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体系与机制研究

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既是应对环境外部性问题和集体行动困境的现实选择,也是推进我国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需要。本文在构建区域环境协同治理体系框架的基础上,揭示和识别了区域环境协同治理内在机制的主要内容和交互影响。区域环境协同治理体系是协同“起因、主体、动力、行动、结果”互为一体的循环系统,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机制是包括组织机制、动力机制、运行机制、反馈机制和交互作用机制等在内的有机体系。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体系与机制及其构成因素之间具有复杂的交互作用,并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在进行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理论分析和现实问题解决时,需要深入辨别并融入具体情境,才能把握其实质。     

劳动力外流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

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劳动力的大规模外流,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呈现出集体经济困难、人居环境恶化和农田水利废弛等各个方面全面衰败的景象。灌溉作为农村典型的公共事务,对于从微观层面揭示劳动力大规模外流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衰败之间的因果关系具有代表性意义。关于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影响,在已有的实证研究文献中鲜有讨论。本文基于2014年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对全国21个省份的调查数据,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1 507个农户的灌溉行为进行计量分析,发现农户家庭劳动力外流对农户参与集体灌溉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表明,在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劳动力外流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弱化了农村集体行动能力,对农村公共事务治理产生了显著负面影响。同时,计量结果表明:平原地区、水资源自然条件一般的村庄、耕地位于灌渠的中游、农户的承包地经营面积较大、农户的承包地块数较多、灌溉对农户家庭收入的重要性较大以及村庄对私自挖渠取水有惩罚措施等变量对农户参与集体灌溉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村庄位于城市郊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和灌溉缺水历史等变量对农户参与集体灌溉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用水户协会的有无对农户是否参与集体灌溉没有显著的影响,原因是中国农村大多数用水户协会是行政力量推动下的产物,实际作用并不明显。上述结果表明:近20年来的大规模劳动力流动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做出贡献的同时,给农村公共事务的治理带来显著的不利影响。研究大规模劳动力流动背景下的农村公共事务挑战及其应对,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应作为未来重要的学术方向。由于农村劳动力外流是难以逆转的发展趋势,如何培育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合作资源,实现农村社会有效的集体行动机制,是未来扭转农村公共事务治理衰败的关键。     

社会资本多维异质性视角下农户小型水利设施合作参与行为研究

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是实现准公共物品供给的有效方式,同时农村社区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也是众多单个农户行为选择的结果。理论研究发现,极其复杂多变的个体决策行为可以通过突破传统经济学的同质性假设——运用个体异质性来表征。本文将农户异质性概念引入农村社区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问题研究,探索农户社会资本异质性与农村社区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的互动关系及影响机理,试图解决农村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中集体行动的实现问题。首先,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将社会资本归纳为社会声望、社会参与、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四个不同维度。在此基础上,利用陕西省关中地区393户农户调查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实证分析社会资本多维异质性对农户参与小型水利设施合作治理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多维异质性对农户参与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具有显著影响。其中,信任维度、参与维度和网络维度社会资本是农户小型水利设施参与行为的重要促进因素,而声望维度社会资本则降低了农户的参与行为。反映出社会资本的多维异质性将导致集体行动结果的不确定性。某一维度的社会资本促进合作供给的产生,而另一维度的社会资本则对合作供给起到抑制作用,而且各维度交互作用可能使社会资本对合作供给影响结果产生不同结果。此外,农户参与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农户受教育程度、水利对农业重要性的认知、水利设施维修情况以及用水纠纷对农户参与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种植面积对农户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参与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根据以上结果,政府应该通过培育农户多维度的社会资本,强化社会资本的正向影响,促进小型水利设施的合作供给;此外,通过加强组织服务功能、提高农户合作认知等,提高农户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的参与行为。     

村民参与农村公共环境治理的集体行动探究--以山东省烟台市W村为例

农村公共环境治理低效成为阻碍美丽乡村建设的主要问题,而村民作为农村环境治理主体之一并未发挥应有作用,村民集体不作为成为了农村公共环境治理的新问题。本文通过对W村的实证分析,阐明村民在公共环境治理中集体不作为的行动取向,分析村民集体不作为现象产生的多重逻辑,研究发现:村民理性异化,村庄治理缺失以及基层政府的权力越位、缺位等多重因素共同导致了村民集体不作为,阻碍了农村公共环境治理中集体利益的实现。为克服村民在公共环境治理中“搭便车”的社会惰化行为,敦促村民从集体不作为向集体作为转向,从影响村民集体行动的利益相关主体入手,提出了解决之策。     

