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权交易市场运行对试点地区水资源利用效率影响研究

在全面践行"节水优先"治水方针和大力推进国家节水行动背景下,尤其是水资源治理领域正式引入市场机制以来,科学测算试点地区水资源利用效率水平,客观分析水权交易市场运行对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对于完善水资源治理工具和提升水资源治理能力具有决策参考价值。基于投入产出生产函数思想,采用三阶段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方法,以固定资产投资、总用水量、劳动力为投入指标,以地区生产总值为输出指标,对中国30个省份(西藏和港澳台地区除外)自2006—2016年间的水资源利用效率进行了静态和动态分析及评价。通过与其他非试点省份进行参照对比,重点研究水权交易试点地区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变化趋势,从而探究水权交易对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①总体上来说,水权交易对水资源利用效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各试点地区在水权交易市场运行后的水资源利用效率基本都得到了提高,效率排名也均明显有所上升,同时,水权试点省份中水资源利用效率提升的省份比例远高于非试点省份。②从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反映的动态变化来看,技术进步变化对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有明显的影响,技术进步有利于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应在水权交易试点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全面推进水权交易市场建设,加大节水技术研发与推广应用,依靠市场机制,激励用水主体的节水行为,从而深入践行"节水优先"治水方针和推行国家节水行动。     

流域水权市场中的节水激励

流域水权制度是否具有内在的节水激励是能否纾缓一个国家或地区水资源危机的关键.水权再分配机制是水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水权市场则是水权再分配机制的方式之一.该文通过构建节水投资收益净现值(NPV)模型,分析水权市场对节水激励的作用,讨论各因素对不同层次用水户进行节水投资决策的不同影响,并且应用节水投资收益净现值模型对黄河流域进行了案例分析.分析表明:有效的流域水权市场能够激励用水者进行节水投资,获得水权交易收益,同时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实现流域水资源的优化配置;跨地区跨行业的水权交易由于规模大,需要的投资金额多,交易成本较高,只能由较高级别的水资源管理机构或取水工程完成,但需要采取适当的节水设施管理方式;地区内行业内的水权交易规模小,需要的投资金额少,交易成本低.对于微观用水户具有激励作用,但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信贷支持.     

税费改革对高耗水行业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客观评估水资源税改革在高耗水行业的政策效应,分析水资源税改革对高耗水行业用水情况的影响,对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和水资源税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文章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对高耗水行业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基于2011—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选取高耗水行业用水量和万元GDP用水量作为被解释变量,水资源税改革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经济发展、资源禀赋、科技进步、产业结构和社会因素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基准回归分析,并对分析结果的可靠性进行平行趋势、安慰剂等检验以及异质性影响分析。结果表明,水资源税改革有效降低了高耗水行业的万元GDP用水量,但对用水总量的影响尚不显著。用水总量并未得到有效抑制主要是因为经济发展需要和水资源效益与城镇化发展不匹配,万元GDP用水量降低主要是科技进步和水资源税征收带来的合法性压力和成本黏性的共同作用。但随着水资源税改革的深入推进,企业可以直接压缩的成本空间将越来越小;并且随着企业“阵痛期”过去,以及周期性、滞后性对科技进步影响的减少,科技进步将在提高用水效率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建议在坚持节水优先、以水定产的基础上加大科研经费的投入,加快高耗水行业的转型升级,为实现“十四五”节水目标做贡献。     

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政策对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

如何提高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对于中国在新发展阶段下实现全面绿色转型至关重要。基于2008～2020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利用EBM模型计算发现样本期内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其中试点建设期的上升速度最快。进一步利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政策对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纳入城镇化水平、人口密度、对外开放水平和用水结构等控制变量下,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政策提高了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该结果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异质性方面,该试点政策对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存在时间异质性,且该影响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水资源禀赋、环境规制强度的城市存在地区异质性。机制分析发现,该试点政策是通过加大污水处理、促进技术进步、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水价改革、推动水循环利用等提高了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     

