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难点与对策

环保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中存在深度和广度不够、政府主导作用没有充分发挥、环保职业院校努力不够、企业热情不高等问题,这些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有环保工作自身的特殊性,环保职业教育与行业发展疏离和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下沉等。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和环保行指委平台作用是解决问题、破解难点的关键,政府制定完善的政策法规是重中之重。"政、校、企"三方合作并建立完善的运行机制是我国环保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有效开展的良策。     

市场与政府对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的协同作用分析

农户绿色防控技术的采纳对于农药减量、农产品质量提升和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基于湖北宜昌、丹江口和江西赣州285个柑橘种植户样本,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市场利润与政府的激励和约束政策对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意愿和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1)仍有36.14%的样本农户在具有绿色防控技术采纳意愿的前提下并没有真实的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2)农户的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表达受市场利润与政府激励和约束政策的双重影响。在绿色市场发展不完善,市场利润激励不足的情况下,政府激励与约束政策均能不同程度促进农户的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也即政府激励与约束政策弥补绿色农产品市场不足,在引导和规范农户的绿色病虫害防治上起到积极作用。     

太原汾河景区跨桥断面水体污染的时空变化模式研究

选取太原汾河景区跨桥断面8个监测点,在2012年3月—2013年10月期间对河流8项水质参数进行监测,并结合派生的水体综合污染指数及主成分分析方法分析和评价景区水污染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景区水质污染变化时空差异明显,上游污染相对较小,下游污染较重;春季溶解氧和p H值变化幅度最大,夏季除总氮和氨氮外,其他各污染物均有显著变化特征,秋季则以氨氮、总氮和总磷变化最为显著。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虽然各监测点水体污染的关键影响因子不同,但总磷是太原市河流水体污染的共同解释因子。     

中国循环经济发展论坛原则通过《上海宣言》呼吁将循环经济评价指标纳入政府政绩考核

中国循环经济发展论坛21304年会于2004年11月7日在上海闭幕，原则通过了《上海宣言》，200多位与会者在宣言中共同呼吁，各级人大和政府要加强对循环经济的宏观指导，将循环经济评价指标纳入政府政绩考核。     

构建循环型旅游产业的思路与途径

根据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旅游接待国和第四大客源输出国.2005年中国入境旅游人数已达1.2亿人次,入境过夜旅游人数达4680万人次,国内旅游人数达12亿人次,出境旅游者达3100万人次.中国旅游业产业规模正在不断扩大,旅游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从旅游资源大国到世界旅游大国,中国正努力向世界旅游强国目标迈进,入境旅游、国内旅游、出境旅游三大市场繁荣兴旺;同时,中国旅游产业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隐患排查治理:2008年安全生产工作主线

为及时有效地整改事故隐患,推进安全生产工作.2月26日省政府办公厅下发了<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浅析反核生化恐怖组织指挥的特点与要求

近年来,恐怖主义泛滥成灾,核生化恐怖活动时有发生,其危害之严重,已引起许多国家的广泛关注,我们也应高度警惕,严阵以待。反核生化恐怖行动紧急、时间急迫、参与力量多、处置过程复杂,对组织指挥工作要求高,需要认真把握其组织指挥的特点与要求,采取科学的组织指挥方法,才能将核生化恐怖危害后果减少到最低程度。本文将就此谈几点个人之见。     

单体滑坡灾害风险预测

以重庆市万州区农机技校滑坡为例，讨论了单体滑坡灾害的风险预测方法。提出采用Monte-Carlo方法预测滑坡发生的概率，利用能量守恒原理和谢德格尔公式推算滑程；结合滑坡裂缝的展布方位，预测出滑坡灾害发生后的影响范围；根据承灾体自身特点和相对于滑坡所处的位置，确定出滑坡灾害影响范围内承灾体的易损性；利用GIS对空间数据的图形叠加功能，将滑坡危险性和灾害易损性叠加，并在考虑库区水位动态变化的基础上，动态预测滑坡灾害导致的经济损失，定量预测滑坡灾害风险大小。结果表明，该滑坡在坝前145m水位和50年一遇暴雨工况下可能的经济损失值最大为10260万元；而在滑坡危险性最大的工况下，滑坡灾害风险不一定最大。所得结果可为滑坡灾害防治工程或土地规划立项提供依据，使政府决策部门在防灾减灾工作中更有针对性。     

治污投资的政府最优政策博弈

外部性的存在及制造商治污投资动机不足要求政府对制造商的行为进行相应的规制，政府在制造商的治污投资行为中主要的作用是通过各种措施使得制造裔有动机地去自觉地进行有效的治污投资;政府的主要控制手段包括直接管制及借助市场激励，政府制定环境管理策略的关键因素是“惩罚的力度与激励的强度”。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从制造商的治污投资行为出发研究政府制定环境管理规制的策略，通过一个三阶段的博弈模型分析福利增进量、洽污成本与治污效果等三个因素对“惩罚力度与激励强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