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能力评价及空间特征

绿色创新作为创新驱动和绿色发展两大国家发展战略的结合点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区域是绿色创新的载体,区域绿色创新能力的准确评价和区域间绿色创新能力空间特征的分析,有助于联系紧密的区域实现更高质量一体化.综合运用共线性-变异系数分析方法对已有文献涉及的评价指标进行筛选,确立由绿色创新投入、绿色创新产出、绿色创新基础3个一级准则层,46个评价指标构成的区域绿色创新能力评价体系.然后,基于2015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的数据,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借助ArcGIS10.2和GeoDal.12软件工具对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能力进行空间格局及空间关系特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基于共线性-变异系数指标筛选模型构建的区域绿色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用62.2％的指标反映了 92.1％的原始信息,能够客观地检验和衡量研究区绿色创新能力的水平和问题.(2)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能力整体偏低且发展不均衡,26个城市指数得分的平均值仅为0.225,得分第一的上海市是最后一位铜陵市的7倍,城市绿色创新能力和区域协同创新有待提升.(3)绿色创新能力相对较高的城市多沿长江或者沿海岸线分布,在空间上呈"之"字型的分布特征;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能力在空间上表现出一定的空间依赖和空间联系,印证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间绿色协同创新发展,实现更高质量一体化的可行性.     

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及趋势预测

绿色发展能有效缓解生态环境问题,推动新时代长三角城市群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在梳理绿色发展理论和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了科技创新、经济增长、资源利用、环境治理、环境质量、绿色生活六个维度的绿色发展指标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Kernel密度估计、BP时间序列预测模型,测算和分析了2006～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的绿色发展水平及其时空演变特征和未来变化趋势。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现波动上升,2008～2009和2011～2013年受金融危机和产业转移影响,部分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出现下降。(2)城市间绿色发展水平差异日渐凸显,存在两极分化特征并有向三极分化转化的趋势,同时空间上分布不平衡。(3)“十四五”预测期内绿色发展水平将进一步攀升,北部和南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得到改善,但西部地区依旧处于较低水平。(4)绿色发展水平等级转移均发生在相邻等级之间,没有出现“跳级”现象,说明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存在“瓶颈”。最后基于长三角城市群区域特征,提出相应的绿色发展建议。     

长三角城市群创新发展空间差异及收敛性研究——基于Dagum基尼系数分解

利用CNRDS数据库公布的2000～2019年城市级发明专利授权数据,考察了长三角地区创新发展的空间差异及其收敛性。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结果显示：(1)2000～2019年期间长三角地区创新发展的总体差异呈逐渐下降趋势,安徽省内创新发展差异最大,江苏省内创新发展差异最小;(2)省际间差异是长三角地区创新发展差异的最主要来源,约占据了长三角地区创新发展总体差异的70%;(3)收敛机制分析显示,长三角地区创新发展具备典型的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特征;总体样本具备显著的σ收敛特征,但是分省样本σ收敛特征不明显。研究结论对于缩小长三角地区创新发展的空间差异,推动长三角地区创新集聚发展的扩散及辐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长三角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以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了2008～2015年26市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度及演变过程。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水平均呈现上升趋势,且上海、杭州、南京等城市化水平高的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也相对较高;(2)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整体较低但呈现波动上升趋势,2015年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处于轻度失调状态;(3)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明显,协调度高值地区由2008年的"三点式"(杭州、南京和上海)分布转变为2015年的"Z字型"(南京—上海—杭州—舟山)分布;26市可划分为高高型、高低型、低高型、低低型4种类型,应分别采取不同的对策措施。     

长三角绿色技术创新网络结构特征与优化策略

绿色技术创新作为区域技术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持区域发展可持续性、增强区域竞争优势的重要驱动力.基于区域一体化的研究视角,通过采集长三角绿色技术专利合作及绿色技术转移数据,运用Gephi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对长三角绿色技术创新网络进行结构分析.结果 表明:(1)长三角绿色技术创新网络发育程度较低,大量城市在绿色技术创新网络中较边缘化;(2)绿色技术创新依赖创新主体间知识互动,地理邻近促进了创新合作行为的产生和知识的扩散;(3)长三角绿色技术创新网络"强-强联系"与"核心-边缘"结构特征明显,绿色技术专利合作网络呈现"一超多强"的多中心格局,绿色技术转让网络呈现单中心格局;(4)区域一体化下,长三角绿色技术创新网络兼具邻近性和等级性特征,不同类型城市参与创新网络应有差异;进而,提出长三角绿色技术创新网络优化策略.创新点在于:建立了区域一体化与技术创新网络的关联,探讨了绿色技术创新的空间组织形式,强调了地理邻近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网络的重要性.     

