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水处理厂对漓江桂林市区河段淡水生物中微塑料累积的影响

微塑料（粒径<5 mm）作为一种新型污染物近年来引起广泛关注.本文通过收集污水处理厂尾水、污水处理厂在漓江支流桃花江的排口（S1）、桃花江和漓江干流的汇合处（S2）和支流汇合处的下游（S3）的表层水体、沉积物以及4种典型淡水生物样品,研究了污水处理厂尾水排放对淡水生物体内微塑料污染特征和空间分布的影响.结果表明,淡水生物中微塑料的检出率为94.2%.污水处理厂在漓江支流桃花江的排口S1（2.7 n ·ind^-1）淡水生物中的微塑料平均丰度显著高于排放口下游的漓江干流桂林市区河段S3（1.9 n ·ind^-1,P<0.05）.S1和S3生物体中的微塑料粒径均以<0.10 mm为主,占比分别为46.0%和30.5%.生物体中的微塑料仅有纤维一种类型,S1中主要的聚合物类型为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S3生物中主要的聚合物类型为聚丙烯.污水处理厂尾水排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淡水生物中微塑料累积.     

应用物种敏感性分布评估DDT和林丹对淡水生物的生态风险

介绍了利用物种敏感性分布（SSD）进行生态风险评价的原理与步骤,构建了淡水生物对DDT和林丹的物种敏感性分布.在此基础上,计算了DDT和林丹对不同类别生物的HC5(Hazardous Concentration for 5% the species)阈值,预测了不同浓度DDT和林丹对生物可能造成的危害,并比较了不同类别生物对DDT和林丹的敏感性,以及DDT和林丹对淡水生物的生态风险.结果表明,DDT和林丹对淡水生物的HC5值分别为1.70μg·L-1和5.96μg·L-1 ,DDT对生态系统的危害大于林丹.当DDT或林丹的浓度为5μg·L-1时,对生态系统仅有轻微影响,而当DDT或林丹的浓度为500μg·L-1时,将有81.5%的物种受到DDT的危害,或有68.1%的物种受到林丹的危害.不同类别生物对DDT的敏感性从甲壳类、昆虫和蜘蛛类到鱼类依次降低,对林丹的敏感性大小依次为昆虫和蜘蛛类、甲壳类、鱼类.与林丹相比,DDT对淡水脊椎动物与无脊椎动物以及甲壳类和鱼类的生态风险较大,而对昆虫和蜘蛛类,林丹与DDT的生态风险差别不大.     

物种敏感性分布在铊污染淡水生物生态风险评估中的应用

应用物种敏感性分布(SSD)方法构建了铊对淡水生物的SSD曲线.在此基础上,计算了铊对不同生物的5％危害质量浓度(HC5), 分析比较铊对于不同生物类别的毒性敏感性差异及其特征,并针对不同污染物质量浓度,评价了北江铊污染突发事件对不同生物类别的生态风险.结果表明,不同物种对铊污染物的耐受范围存在差异,从小到大依次为藻类、脊椎动物、无脊椎动物.这可能与各物种的组别多样性有关,耐受范围越大,表示随着质量浓度增加,风险增大的趋势越缓慢.铊对不同物种的HC5从小到大依次为藻类、无脊椎动物、脊椎动物.HC5越小,铊对该物种的生态风险越大,其中藻类对铊最敏感,其HC5为113 μg/L.从总体上看,铊对淡水生物系统的HC5为210μg/L.不同质量浓度值得出的潜在影响比例(PAF)的大小,反映对不同类别生物的损害程度.在100 μg/L以下,全部物种的PAF值几乎为0;在质量浓度达100μg/L时,藻类和无脊椎动物开始受到影响;在质量浓度达1 000μg/L时,超过99％的藻类和无脊椎动物受到影响,全部物种有96％受到影响.对2010年北江某突发性铊污染事件中高质量浓度集中区进行生态风险评估,表明该污染河段的生态风险极低,PAF接近于0.     

食品越新鲜越好吗

正自从发现致病性禽流感以后,人们开始反思:我们习以为常的饮食习惯是不是科学合理?比如,不少人以为吃鸡非得要活鸡现宰马上烧,就图个新鲜才好吃;吃猪肉也要"热气的",最好是猪刚屠宰后体温还没冷。果真如此吗?有些人认为,食品当然是越新鲜越好,这是我们老祖宗     

