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信贷会促进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吗？——基于《绿色信贷指引》的准自然实验

在绿色信贷引导资金从高能耗、高污染行业流向技术先进的新兴部门过程中,是否会倒逼重污染企业的技术创新,对于中国经济转向创新驱动意义重大。本文基于2009—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考察《绿色信贷指引》的发布对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会显著抑制重污染企业的技术创新,这主要是通过长期债务融资约束及股权融资上升来抑制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而企业利润提升却有利于其技术创新;绿色信贷对大型及民营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抑制效应显著,但对小型及国有重污染企业的影响却不明显;此外,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抑制效应长期存在。本研究对于发挥绿色信贷政策的资源配置作用具有较为重要的启示,同时也为绿色信贷政策的持续改进及其配套政策的及时跟进提供了经验支持。     

环境规制对企业财务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绿色创新的中介效应CSSCI

采用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2011—2014年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绿色创新和企业财务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负向抑制企业短期财务绩效,即环境规制在短期内会导致企业成本增加;(2)环境规制正向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表明增加的企业成本转移到创新投入方面,进而提升其绿色创新能力;(3)绿色创新在环境规制对企业长期财务绩效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证实了我国重污染行业存在"波特假说"。     

环境规制对企业财务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绿色创新的中介效应

采用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2011—2014年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绿色创新和企业财务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负向抑制企业短期财务绩效,即环境规制在短期内会导致企业成本增加;(2)环境规制正向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表明增加的企业成本转移到创新投入方面,进而提升其绿色创新能力;(3)绿色创新在环境规制对企业长期财务绩效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证实了我国重污染行业存在"波特假说"。     

雾霾污染、经营绩效与企业环境社会责任

本文采用我国沪深两市2010—2016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与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经济数据和应用中心发布的PM2.5浓度数据,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雾霾污染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市的雾霾污染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具有正向影响,即本地雾霾污染越严重,企业承担环境社会责任就越多。进一步的分析发现:雾霾污染会削弱经营绩效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正向影响,即雾霾污染越严重,经营绩效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正向影响越弱。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揭示了雾霾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正向影响,也揭示了雾霾污染对经营绩效和企业环境责任之间关系的调节影响。该结论对于加强雾霾治理和推动企业良好履行环境社会责任具有积极的作用。     

异质性企业环境责任与碳绩效的关系研究：媒体关注和环境规制的联合调节效应

“双碳”愿景下微观企业层面的环境责任受到更多关注。本文运用Python获取2014—2019年中国A股上市工业企业数据,分析了异质性企业环境责任对碳绩效的影响,探讨了媒体关注和环境规制在其中的联合调节效应。研究表明：履行前瞻型环境责任和反应型环境责任均对企业碳绩效有显著的增进作用;媒体关注可以正向调节前瞻型企业环境责任和碳绩效的关系,但在反应型企业环境责任与碳绩效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媒体关注在反应型企业环境责任和碳绩效间产生正向联合调节作用,而在前瞻型环境责任与碳绩效间的联合调节作用不显著。研究结果支持了政府和媒体对企业环境责任的正式和非正式治理效果,进而提高了企业碳绩效的作用逻辑,拓展了对企业碳绩效影响因素以及异质性企业环境责任的理论研究,将环境治理他治和自治相结合,为多元环境治理主体协同联动推进“双碳”目标顺利实现提供新思路和参考证据。     

企业环保支出、政府环保补助与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2012—2016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重污染企业数据,从政府支持视角研究了政府环保补助对企业环保支出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政府严格的环境监管下,企业增加环保支出能促进其绿色技术创新;但由于政治资源的诅咒效应,政府在严格环境监管的同时进行环保补助反而会抑制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政府环保补助在企业环保支出与绿色技术创新中起负向调节作用,且在国有企业中这种负效应更加明显。因此,政府环保补助并非越多越好,需要提高环保补助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完善审核批准机制,推出除资金支持外的创新鼓励政策,提高企业对环保补助资金的使用效率,从而充分发挥政府环保补助的社会效益。     

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溢出效应——基于空间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

作为实现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碳排放权交易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提供了重要契机。尽管现有研究基于多种宏观政策探讨了环境规制的政策效应,但对碳排放权交易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关注不足。文章基于2007—2020年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看作准自然实验,采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溢出效应。研究表明：(1)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且对周边企业产生了正向溢出效应;(2)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轻污染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正向影响及溢出效应;(3)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主要通过政府的减税、市场融资约束的缓解和企业技术创新作用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文丰富了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为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基于石化行业VOCs排污收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文章以2015—2019年中国石化行业337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验证了当期环境规制对后一期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企业绩效的提高,从而验证了中国石化行业“波特假说”的存在。此外文章还发现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绩效的效果及作用机制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东、中部地区表现出显著正向影响,均支持“波特假说”,西部地区则影响不明显。基于上述研究,文章认为促进石化行业的绿色低碳发展,需进一步加大石化行业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实施力度、促进石化行业企业的科技投入并注重区域差异。     