政府强互惠激励下跨界流域一级水权分散优化配置模型

我国跨界流域水资源冲突问题较严重,一级水权集中配置方案因其过于理想化而实施效率低下,难以应对冲突。提出应在规划和决策的前期给予各类主体充分的利益表达机会,创新一级水权配置模式,构建政府强互惠激励政策协调下的多用水主体分散优化配置模型。首先将分散优化与集中优化进行对比,分析政府强互惠激励下的分散优化协调机制对提高跨界流域水资源的配置效率和配置方案的可操作性的作用;基于分散优化的基本模型,加入政府强互惠节水激励政策,通过节水激励水价这一因子代替原分散优化模型的自利因子,构建一般的一级水权分散优化模型和政府强互惠激励下的一级水权分散优化模型;以漳河流域为例,对模型进行计算及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一般分散优化配置模式中,主体的自利性使得流域整体利益受损,尤其是在来水极少的年份;政府强互惠激励下的分散优化配置模式能够兼顾流域宏观和微观的利益。来水量对于跨界流域一级水权配置模式有重要影响,来水量充裕时,政府可放手用水主体进行自主治理,降低行政管理成本;来水量短缺时,政府必须注意改变管理模式,对不同用水主体实施差异化政策激励,加强主体的节水动力;来水量越少,政府强互惠激励下的分散优化配置模式优势越明显。由于既充分考虑各用水主体的利益又能体现流域统一管理理念,因此,政府强互惠激励下的跨界流域一级水权分散优化配置模式在当前流域统一管理和区域分块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下避免了权力冲突。     

流域水权初始分配机制中的节水激励

目前,永资源短缺的问题普遍存在,如何利用非工程手段解决水资源的供需矛盾开始成为研究的焦点。水权翩度能够对人们的用水行为产生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而水权初始分配机制是水权制度运行的基础,该机制是否能够激励用水者不断地开发应用节水技术以及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减少浪费行为,对于有效地控制用水需求,缓解水资源危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构建流域水权初始分配机制节水激励模型,考察在以指标法为基础的水权初始分配过程中,流域各地区可以控制并且能够影响水权分配结果的因素,分析其可能进行的行为选择以及对水资源节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决策者可以通过平衡选择现状用水量权重．延长水权初始分配份额的有效期,以及对节水工程投资和水利工程投资进行补贴等手段,使水权初始分配机制在长期内发挥节水激励作用．不仅能够提高各地区的经济收益,并且能够缓解水资源的供需矛盾。实现流域的可持续发展。     

长江流域农业用水效率研究:基于超效率DEA和Tobit模型

提高农业用水效率对于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考虑降雨量中绿水资源对农作物生长的重要性,将绿水资源纳入农业用水总量,全面分析长江流域农业用水效率变动趋势。基于1998~2011年长江流域1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DEA和Tobit模型对流域农业用水效率进行了测度和影响因素的检验。研究发现:(1)在研究期间内,长江流域农业用水效率呈现出波段式上升态势;流域各区段的用水效率呈下游、上游、中游依次递减的区域分布格局。(2)灌溉费、节水灌溉技术和农业对外开放度对流域农业用水效率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人均水资源量和年降水量均对流域农业用水效率有负向关系,但只有降水量在统计上显著。研究结果表明应当提高长江流域,尤其是中上游水资源禀赋较高地区的农业用水效率;在农业节水的具体政策方面,调整农业灌溉水价、加强农业技术创新能力和扩大农业经济对外开放程度能够取得较为显著的节水效应。     

