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农村环境保护

社会资本是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石,它可以打破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囚徒困境”,促使人们遵守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则,解决人们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利益冲突,以及抵御外来污染转嫁。     

基于位置大数据的村域尺度多功能性评价——以苏州市为例

村域尺度的多功能性评价对于揭示乡村空间由同质性向异质性分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将探索乡村空间行为主体的活动变化作为多功能性评价的新思路,基于位置大数据反映的人类活动规律,构建了乡村空间居住、就业和消费三大功能指数,并就苏州市以农业和生态用地为主的陆巷村和众安桥村、建设用地为主的集善村和周泾村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具有相似区位条件和地域特征的乡村空间在工作日、双休日、节假日表现出不同的主导功能,可进一步划分为农旅结合型、兼业竞争型,以及现代园区型、城镇生活型。作为大数据方法在乡村地理学领域的一次有益尝试,研究结论可为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分类推进乡村发展提供科学借鉴。     

社会资本视角陕西生态环境保护绩效评价研究

收集陕西省2006年至2013年相关数据,测算并评价陕西省生态环境保护绩效,采用回归模型从微观视角实证分析社会资本对生态环境保护绩效的效应,结果表明生态环境保护绩效的绝对增量和社会资本的相对增量呈正相关关系,并受到社会资本投资规模的约束。进而提出积极拓宽社会资本的融资渠道;健全生态环境保护产品的定价机制和社会资本的投资回报机制;完善社会资本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以推动陕西省生态环境保护市场化机制的建立。     

基于二维和三维生态足迹的长三角城市群自然资本可持续性分析

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给城市群自然资本及其可持续利用带来较大的威胁。为明确城市群建设过程中自然资本可持续性变化特征,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采用二维和三维生态足迹评价模型,同时添加水资源账户对原模型进行改进以反映长三角地区水资源潜力与压力,研究分析了2005—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生态足迹、生态压力指数和生态协调指数变化、自然资本存量消耗和自然资本流量占用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长三角城市群人均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分别为4.46和1.59 hm²/人,平均人均生态赤字为2.87 hm²/人,但万元GDP生态足迹不断下降,资源利用率不断上升;2）2005—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压力指数由2.48升至3.25,生态协调指数由1.30变为1.25;3）基于改进三维生态足迹模型发现,长三角城市群资本存量利用程度越来越大,且对自然资本流量的更新起到较大抑制作用,2019年研究区自然资本存量的消耗量是资本流量占有量的2.26倍;4）影响因子分析表明,工业产值、能源消耗总量、建筑用地面积和城镇化率对生态足迹起到了正向促进作用,对自然资本的可持续性产生了较大压力。

     

基于生态足迹深度和广度的中国自然资本利用省际格局

自然资本利用的分类测度是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前沿议题。基于改进的区域足迹深度和区域足迹广度两项指标,分析了2008年中国自然资本利用的省际格局,并对30个省级行政区(由于数据所限,不含西藏、香港、澳门、台湾)进行了聚类划分。结果表明:①存量资本与流量资本的利用状况具有显著的地域互补性,存量资本消耗水平由西向东呈递增态势,而流量资本占用水平由西向东则呈递减态势;②30个省份的自然资本利用状况聚为4类,包括重度利用型1个,中度利用型17个,轻度利用型4个,相对滞后型8个;③自然资本利用的省际格局具有明显的地域集聚性,东部和中部地区以中度利用型为主,西北地区以相对滞后型为主,西南地区以轻度利用型为主。研究表明,自然资本利用省际格局的形成,受资源禀赋、经济水平、土地利用、产业布局等诸多因素影响。应结合各省的具体特点及所处的格局类型,因地制宜地推行自然资本分区管理。     

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的动力机制、实践困境与完善路径

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有三个方面的动因,即利益驱动、政府推动和社会公益行为。当前,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尚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在实践层面还存在许多不足,如限制性因素较多、法治保障不足、政府配套措施不完善等。针对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完善法治与政策体系、风险分担机制、投资回报机制、监管机制和退出机制的建议。     

甘肃省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为了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耦合协调程度做出评价,以甘肃省为例,运用综合发展评价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关系进行研究,从时间和空间上对省级及其下辖的14市（州）2011—2019年经济与环境耦合协调状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甘肃省综合发展水平逐年提升,经济与环境耦合协调度由0.005 5升至0.911 0,耦合协调水平总体处于上升趋势,并在2017年实现良好耦合协调,且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实现同步;2）14市（州）经济与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部分市（州）在2016年和2018年出现波动,酒泉、兰州等综合发展水平较高,甘南、定西等综合发展水平较低;3）14市（州）经济与环境耦合协调程度在时间上于2016年全部脱离失调衰退进入耦合协调期,从空间上表现为中部最优、北部次之、南部略差。