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是中国工业绿色转型的主要载体。本文基于创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为切入点,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和2002-2017年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创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平均提升了上市公司绿色发明专利0.883项,绿色实用专利0.465项;②事件分析表明,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存在着“先增后降”的倒“U”形关系;③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显著增加了企业环保投资,抑制了企业排污费,但与政府环保补助之间没有必然联系;④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更有助于非国有企业、经营状况比较好的企业以及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绿色创新,并且其绿色创新效应不集中于特定行业（如重污染行业）。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为理解创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的经济社会效益提供了启发。     

高管薪酬激励、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环境绩效——基于中介效应与面板门槛模型

以2015—2020年重污染企业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高管薪酬激励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及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结果表明：(1)高管薪酬激励有利于环境绩效提升,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在其中充当中介。(2)高管薪酬激励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存在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双重门槛效应,只有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指数不低于0.292时,高管薪酬激励才显著促进环境绩效;当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指数超过0.458时,促进作用得到强化。(3)高管薪酬激励对重污染企业环境绩效的促进作用在东、中、西部地区均成立,但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中介作用只在东部地区显著。(4)相较于中度和轻度污染行业,高管薪酬激励对环境绩效的促进作用只在重度污染行业企业中显著,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在其中充当中介。     

中央环保督察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了吗？——来自上市企业绿色专利数据的证据

作为中国环境治理领域的重大制度革新,中央环保督察能否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对未来中国深化环境治理体系和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本文基于2007—2018年中国A股上市工业企业的绿色专利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考察中央环保督察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显著提升了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研究表明,中央环保督察通过提高地方环境执法力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只在非国有企业样本和高环境规制水平地区样本中显著。相较于数量,绿色创新质量的提升对于绿色转型更为关键。在高环境规制水平地区,中央环保督察还带来了当地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显著提升。本文为中央环保督察的绿色创新效应评估提供了基于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     

双重环境规制、创新开放度与制造企业创新投入

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有效的环境保护成为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2011—2017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双重环境规制、开放广度、开放深度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作用关系。研究发现: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投入具有显著正向作用,有利于企业响应政府规制加大创新投入力度;公众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不显著,企业倾向采用公关方式应对公众规制需求;开放广度越大,政府与公众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正向影响越强;开放深度不会改变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本研究为企业有效整合内外部资源开发节能减排技术,响应对政府和公众双重环境规制的要求提供了一定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     

Fostering green innovation in achieving sustainable performance

Nowaday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s been underlined as critical in relation to firm performance and is becoming a global concern. Green innovation is believed to be a fundamental approach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determines the firms' competitiveness. Many factors drive the success of adopting green innovation. Unfortunately, many studies generally focus on large industrie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 of the firms' external pressure and internal factors simultaneously on the adoption of green innovation in small enterpris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e conceptualized the four factors that may determine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green innovation to achieve sustainable performance, including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customer pressure, resources and capabilities, and management commitment. Data were gathered from 160 food sector SMEs in Malang Raya, Indonesia. Data analysis use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ith the partial least squares approach (SEM-PLS). The empirical results conclude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customer pressure, resources and capabilities, and commitment management on green innovation, which in turn had a positive on sustainable performance. The results also confirmed tha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did not significantly impact green innovation. The findings provide valuable contributions and encourage SMEs to foster green innovation's potential for better sustainable performance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 findings also offer integrated perspectives on how firms should be more innovative toward sustainability.     

新时代天津市工业园区绿色发展策略研究

本文研究了天津市工业园区发展沿革和经济环境绩效,分析了2018—2020年园区“围城治理”措施及成效,识别新时代园区绿色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最后提出策略建议。研究发现：天津工业立市特征突出,工业园区更是主战场,曾为全国园区的发展起到重要带头作用。园区“围城治理”较好地解决了存量土地、环境等问题,开启了天津园区发展新阶段。天津市工业园区绿色发展仍面临基础薄弱、驱动力减弱、保留园区与被整合园区协同高质量发展路径不清晰等挑战。研究提出三项建议：一是立足天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功能定位,提升园区科技创新平台功能,加速科技创新资源及高端创新要素向园区流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协同配套能力,激发园区科技创新动能。二是加强体制机制创新,全市强化园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分区分类制定园区跨越式发展策略并完善考核机制,开展绩效评价动态优化。三是以园区能源环境基础设施绿色化和数据驱动精细化管理能力提升为抓手,深化园区转型发展,提升产业能级。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分析——基于创新链视角的两阶段实证检验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严格的环境规制会提高污染治理成本,挤占技术创新活动的资金,对技术创新产生"挤出效应"。而"波特假说"认为,长期内适当的环境规制政策将对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起到刺激性推动作用,可弥补因规制而增加的额外成本,从而形成"创新补偿效应"。这个观点表明环境规制对于企业的技术创新可能存在非线性影响效应。另外,技术创新要经历研究开发阶段与成果转化阶段,即从资源投入到产生经济效益的过程。本文基于系统观和创新链视角,创新性地构建两阶段关联DEA模型测算技术创新活动的投入产出效率,并运用中国2011——2017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回归检验,探讨环境规制强度对研究开发阶段和成果转化阶段技术创新效率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同时将中国划分为东部、中西部两大区域分别考察,进一步揭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的空间异质性和阶段性特点,最后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中国生态环境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研究

