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titutional quality,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among lower income countries

This article postulates strong endogenous relationships in lower income countries between institutional quality,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sustained economic growth. These associations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the vector-error correction model (VECM) and Granger causality method for a sample of 79 countries from 2005 to 2022. The findings show that (1) these variables reinforce each other in the short run. (2) In the long run, both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can fuel economic growth. (3) The positive effect of institutional quality on economic growth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se findings are that careful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co-development policies to enhance the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the financial system in these economies. Policies should also consider economic growth strategies to enable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rates.     

激励相容理论视角下生态公益林补偿对农户的增收效应——以福建三明为例

基于福建三明499户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测算了生态公益林现金直接补偿和岗位性补偿对农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现金直接补偿和岗位性补偿对生态保护和农户增收都是正效应。现金直接补偿对农户增收效应不显著,而岗位性补偿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和家庭人均收入的净效应分别达55.4%和57%。进一步研究发现,两种补偿方式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也不尽相同,其中现金直接补偿不利于贫困户增收,而岗位性补偿对不同收入的农户都具有正向显著增收效应。此外,从生态公益林的根本使命出发,可以发现现金直接补偿和岗位性补偿对生态保护的净效应也存在较大差异。故此,科学规划生态补偿方式和补偿标准是实现生态保护和农户增收双重效应的根源所在。     

我国能源资源税改革对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效应——基于CGE模型的分析

通过构建包含7个城镇居民组和5个农村居民组的多收入阶层CGE模型,并将劳动力要素分为农业劳动力、技术工人和生产工人3类,在低税率、实际税率和高税率三种情景下模拟了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税改革单独实施和同时实施对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效应,并对税收补偿措施的效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单独实施煤炭资源税或天然气资源税改革对城镇居民组收入差距有正向的缩小作用,有利于收入分配公平,但对农村居民组收入差距起到负向的扩大作用,不利于收入分配公平;单独实施石油资源税改革则同时缩小了城镇和居民组的收入差距,有利于收入分配公平;同时实施三类能源资源税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与税率组合方式有关;将能源资源税收入以补贴的方式返还给农村居民可以缩小其收入差距,有利于收入分配公平.     

厦门市生活垃圾的灰色预测与分析

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定量分析了影响厦门市生活垃圾产生量的影响因子,发现其主要因子是城市国内生产总值(GDP);利用灰色系统理论建立了该市生活垃圾产生量的GM(1,1)预测模型,并进行预测分析。     

城市生活垃圾现状与治理动态

主要阐述了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的现状、现有处理城市生活垃圾的几种方法,并就治理趋势进行探讨。     

废旧家用空调器的回收及关键技术研究

家用空调器等废旧家电的回收再利用，对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已受到国内外的高度重视。文章介绍了一般废旧家用电器的回收过程、回收方法，并对废旧家用空调器的回收过程做了具体介绍，最后提出了家用空调器等废旧家电的回收再利用过程中的关键技术。     

解析家庭消费模式——促进可持续发展

文章基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提出当前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消费行为已经逐步转变为家庭个体为主的消费模式;对家庭消费的重要性及其对环境所造成的压力进行分析;最后通过对国内三大城市消费情况研究了影响家庭消费模式驱动力,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中国可持续家庭消费模式的措施.     

武汉市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理的经济对策分析

对城市生活垃圾进行资源化处理,不仅有利于解决城市生活垃圾所带来的城市生态环境问题,而且能够获取部分城市发展所需的资源,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环节之一。从武汉市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理的现状入手,对武汉市城市生活垃圾在回收再利用、焚烧发电、堆肥等方面的资源化处理措施予以分析,指出武汉市应优先开展回收再利用,适度发展焚烧发电和堆肥的规模,并在此基础上借鉴日本、美国和德国等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理的先进经验,提出要提高城市生活垃圾回收的比率和效率,推进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理的产业化发展,以促进武汉市城市生活垃圾的资源化处理进程。     

农户兼业阶段性分化探析

当前农户兼业的阶段性分化其本质是农户之间兼业进程的不统一,进而导致了严重的农村社会分化问题。本文利用江苏省苏北地区农户调研数据分析了当前农户兼业阶段性分化的现状及其带来的社会后果,利用似不相关双变量Probit模型分析了农户兼业阶段性分化的原因,得出了阻碍农户兼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结果显示,家庭人力资本稀缺是农户实现兼业生产的主要制约因素,农户无法进行非农工作主要是受到家庭人口规模小、老龄化严重的限制,这一部分农户家庭生活水平低,面临严重的"贫困陷阱"。政府直接干预土地流转使部分农户被动退出了农业生产,形式上实现了农户兼业进程的统一,但损害了农户的土地权益,造成农村土地产权不稳定,降低了农户自发性退农倾向,妨碍了土地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实质上对农户兼业进程起到了阻碍作用。此外,由于土地承包经营证书对承包经营权权能、地块四至等信息界定不清晰,对农户兼业进程的发展没有刺激作用。综合以上结论可知,土地产权以及农户家庭人力资本是导致当前农户阶段性分化的主要原因。政府不应对农村土地市场进行直接干预,而应通过完善农村社保体系、扶持农户非农就业、加快新一轮土地确权发证工作以促进土地市场与农户兼业进程的发展,在市场机制为主、政府调控为辅的环境下合理实现土地的集中与农业规模经营。     

居民家庭消费支出变化对上海市2020年低碳发展的影响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其家庭消费支出模式也会发生变化,由此将引发与家庭部门相关的能源消耗及碳排放等变化.选取上海为案例区,开展基于居民家庭消费支出变化对区域低碳发展影响的预测研究,采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CGE)预测分析了2020年上海的居民消费支出,并量化了由此引发的工业产出、贸易以及就业形势的变化,并着重分析了与之相应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变化,旨在厘清收入增加与居民消费模式变化的关系,居民消费模式变化与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变化的关系.同时,设置了高、低碳情景,进一步剖析了居民消费支出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此外,还进一步模拟了上海市居民消费支出变化对中国其它地区的消费支出的变化的影响,并进一步剖析了在这种变化影响下的其它地区的工业产出、贸易、就业形势、能源消耗以及碳排放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及消费模式的转变,2020年上海的总消费支出比2007年拟增长1.81倍,其中增长最快的消费支出项目是交通运输及通信业;由于消费支出模式的转变,工业产出、就业、贸易量、能源消耗以及碳排放也呈增长的态势,分别较2007年增长1.83倍、0.17倍、2.03倍、2.63倍以及2.71倍.在有碳约束的情况下,低碳情景较之高碳情景会减少0 14％的GDP损失.同时低碳情景下将节省7.5×107t标准煤,减少38％的碳排放量.中国其它地区由于居民家庭消费模式的转变所引起的各类指标的变化趋势与上海趋同.通过研究结果可以得出,为了实现上海市未来区域的低碳发展,引导居民向低碳生活模式发展十分必要,政府应着重从居民绿色出行和绿色消费两方面进行倡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