     

社会资本视角下农村留守老人的精神养老困境研究——基于河南省信阳市某农村社区的调查

由于子女长期离家、农村留守老人自身因素及社区环境的影响,农村留守老人在精神养老方面存在困境,具体表现为:缺乏情感慰藉、社会交往范围有限、心理状态不佳及精神文化需求得不到满足。通过分析农村留守老人拥有的社会资本,可以发现,无论是微观、中观还是宏观层面,农村留守老人存在社会资本存量不足的问题,这将进一步加深老人精神养老的困境,严重影响着其老年生活质量。因此,农村留守老人自身要增强社会资本的意识,提高自养能力;家庭要维护社会资本,提高赡养水平;社区要培育一定的社区组织,整合社会资本;政府及社会要通过资本投入、政策支持、多方参与,提高养老服务水平,从而更有力地促进农村留守老人精神养老困境的有效解决。     

社会资本对生态补偿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以锡林郭勒盟草原生态补偿为例

通过对农户开展的问卷调查分析了锡林郭勒盟草原生态补偿绩效,结果表明生态补偿绩效不容乐观,农户感受到的生态环境状况仅有小幅度的改善,消除经济激励之后农户表现出较低的参与积极性.基于结构方程模型,以农户自我发展能力和生态保护能力为中介,构建社会资本对生态补偿绩效的影响机制模型.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经济效应表现出显著负影响;对生态效应表现出显著正影响.社会网络、普遍信任、机构信任、互助倾向和惩罚程度对于经济效应影响系数分别为-0.05、-0.05、-0.01、-0.06和-0.03;对于社会效应影响系数分别为0.11、0.10、0.03、0.12和0.06;对于生态效应影响系数分别为0.36、0.33、0.09、0.38和0.19.在社会资本5项维度中互助倾向反映度最高,机构信任最低,因子载荷分别为0.77和0.19.农户自我发展能力和生态保护能力在社会资本对生态补偿绩效影响中表现出显著中介作用.     

村域尺度旅游效率空间分异及形成机理——以洛阳市375个旅游村为例

以“人地业”耦合协调、旅游系统为理论基础,构建了乡村旅游效率评价体系,识别并分析影响效率的因素和机理。在此基础上,结合使用洛阳市375个旅游村调研数据、地理数据、交通数据,综合运用地理探测器、Bootstrap-DEA、冷热点分析方法,围绕乡村旅游资源的配置效率、空间格局及形成机理开展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综合技术效率平均值达到0.41,洛阳市乡村旅游效率偏低;旅游综合技术效率高值区具有显著集聚性,高值区分布具有显著的交通指向性;影响综合技术效率及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是村域人口密度、地形条件、贫困村因素。从系统论角度揭示系统要素、系统结构、系统间嵌套对村域旅游效率的影响,可为乡村旅游发展要素配置与制度安排提供科学依据。     

甘肃省农村环境安全现况分析

通过分析影响甘肃省农村环境安全的主要因素,提出了改善甘肃省农村环境安全状况的措施和建议。采用"压力-状态-响应"模型,构建了甘肃省农村环境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及环境安全综合评价指数对2003-2008年甘肃省农村环境安全状况进行评价。评价结果显示甘肃省环境安全状态处于第Ⅱ级,属中警状态(风险状态)。趋势分析结果表明近几年甘肃省农村环境安全总体上呈现缓慢好转,但安全形势依然相当严峻。     

渭河干流甘肃段生态足迹与承载力评价分析

渭河作为黄河第一大支流,在黄河治理开发中占有重要地位。应用改进三维生态足迹法核算渭河干流甘肃段2009—2019年生态足迹和承载力,研究社会经济活动对流域生态环境的影响,探讨促进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措施。结果显示:2009—2019年渭河干流甘肃段化石能源用地和耕地是流域生态足迹的主要组分,分别为36 498.64和12 869.88 hm²(以省公顷为面积当量);流域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整体呈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生态自然资源供给能力占区域消费能力的比例从13.92%升至15.16%,人均生态赤字以每年2.95%的速率持续下降,生态足迹广度和深度增加趋势明显,表明流域自然资源消费结构不合理局面得到缓和,但生态环境压力缓解趋势不明显。未来应采取增加生态用地、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消费结构等措施缓解区域生态压力。     

基于旅游生态足迹模型的陕西省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

在介绍生态足迹理论基础上,将旅游生态足迹引入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阐述了旅游生态足迹的概念,并构建旅游生态足迹模型,用于衡量旅游可持续发展能力。以陕西省作为研究对象,对旅游生态足迹模型在大尺度区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定量测度中的运用进行实证研究,计算其1991年至2008年的旅游生态足迹。结果表明:陕西省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旅游生态赤字和生态压力,平均存在0.033 1hm2/人的旅游生态赤字,其旅游业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状态。最后提出未来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甘肃省生态资产价值和生态-经济协调度时空变化格局