高质量发展模式下内蒙古河套灌区的可交易水量

黄河流域必须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推动流域高质量发展。水权交易是运用市场机制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促进水资源高效流转的有效手段。可交易水量是水权交易的基础要件之一,如何在高质量发展模式下科学测算可交易水量,是保障转让方水资源安全,促进水权交易顺利实现的关键。文章提出高质量发展模式下水权交易中可交易水量的测算方法,为灌区开展水权交易,测算可交易水量提供理论依据。首先,充分考虑水权交易对转让方用水安全的影响,界定可交易水量是转让方在保障自身生产、生活、生态等用水的前提下,在水权交易中可转让的水量。其次,依据中国水权交易政策分析得出可交易水量来源于节水潜力,国内水权交易实践显示农业节水潜力是当前及未来可交易水量的主要来源。再次,遵循高质量发展模式下保障粮食安全、实现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原则,提出农业节水潜力的估测方法。最后,分析可交易水量的影响因素,确定调整系数,提出农业节水潜力中能够转化为可交易水量的测算方法。将该方法应用于国家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施力地区以及中国水权交易的典范——内蒙古河套灌区,得出2021—2025年内蒙古河套灌区农业节水潜力分别为11.0713亿m³、11.5496亿m³、12.0486亿m³、12.5692亿m³、13.1123亿m³。依据内蒙古河套灌区可交易水量影响因素分析以及内蒙古水权交易政策规定,取可交易水量调整系数为2/3,计算得出内蒙古河套灌区2021—2025年可交易水量为7.381亿m³、7.700亿m³、8.032亿m³、8.379亿m³、8.742亿m³,为内蒙古河套灌区乃至黄河流域测算可交易水量提供借鉴。     

水资源“费改税”如何影响高耗水企业过度投资？

中国经济当前正处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关键时期,如何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遏制高耗水企业无序扩张,对于缓解结构性产能过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资源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至关重要。该研究基于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自由现金流与技术创新双重视角探究水资源“费改税”对高耗水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征收水资源税能够显著抑制高耗水企业过度投资,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倾向得分匹配法、更换被解释变量衡量方法、排除其他政策影响与工具变量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征收水资源税能够通过减少高耗水企业自由现金流与刺激技术创新抑制过度投资。同时,征收水资源税对高耗水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程度更高的企业与用水强度更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基于上述结论,该研究认为,应持续完善水资源“费改税”政策,在加大用水量监控设备推广力度的同时,也要完善水资源税的激励机制;增强政策实施的灵活性,对不同经营现状与投资周期的高耗水企业,采取不同的策略引导其转变生产方式与投资行为;系统落实“节水优先”方针,既要加强节水监督力度,也要强化用水主体的节水意...     

基于外部性作用的取水权交易匹配模型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用水需求不断增加。为调和供求矛盾,政府试图通过建立水市场来进行水资源的有效配置。在当下,各地都在为水权交易建立交易平台。本文借助匹配理论建立了取水权交易的匹配模型,并考察了模型的匹配结果。我们发现,如果企业的用水效益函数为凹函数,那么模型存在稳定匹配,且该匹配实现了水资源的有效配置。然后,我们分析了节水成本与用水污染对市场均衡的影响:如果可将外部性内部化,那么市场均衡和有效分配是一致的。     

长江经济带省会城市用水效率分析

提高水资源使用效率是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和水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长江经济带是我国重要经济和生态走廊,也是我国正大力打造的经济新支撑带,分析各省会城市用水效率对缓解人水矛盾,促进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基于2011-2013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会城市面板数据,利用超效率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测度各城市用水效率,并用Tobit模型检验其影响因素。①超效率DEA分析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11个省会城市的水资源利用效率总体情况较好。分城市看,武汉、昆明、杭州、贵阳和成都水资源利用效率相对较高,上海和重庆水资源利用效率相对较低。2012年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实行,证明水资源利用效率受政策因素驱动迹象明显。②Malmquist指数分析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11个省会城市整体水资源利用效率呈衰退趋势;而较低的技术效率变化和纯技术效率是制约长江经济带整体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关键因素。省会城市中,杭州、合肥、长沙和贵阳TFP值排名靠前,长沙、上海、南昌和杭州技术进步最快;武汉用水效率衰退趋势最为明显和严重,合肥、长沙、杭州的用水效率提升较快。③Tobit回归结果表明,人均GDP、人均水资源量和第三产业比重对水资源利用效率影响较大且呈正相关关系。因此,从以上研究结果可以得出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关键是在切实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基础上,积极改进生产技术,普及节水工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优化产业结构,最终形成制度、技术和结构的综合节水模式。     

