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主体对社会保障及服务的资源配置绩效评价

中央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是社会保障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它是中央财政为建立和完善收入再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及配套服务均等化的制度安排。但由于目前的考核机制是以经济增长目标为宗旨的,而且追求的是高投资、低消费和高增长的模式,从而使得社会保障转移支付资金极有可能被任意的挪用和挤占,而产生资金的"瞄偏性"问题。本文从社会保障资金配置和中央财政对社会保障资金支出提升效率这两个方面,构建了中央财政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绩效评估指标结构体系,从而对转移支付绩效进行DEA评估。由所得的离散系数可知,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资金配置效率和提升状况效率的赋权分别为0.592和0.408。由于100个样本县市对社会保障及配套服务转移支付资金配置效率的均等化程度不高,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对社会保障及配套服务转移支付资金配置效率应赋予更大的权重。笔者认为,摒弃部分旧的评估指标、建立新的绩效评估机制是提高中央财政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效率的关键。     

江苏省养老服务业区域差异、空间集聚及驱动因素研究

推动养老服务业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养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运用综合指标评价法、泰尔指数及ESDA等方法,对2005～2015年江苏省县域养老服务业时空演变格局和空间关联性进行分析,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探讨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江苏省养老服务业发展水平总体较低且不均衡,呈现"南高北低"的显著差异;(2)区域差异呈"扩大-缩小-扩大-缩小"的"M"字型演变趋势,区域内差异大于区域间差异;(3)江苏省不同县域间养老服务业空间关联性显著为正,出现了发展水平相似县域相邻分布的空间集聚效应,空间集聚格局呈现稳态的南北差异;(4)人口老龄化、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市场力量、产业结构、养老保障水平以及政府政策等多种因素对江苏省养老服务业发展格局和区域差异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中国开发式扶贫基金流向问题研究

中国"开发式"扶贫制度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显示出显著性的成效,其取得的济贫效果为世界各国所认可,但随着开发式扶贫制度的深入,其资金的流向不明及瞄偏性等问题日益突出。本文在目前"硬政绩"与"软政绩"双重评价体系下,从地方政府的扶贫基金对不同类型企业的补贴力度的视角来分析利益转移问题,采用赫克曼选择模型分析了扶贫基金流向的状况。虽然经验分析结果显示,扶贫基金的流向渠道很大程度上具有利益瞄准贫困群体的功能。但赫克曼模型的一阶段估计结果显示扶贫基金流向对象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利益转移"的特征。贫困地区的扶贫基金却能够做到更好的瞄准性,而东部省市出现了扶贫基金的"利益转移"问题。鉴于此,笔者认为应该给予"软政绩"这个评价体制更多的指标和更大的权重,约束地方政府干预的重心倾向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以中低收入群体为主的扶贫龙头企业,从而能够真正的发挥"开发式"扶贫基金的初始功能。     

农村低保救助水平的评估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中国范围内已经实现制度覆盖,自2007年制度全面推行以来,由于各省市财政对农村低保救助力度强弱差异,导致了对农村低保对象的救助程度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但由于这种差异性受很多因素如价格指数等经济指标的影响,存在着不可比性.笔者通过引入农村低保救助力度系数和生活救助系数剔除这种差异性,从横向和纵向的视角对中国现行农村低保制度的救助水平进行了评估.评估的结果发现,各地的农村低保标准相差较大,经济发达地区剔除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以后,保障标准仍然要高于经济相对落后中西部农村地区(上海市除外).所以,建议这部分省市的民政部门要根据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来制定当地农村低保名义标准,从而保证当地农村低保居民享受到的实际福利至少不应该低于低保名义标准.     

贫困恶性循环、福利依赖与再就业收入

中国社会救助制度自实施以来,贫困恶性循环的状况并没被遏制,而且还出现了福利依赖现象。从受助家庭成员的再就业状况来看,其再就业收入使其摆脱贫困的境地了吗?笔者基于中国6省市的微观经验数据,结合准明瑟计量模型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了社会救助家庭再就业及就业收入的差异性。测算结果显示,在工资指标中,社会救助家庭的工资与非社会救助家庭差异性很大,而造成这种差异的所有解释变量中,受助家庭特征影响效应占到一半以上。大概有29%的社会救助家庭成员能够跳出"贫困恶性循环"的怪圈。笔者以这个贫困恶性循环圈为切入点,来研究受助家庭如何从福利依赖走向再就业岗位而获得更多收入。本文根据结论给出的建议是社会救助措施应该要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动态的变化,不应过度的看重绝对贫困的救助,更应该从权力贫困、政治贫困等视角入手,而制定出相配套的社会救助制度。     

再就业供给率、制度效率及其互动效应

2010年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救助制度的不断的扩容和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再就业效应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而再就业收入并没有得到显著性的提高。那最低工资制度起到了增加低收入群体的劳动供给的效应了吗?笔者通过建立最低工资制度和社会救助制度对受助家庭成员再就业行为及收入变动的微观模拟模型,用于研究制度变动对成员再就业供给效应和再就业收入分配效应的变动状况。并且建立了算数微观模拟模型来研究受助群体再就业人员工资低限和社会救助金差距问题。结果显示,在最大程度上提升这个差距,能极大地提升社会救助家庭成员的再就业行为和再就业收入;而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提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社会救助家庭再就业人员的就业决策,其再就业收入得到明显的增加。进而可以有效地提高社会救助制度既定目标和投入-产出效率,使社会救助制度与最低工资制度产生良好的互动效应。     

人口迁移、生育率及人口稳定状态的老龄化问题研究

人口生育率已经大大低于更替水平,中国陷入了"超低生育率"陷阱,而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将会进一步加重人口老龄化格局。从欧洲16国家的人口政策来看,一方面,均鼓励国民生育,因此,国民的生育会被认为是一种丰厚的"福利";另一方面,他们均采取了移民来改变人口老龄化问题。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基数大、老龄化速度迅猛的发展中国家,是否也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有所启示呢?鉴于此,笔者引入了一个静态开放式的人口模型,对人口迁移率和生育率做一个权衡和取舍。通过对中欧各国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迁移率及人口生育率的测算与对比结果,发现人口迁移能够减轻移入国家和区域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有人口迁入的国家,其人口老龄化有较强的减弱效应,人口年龄结构将会达到一个均衡的状态。移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人口增长率,会使得人口的年龄分布更加年轻化。这对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缓解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笔者从在适当的范围内提高中国内部人口的生育率和适度"高技术"移民政策这两个视角提出了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建议,即一方面,应该在适当的范围内提高中国内部人口的生育率。选择适当的生育模式,进一步落实父母"单独"家庭的"二孩"的生育政策;另一方面,政府应制定各种吸引政策,鼓励国外高素质人力资源移民中国,更好的完善人力资源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