在地理信息技术和遥感数据支持下,对甘肃省2000和2010年的生态资产价值及其空间分布格局进行了定量测度。构建空间生态资产价值经济协调度模型,测算了甘肃省生态资产价值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状况。结果表明：1）甘肃省生态系统在2000和2010年的生态资产价值分别为2 430.84×10⁸和2 487.40×10⁸元;2）林地对甘肃省生态资产价值的贡献量最大;陇南市和甘南州的生态资产价值占甘肃省总价值的一半左右;3）生态资产价值的空间分布整体上呈现西北低、东南高的特征,11 a间生态资产价值增加较多的区域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中部和陇东;4）11 a间,甘肃省各市州生态资产价值与GDP比值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减小,生态资产价值增长与GDP增长不协调;5）生态-经济协调分区中,潜在危机区的面积最大,其次是低度冲突区和关系恶化区。     

甘肃省1960—2008年潜在蒸散量时空变化及其影响因子

基于甘肃省27个气象站点1960—2008年逐日气温、 降水、 风速、 日照时数、 太阳总辐射和相对湿度数据,应用Penman-Monteith模型和Kriging插值法,分析其潜在蒸散量的时空变化及其影响因子。结果表明:近49 a来,甘肃省不同气候区年均潜在蒸散量变化除河西走廊外均呈上升趋势,并以甘南高寒湿润区上升最显著,变化率为10.36 mm/10 a(α=0.001);在四季变化中,夏季最大,春秋次之,冬季最小,各气候区变化趋势有别。潜在蒸散量空间差异显著,表现为自西北向东南递减,且甘南高原最小,河西暖温带最大。河西、 陇南、 陇中、 甘南及祁连山区年均潜在蒸散量分别与平均风速、 太阳总辐射和最高气温正相关最显著,典型站点与之一致,且辐射项主要受太阳辐射影响,动力项主要受风速影响。     

基于生态足迹理论的辽宁省可持续发展动态分析

运用生态足迹方法对辽宁省2000年-2009年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进行了计算,并对辽宁省可持续发展程度进行了分析和预测。结果表明2000年-2009年期间辽宁省人均生态足迹快速增长,增幅达58.5%;而人均生态承载力基本不变,造成其生态赤字不断加大,涨幅达73.7%,生态系统处于一种不可持续发展状态。在此基础上利用非线性回归预测模型,对辽宁省未来十年的生态赤字进行了预测。并根据辽宁省近年来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发展状况,提出遏制生态环境恶化、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一些建议。     

甘肃省2003年的水足迹评价

水足迹是指在一定的物质生活水平下,维持一定人群消费所需要的总的水资源数量。由于考虑了社会经济系统中虚拟水的消费量,水足迹真实地反映了一个地区人类消费对水资源的占有情况,为水资源科学管理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论文引入了水足迹的概念和计算方法及其相关评价指标,计算分析了2003年甘肃省的水足迹。结果表明,甘肃省2003年的水足迹总量为226.67×10^{8,/sup>m3,人均水足迹878m3,水足迹占总可更新水资源的26%,水资源消费自给率为99.52%,如此高的水资源消费占用比例和自给率,对甘肃省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基于DEA交叉模型的甘肃省城市效率评价

以甘肃省12个地级城市为研究样本,构建城市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DEA交叉评价模型,对2005年和2009年这12个城市的效率进行研究,以克服传统DEA无法区分有效单元之间的优劣。同时,引入虚拟决策单元,进一步明确各城市效率提升的潜力。研究发现,2005-2009年间,甘肃省城市效率普遍很低,城市之间的差异较为显著;陇中地区和河西地区的城市效率要高于陇东地区和陇南地区,工矿型城市的城市效率要高于非工矿型城市,大城市的城市效率要高于中小城市的城市效率;不同区域、不同类型、不同规模城市之间的城市效率在时间节点上的差异均有所缩小;甘肃省目前主要处于低投入低产出阶段,城市效率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甘肃省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

利用因子分析法、Delphi法和头脑风暴法,经过多次综合专家意见．最终确定26项指标作为甘肃省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体系。自然生态系统由水环境、森林生态系统、草地生态系统和土壤生态系统4个次一级系统组成．包括降水量等16项指标;社会经济系统由社会经济条件和人为环境压力构成,包括人口密度等10项指标。利用层次分析法(AHP)定量各指标的权重,表明水土流失是影响甘肃省生态环境最重要的因素,其次为降水量与水资源。通过综合评价表明,甘南州、陇南地区、张掖市的生态环境质量较好,甘肃中部广大黄土高原地区次之．河西走廊的武威市、金昌市和嘉峪关市环境质量最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