农业水权转移的条件——基于甘肃、内蒙典型灌区的实证研究

由于农业的高用水份额和低使用价值,水市场发展的核心是农业用水向其他用水目标的转移;尽管水市场收益被大肆渲染,即使在西方国家,水市场的成功只是停留在政治和理论层面上,农业水权转移的条件,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水市场政策探索的核心问题。本文利用甘肃、内蒙2省典型灌区432个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对农户灌溉用水效率与农业水权转移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行系统分析,以探索中国转型经济条件下农业水权转移的条件。研究发现:尽管2个灌区农户灌溉用水效率低下,但马营河灌区灌溉用水效率的改善为农业水权转移奠定了基础;但农户用水效率改善只是农业水权转移的必要条件,水权和水价机制的建立、用水者协会的发展和灌区管理体制改革,降低了水权转移的交易成本,是农业水权转移的充分条件。需求即可以是行为的起因,也可以是行为的结果。农户灌溉用水效率差异是不同灌区农业水权转移的基础和结果。     

政府管制下的水权制度博弈分析

政府管制下的水权制度通常基于全流域的整体利益对流域水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管理者无法得知用水户的真实收益函数，以及委托一代理等原因。会出现“政府失灵”。通过深入分析在水权制度体系下政府管理者与用水户的行为特点。针对双方不同的行为方式。可以为政府管理者提供有效的政策工具．以减少因“政府失灵”所导致的制度失效。本文从水权制度运行的微观层面出发。对政府管理者和用水户之间的行为进行了博弈分析．考察了在不同的政策下双方的行为变化。以及对水权制度所产生的影响。认为政府可以通过降低检查成本、加强内部管理、提高超额罚金以及对不同类型的用水户进行差别对待等方式．使得用水户降低超额取水的频率，以实现全流域水资源优化配置的制度目标。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下的水权理论框架探析

在我国水资源贫乏、供需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建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水权制度,已成为践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和解决日趋复杂水问题的切实需要。本文首先从我国水资源管理体制的改革发展历程和未来需求出发,探讨了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与水权制度两者的内在联系,指出水权制度建设对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重要意义;接着,从行政管理视角提出了有关水权划分的两级分类体系,重点解析了使用权与"三条红线"之间的对应关系;最后,从水权制度建设的主体内容出发,构建了由"基于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的取水权初始分配"、"基于用水效率控制红线的用水权交易"和"基于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的排污权交易"三部分组成的水权理论框架。在取水权分配方面,以和谐论思想为指导,以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为硬性约束,提出由和谐分配原则确定、和谐状态指标选取、区域总和谐度计算、和谐目标优化模型、取水权和谐分配方案优选等构成的取水权初始分配工作流程。在用水权交易方面,以用水效率控制红线为硬性约束,运用优化决策理论,提出由用水计划制定、节水潜力分析、水量折算系数计算、可交易用水权计算、用水权交易方案优选等构成的用水权交易工作流程。在排污权交易方面,以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为硬性约束,提出由污染物入河量预测、控制断面水质预报、减排潜力分析、可交易排污权计算、排污权交易方案优选等构成的排污权交易工作流程。该理论框架的提出可为我国水权理论研究提供参考。     

基于双层优化模型的流域初始二维水权耦合配置

结合新时期我国实行的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基于用水总量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控制约束条件,将流域初始取水权与排污权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流域初始水权配置的主从递阶思想,构建流域初始二维水权耦合配置的双层优化模型,实现流域初始取水权与排污权在不同区域及其不同部门之间的合理配置。从经济角度体现流域整体的经济效益最大化,从社会角度体现流域内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从生态角度体现流域允许最大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的严格控制。最终,实现流域初始水权配置中社会、经济以及生态目标的集成化,水资源数量与质量的相统一,提高流域内不同区域不同用水部门的用水效率、水污染物排放绩效,消除流域内不同区域之间的用水矛盾、水污染物排放冲突。并基于交互式决策理论,提出基于满意度的主从递阶交互式迭代算法对流域初始水权配置模型进行求解。结合案例分析,进一步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与算法的可行性。     