分析国内外生态环境科技创新的发展现状,相比较国外以市场机制为导向、以企业为创新主体、政府通过政策和管辖支撑创新的体系特征,我国已形成四大类环境类科创载体,但尚未形成成熟有效的技术成果产业化机制以及市场与政策协同促进科技创新的发展模式。本文根据生态环境科技创新的强政策驱动性、技术验证放大周期长以及集成性强的特点,重点通过环境技术研发、技术成果转化、技术放大与赋能、产业拓展与推广四个方面阐述了生态环境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主要环节：环境技术的研发由以科研机构为主的传统自发性研发、企业迭代性研发和联合应用型研发组成;技术成果的转化经历挖掘发现、技术识别与判断、知识产权评估评价后进入已成立的企业或新设公司,在这一过程中,成果转化专业队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技术放大与赋能旨在为有创新技术的企业提供科技创新政策、二次研发中试验证、首台套工程案例、投融资等资源的对接,以协助初创企业成长;产业的拓展与推广则通过为解决环境问题形成集成方案、孵化平台为企业背书和产业政策匹配等方式助力企业长期发展。最后从加强专业化创新平台、技术评估体系、成果转化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以及疏通投融资渠道等方面对中国未来生态环境科技创新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铅酸电池行业环保专项行动的环境与经济影响研究

"十五"以来,我国涉重行业高速发展,造成了严重的重金属污染和多起群体性污染事故。从2009年起,环保部等九部委连续四年对重金属排放企业违法排污行为进行环保专项行动。本文以2011年铅蓄电池行业环保专项行动为例,分析重金属污染治理的环境影响、经济影响和社会影响。专项行动对行业短期赢利能力和中小企业就业有一定负面影响,但是显著改善了行业产能利用率,提升了行业整体技术水平,提高了产业集中度,促进了空间布局向工业园区、向东部地区集中。总体来看,铅蓄电池行业环保专项行动达到了预期的环境和经济目标,行业发展从高增长、高代价的"非常态"模式进入相对可持续的中高速、低代价的"新常态"。"十三五"期间,要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和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的双重目标,必须加强对高污染行业的环境管理。将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紧密衔接,通过提高企业违法成本从源头遏制违法排污行为;根据污染企业的空间布局建设相应的环保机构,加强农村地区的环保能力;在欠发达地区要保持经济规划、城镇规划和环境规划的一致性,在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实现绿色发展。     

国家环境经济政策进展评估报告2018

2018年是环境经济政策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的一年,《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等中央文件对环境经济政策建设提出了新形势需求,环境财政、环境价格、生态补偿、绿色金融等政策取得了阶段性突破,但是我国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仍不够完善,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环境质量改善的环境经济政策仍然存在结构性短缺,需要积极推进环保投融资、生态补偿等环境经济政策的创新运用,为环境质量改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长效政策机制。     

全球气候治理主体共同体化现状、问题与深化路径

在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加速变革等大变局背景下,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和秩序正在经历深刻变化。全球气候问题需要全球气候治理的主体去认知与改造,主体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有着关键性影响。当前全球气候治理主体的内涵和外延在持续变化,最值得关注的变化就是全球气候治理主体走向共同体化,并且正在形成一种规范。全球气候治理主体间在利益、责任与命运关系的演化,对更大范围的、更深程度的主体关系提出了新要求。本文基于近年来全球气候治理实践,分析了全球气候治理主体共同体及其关系的发展情况与趋势,同时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引导全球气候治理主体共同体及其关系,以更好聚焦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首要因素,开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征程。     

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机理与对策研究

基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特殊属性、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和驱动力的转变分析,给出了市场导向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机理。研究发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进度紧迫性、社会实用性、市场导向性及双重外部性等特殊属性,需借助市场机制来驱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投入。市场导向下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就是要借助市场机制来优化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要素的配置效率。其中,市场供求机制有利于释放绿色技术创新要素的供需信号,市场竞争机制有利于提高绿色技术创新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市场的价格机制有利于绿色技术创新企业的价值实现。最后,结合我国绿色技术创新发展实践提出6点建议:以解决突出矛盾为导向,精准设计市场规制措施;以优化顶层设计为起点,实现多主体协同发力;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制定绿色产业专利战略;多管齐下促进绿色消费,引导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完善绿色标准和标识制度,倒逼绿色技术升级;建立绿色技术创新发展评估体系,有针对性地提高市场规制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