩张强度先变弱后趋于稳定，扩张速度逐渐变慢；东北地区扩张强度先变弱后趋于稳定，扩张速度先变快后变慢。（3）2001~2017年建设用地扩张主要发生在平原地区，扩张强度最强，丘陵地区扩张速度最快；平原地区建设用地扩张强度逐渐变弱，扩张速度逐渐变慢；丘陵地区扩张强度先变弱后变强，扩张速度先变慢后变快；山地地区扩张强度逐渐变强，扩张速度先变快后变慢；高原地区扩张强度逐渐变强，扩张速度逐渐变快。从研究结果可知，不同经济区建设用地扩张强度和速度具有差异性，主要受不同时期国家相应的区域政策影响；不同地貌类型对建设用地扩张的时空特征也会产生影响。     

农地城市流转驱动机制的时空尺度效应分析

协调好经济发展和农地保护的矛盾是实现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基础,农地城市流转是这一矛盾的焦点。农地城市流转在不同的规模尺度上具有不同的特征,某个研究尺度上的影响因子可能在其它尺度上并不发生作用。论文从影响农地城市流转的社会经济因素出发,应用1999~2004年省级数据分析了不同时空尺度下农地城市流转的驱动机制。研究表明,影响因子本身及其影响系数随研究尺度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其中,我国农地城市流转驱动机制的时间尺度效应表现为,GDP、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口增长一直是影响农地城市流转的主要因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个影响因素对农地城市流转的推动作用不同;我国农地城市流转驱动机制的空间尺度效应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和GDP对东部省份农地城市流转的影响最明显,产业结构升级和固定资产投资对中部省份农地城市流转的影响最明显,而GDP和总人口对西部省份农地城市流转的影响最明显,各个影响因素对不同区域农地城市流转的推动方向也不同。根据上述的研究结果,文章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沂蒙山区农户生计变迁及其住宅形态的响应研究

以山东省沂水县3个村（核桃园、高桥、唐家庄子）为例,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PRA）、对比分析法,剖析沂蒙山区农户生计变迁与其住宅形态功能转型的关系,为农村居民点整治中的新村建设提供决策指导。研究结果表明：1）改革开放前,研究区农户以农业生计为主,修建“平房+庭院”形态住宅,利用庭院种植蔬菜;2）改革开放后,农户生计逐渐多样化和非农化。禽畜养殖成为农户重要的生计来源,农户在住宅内搭建猪圈养猪,在庭院内饲养家禽。高桥农户就地发展非农经济,修建两层楼房,将一层的空间用于非农经营;3）21世纪以来,农户生计进一步非农化和分化。核桃园农户以粮食种植和外出务工为主,将庭院硬化晾晒粮食,改造猪圈为储物间储存粮食和农机具;高桥农户为了扩大非农经营空间修（改）建三层楼房,将一二层用于非农经营;唐家庄子农户到县城非农就业,为改善居住环境修建两层楼房,住宅中用于生产的空间消失。可见：农村住宅形态和功能转型是与农户生计方式变迁相适应的,农村居民点整治中新村建设模式应充分考虑农户生计的实际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