应用物种敏感性分布评价敌敌畏对淡水生物的生态风险

敌敌畏是一类重要的有机磷杀虫剂,但其对水生生态的影响至今研究较少。为了评价其生态风险,构建了淡水水生生物对敌敌畏的物种敏感性分布(species sensitivity distribution,SSD)模型,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影响SSD模型的主要因素;并分析了该模型的不确定性;推导了敌敌畏对不同类别生物的5%危害浓度HC5(hazardous concentration for 5%the species)阈值;整理收集了我国重要流域水体中敌敌畏的环境浓度;结合SSD模型计算了对淡水生物的潜在影响比例(potentially affected fraction,PAF)。结果表明:1)不同模型的选择会影响HC5的结果,且Burr III模型拟合结果较好,推导的HC5值为0.37μg·L-1;2)无脊椎动物在敌敌畏低浓度范围内的敏感性明显高于脊椎动物。甲壳类动物与昆虫和蜘蛛类相似,敏感度较高,鱼类则较低;3)应用Burr III模型构建SSD时,参数k值对HC5最为敏感,蒙特卡罗随机模拟得到HC5变化范围为0.05~40.57μg·L-1,均值为5.07μg·L-1;4)敌敌畏对我国淡水生态影响较小,PAF均低于1%,其中黄河和太湖流域敌敌畏的生态风险高于其他河流湖泊,珠江口和南海北部较低。上述研究结果为评价敌敌畏对全国不同水体水生生物的潜在生态风险提供了科学依据。     

淡水环境中微塑料的污染状况和毒理学特性

微塑料作为一种新兴污染物，已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淡水环境是陆源微塑料转移至海洋的通道，同时也是微塑料污染重要的“汇”。与海洋环境相比，淡水环境更接近于微塑料污染水平最高的城市化地区，对人类的潜在影响更大。微塑料在淡水环境中的环境行为和毒性效应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系统梳理了淡水环境微塑料污染状况，重点聚焦于微塑料对淡水生物的毒理学特性。最后，针对目前的研究不足提出展望：(1)建立统一标准，完善微塑料采样技术，以便于各研究结果中微塑料丰度的比较；(2)野外调查与实验室模拟相结合，深入研究微塑料对淡水生物的毒理学特性；(3)加强微塑料与多种污染的复合毒性效应研究，探索微塑料与污染物的复合毒性效应和相互作用机制。     

重金属对淡水生物生态风险的物种敏感性分布评估

应用生态风险评价中的物种敏感性分布(SSD)方法构建了6种常见重金属元素(Cd,Cu,Hg,Pb,Zn和Mn)对淡水生物的SSD曲线.在此基础上,计算了6种重金属对不同生物的5%危害浓度(HC5)及其不同暴露浓度对生物的潜在影响比例(PAF),比较了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包括鱼类,甲壳类等)对6种重金属的敏感性以及不同重金属的急性生态风险(简称生态风险),并且评价了3个典型水体中常见重金属的联合生态风险.结果表明,6种重金属元素的HC5值的大小顺序为Cu相似文献   

浮游藻类环境DNA宏条形码监测引物的比较与验证

环境DNA (eDNA)宏条形码技术通量高、重复性好,在未来生态环境监测中有巨大的应用潜力。目前,浮游藻类环境DNA监测仍处在发展阶段,尚缺乏统一的浮游藻类扩增引物。利用同一个野外环境样本,比较8对通用引物在浮游藻类环境DNA监测中的差异,为初步建立规范化的浮游藻类环境DNA监测方法提供支撑。结果表明,不同引物对浮游藻类扩增存在明显偏好性,靶向扩增16S rDNA的引物主要检出硅藻,其次是隐藻和绿藻;靶向扩增18S rDNA的1391、AD3和ANF 3对引物具有较高的浮游藻类扩增效率和物种辨识度,分别检出67、62、63个浮游藻属,其检出的浮游藻类的相对丰度排序均为硅藻>绿藻>隐藻>金藻>甲藻,可以作为通用引物用于浮游藻类环境DNA宏条形码监测。     

基于不同毒性终点的双酚A(BPA)预测无效应浓度(PNEC)研究

双酚A(BPA)已被证实是一种类雌激素类物质。本研究根据BPA对水生生物毒性效应的特点,按照不同的毒性终点将BPA的毒性数据进行归类,采用物种敏感度分布法(species sensitivity distribution,SSD)推导了BPA对水生生物的预测无效应浓度(predicted no effect concentration,PNEC)。结果表明:以雌激素效应为暴露终点的急、慢性PNEC分别为25.11μg·L-1、1.075μg·L-1;而以所有数据的急、慢性毒性效应为暴露终点推导的PNEC值分别为355.7μg·L-1、7.549μg·L-1。BPA对水生生物的雌激素效应更为敏感,建议在推导BPA这类内分泌干扰物的PNEC值时,应依据其毒性终点分别推导,从而得到更加合理的基准值。研究成果以期为我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的制修订提供数据支持。     

微/纳米塑料对淡水生物毒性、机理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进展

微/纳米塑料(MNPs)在全球水环境中被检出,其污染问题已引起科学界和公众的普遍关注.MNPs因其物理化学特性可对水环境生物产生不可预知的危害.本文综述了MNPs对不同营养级淡水生物(藻类、水溞和鱼类)毒理效应的研究进展,阐述了MNPs对淡水生物毒性的作用机理,重点评述了影响MNPs对淡水生物毒性的主要因素,包括直接因素(聚合物类型、元素掺杂、尺寸、颗粒形状和表面特征)和间接因素(单体和添加剂释放、其他污染物及水溶液化学条件),并指出了塑料生态毒理学今后的研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