全球气候治理中“搭便车”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自气候谈判启动以来,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全球气候治理的集体行动每每到了关键议题,就会止步不前,很难达成统一协定,于是解决“搭便车”就成了气候治理全球行动进行下去的关键。从经济学角度看,造成“搭便车”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气候治理的公共物品属性,二是气候治理的巨额交易费用,三是参与气候治理的成员结构。本文将对这三点进行系统梳理,为“搭便车”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准备。     

村民参与农村公共环境治理的集体行动探究——以山东省烟台市W村为例

农村公共环境治理低效成为阻碍美丽乡村建设的主要问题,而村民作为农村环境治理主体之一并未发挥应有作用,村民集体不作为成为了农村公共环境治理的新问题。本文通过对W村的实证分析,阐明村民在公共环境治理中集体不作为的行动取向,分析村民集体不作为现象产生的多重逻辑,研究发现：村民理性异化,村庄治理缺失以及基层政府的权力越位、缺位等多重因素共同导致了村民集体不作为,阻碍了农村公共环境治理中集体利益的实现。为克服村民在公共环境治理中“搭便车”的社会惰化行为,敦促村民从集体不作为向集体作为转向,从影响村民集体行动的利益相关主体入手,提出了解决之策。     

基于集体行动逻辑的京津冀雾霾合作治理演化博弈分析

当前京津冀地区在雾霾问题上面临环境外部性困扰和集体行动困境,其根源在于地方政府作为雾霾合作治理集体成员的收益是不对称的,而割裂集体行动中收益与损失之间的联系是一种纠正环境外部性市场失灵的政府失灵。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在京津冀三地政府执行雾霾合作治理规制行为上表现为私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动态重复博弈。针对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执行状况,基于集体行动的逻辑视角,借助演化经济学研究工具,构建京津冀三地政府在雾霾合作治理执行策略的猎鹿模型、拓展模型的演化、随机和动态的博弈过程,探究地方政府执行雾霾合作治理集体行动的行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根据复制动态方程探讨博弈主体行为演化特征和演化稳定策略,采用数值仿真方法分析不同情形下系统演化轨迹及演化均衡状态,考察随机因素对系统演化均衡状态的影响以及实现区域环境合作联盟的动态演化均衡机制。研究发现,京津冀三地政府在雾霾合作治理执行过程中的动态演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地区在区域整体中的环境偏好系数和搭便车收益与集体行动收益的比值。因此,中央政府要健全跨区域环境治理的制度建设,为京津冀地区建立一致的区域环境质量标准,有效降低地方政府在合作治理雾霾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收益,以立法的形式对约束地方政府承担环境治理责任的强制和选择性激励措施加以确定。此外,将雾霾造成的经济损失作为重要指标纳入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加强对地方政府雾霾治理执行情况的监管力度,实现合作治理雾霾集体行动责任落实的帕累托改进。     

走出环境保护的集体行动困境

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悖论,造成了集体行动的困境,其悲观的宣告了人类在环境保护上的合作几乎没有可能。然而,大量的现实合作案例证实“集体行动困境”绝非必然,并为人们提供了多中心治理的解困之路。通过建立多中心治理机制,实现合作的分权化和市场化．促进信息的交流和信任的产生,摆脱环境保护治理的困境,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是可以渐进实现的理想。     

村民参与农村公共环境治理的集体行动探究--以山东省烟台市W村为例

农村公共环境治理低效成为阻碍美丽乡村建设的主要问题,而村民作为农村环境治理主体之一并未发挥应有作用,村民集体不作为成为了农村公共环境治理的新问题。本文通过对W村的实证分析,阐明村民在公共环境治理中集体不作为的行动取向,分析村民集体不作为现象产生的多重逻辑,研究发现:村民理性异化,村庄治理缺失以及基层政府的权力越位、缺位等多重因素共同导致了村民集体不作为,阻碍了农村公共环境治理中集体利益的实现。为克服村民在公共环境治理中“搭便车”的社会惰化行为,敦促村民从集体不作为向集体作为转向,从影响村民集体行动的利益相关主体入手,提出了解决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