“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设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制造业转型升级以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为支撑,是打破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低端锁定的核心途径,具有赋能绿色发展的巨大潜力。通过制造业转型升级推进城市绿色发展是中国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面临的严峻考验。该研究聚焦“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设这一产业试点政策,探究其能否以及如何赋能城市绿色发展？鉴于此,该研究基于2004—2020年中国28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以2016和2017年设立的30个“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作为准自然实验,在分析其影响绿色发展的理论机制基础上,应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设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并考察其异质性和空间溢出性。研究发现：“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设显著驱动了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提升,且该结论在经过多轮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高制造业集聚城市、高工业智能化城市和高数字金融发展城市开展试点政策将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提升产生“锦上添花”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设主要通过促进绿色技术进步、引导产业升级和强化环境监管提升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研究期间内试点政策尚未触发驱动城市绿色发...     

产业集聚与城市用水强度:降低还是提升——基于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分析

基于2006～2016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GMM方法和面板门限回归模型探究产业集聚形态对城市用水强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分别引入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就业密度作为门限变量检验集聚形态与用水强度的阶段性特征。研究发现:专业化产业集聚能够实现正向技术溢出并降低城市用水强度;多样化产业集聚同样对城市水资源利用发挥节约效应。不同产业集聚形态与城市用水间的关系在城市规模的调节下,均呈现出明显的区制转换特征;随着经济规模扩张,产业集群渐进饱和,水资源争夺态势加剧,水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当城市基础设施有限时,过度集聚超越区域承载能力,引致企业对公共基础设施恶性竞争,产业集聚对城市水资源配置正向溢出效应难以发挥;当就业密度进一步提升时,专业化产业聚集的路径依赖机制可能诱发技术锁定效应;由于多元化的知识基础,多样化产业集聚的劳动力池效应更明显,协同学习能力提升将催生绿色技术进步并发挥节水效应。     

汉江流域基于模糊物元评价和数据包络分析的水资源用水效率评价

结合当前水利部在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过程中对用水效率控制的要求,构建了涵盖工业、农业、生活、生态的用水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采用基于熵权的模糊物元评价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汉江流域各行政区2010、2012和2014年的用水效率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两种方法所得结果一致,即汉江流域各行政区2014年的用水效率均有大幅度提高,主要集中在较高和中等水平;除武汉市用水效率达到最佳水平之外,其他各行政区均为DEA无效,且规模收益均为规模递增,说明汉江流域各地区已经采取措施来提高用水效率,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仍存在很大的节水潜力,需通过节水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来提高用水效率。此研究结果可为汉江流域水资源利用和节水措施提供参考和依据。     

水市场双边叫价贝叶斯博弈模型及机制设计研究

通过水权交易提高水资源的使用效率和配置效率,实现水资源最优配置。水权和水市场理论研究是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研究课题,而水权交易模型是水市场理论与实践中水权交易的核心。针对水权交易市场最常见的双边交易,采用双边拍卖的交易模式,通过对水权交易市场的双边交易进行描述分析,建立了水权交易买卖双方叫价拍卖的不完全信息博弈模型,给出双方叫价拍卖的机制设计。该机制具有有效性和激励相容性,最后给出算例。     

基于双子系统协调耦合的流域初始水权配置模型

省区初始水权和流域级政府预留水量是流域初始水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省区初始水权配置子系统和政府预留水量配置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性是提高流域水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途径。面向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要求,建立基于“三条红线”的耦合协调性判别准则,针对省区初始水权和流域级政府预留水量的配置方案,分别从水量、水质和用水效率视角判别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性;针对未能通过耦合协调性判别的情形,提出调整两个子系统配置方案的方法,并重新进行判别,直至配置方案通过耦合协调性判别,从而获得流域初始水权配置推荐方案;最后,针对太湖流域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模型和算法具有可行性和有效性,可为其它流域开展同类研究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