长三角地区石油和化工行业上市公司绿色竞争力的实证研究

企业绿色竞争力是企业在“绿色化”的前提下，与对手相比的一种竞争优势。石油和化工行业是能源和资源的生产和消耗大户．也是众所周知的重污染行业．对石油和化工企业的绿色竞争力进行实证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长三角地区的石油和化工行业上市公司为案例。构建基于DEA法的绿色竞争力评价模型．评估了它们的绿色竞争力。实证结果显示：长三角地区石油和化工企业的绿色竞争力还有待加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石油和化工企业提高绿色竞争力的一些具体措施。     

中国绿色经济发展和机制政策创新研究

通过绿色转型创造新的发展和就业机会对于摆脱经济危机、提升国家竞争力并占据全球制高点和领先地位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的绿色经济发展将对其未来经济繁荣乃至全球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绿色发展,这不仅是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性选择和必然需要,也是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积极贡献,将对人类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中国正逐步走向绿色发展之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已经为中国的绿色发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但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正面临各种规模庞大、情况复杂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变与环境保护的挑战与机遇,尤其是在宏观层面,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保障尚不健全,制约了中国绿色转型的成效。如何通过恰当的制度创新,进一步推进转型成本效率的提高和体制机制与政策法规质量的改善,加快并深化中国的绿色转型是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本文针对上述问题,系统归纳总结了国际上发展绿色经济的普遍经验以及中国发展绿色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认为发展绿色经济目前并没有一种通用的模式,解决中国发展绿色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资源环境制约,必须调整现行以GDP为导向的政府和官员绩效考核体系,平衡目前财政分权体系中财权和事权不对应问题,进一步明确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及各自起作用的领域,同时,综合应用法律、财政、税收和价格等工具,重视不同手段的综合和协同运用,在不同的发展领域,提出具有适应性和包容性的发展策略,具体来说:①实施"差异化"区域绿色发展战略,针对不同的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基础,提出不同的发展重点,同时,建立分区域的绿色发展监测和评估体系;②通过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发展绿色农业,以保障农产品安全、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为重点,推动农业发展政策、农业生产组织、农业技术服务和农业管理体系的转型;③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为基本原则,实施绿色创新战略,引导和推动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④创建绿色服务业体系;⑤推行绿色消费模式,以绿色消费倒逼绿色经济转型。     

黄河流域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

从系统论角度探讨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技术创新对绿色发展的驱动作用,以及绿色发展对技术创新的导向作用是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重大国家战略的基础。基于2004—2019年的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利用耦合协调模型、Dagum基尼系数等方法,探讨黄河流域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研究发现：黄河流域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仅为0.336 3,处于较低水平。样本期内,耦合协调水平增长较为缓慢并呈现较大波动性的特征,主要由低水平的绿色发展所致。黄河流域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水平的提升主要依靠技术创新的单极作用,而绿色发展对二者耦合协调水平的提升存在抑制作用。黄河流域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的空间外溢效应较弱,并且在数值上波动剧烈,空间外溢性低严重影响着黄河流域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进一步地,黄河流域的两大城市郑州和济南,均没有发挥其作为龙头城市的带动作用,黄河流域还未形成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相互促进的内生发展机制,这不利于黄河流域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的协调提升。据此认为：未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治理之路应牢筑绿色可持续发展底线,...     

长三角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及潜力研究——基于5大城市群的比较

理清城市群的生态文明建设现状与问题,对于认清城市群下一步生态文明建设方向有着重要意义。通过复合生态系统理论和“PSR”模型构建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协调度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生态文明建设潜力模型对5大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现状进行评价,并总结归纳各城市群面临的问题。研究显示：（1）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是当前长三角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矛盾,整体上城市群的自然、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2）部分地级市的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盲目性或建设意识不强的情况,缺乏科学引导;（3）经济发达的地区具有更强的能动性,而协调发展的地区拥有更大的生态文明发展潜力。建议长三角城市群以科技创新为抓手,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道路,率先支持上海、杭州等有条件的大城市成为示范城市,进而发挥带动作用。 关键词： 城市群;生态文明;潜力;PSR;复合生态系统     

长三角城市群工业生态效率空间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

工业生态效率能够反映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之间的平衡关系,探究工业生态效率对于转变工业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文测算长三角城市群工业生态效率,并对其时空演变、区域差异、溢出效应及影响因素的空间效应进行探索。研究发现：长三角城市群工业生态效率均值不断上升,绝对差异增加,而相对差异变化不大;具有正的空间相关性,在空间分布上具有一定的集聚性;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特征,具有显著的高-高和低-低集聚的空间俱乐部分布特征;在工业生态效率类型转移过程中存在着趋同的趋势,并且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科技投入和经济发展对本地工业生态效率的提升起显著的推动作用,而工业结构不利于本地工业生态效率的改善;本地城镇化的提升不利于邻近其它城市工业生态效率的提升;而本地科技投入和经济发展有利于邻近其它城市工业生态效率的提升。加强城市之间合作对提升工业生态效率具有重要影响。     

极化与扩散:长三角在区域均衡发展中的作用——来自长三角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证据

从长三角一体化视角出发,使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经济增长的空间外部性理论模型,空间滞后计量模型(SAR)等方法考察了长三角与长江中游两大城市群均衡发展的演化趋势,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群的极化-扩散效应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增长以及区域均衡发展的促进作用.研究表明:(1)长三角的一体化进程并未扩大其与长江中游的发展水平差距,事实上,两大城市群“组间差异”的缩小是区域均衡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而“组内差异”缩小的影响则相对微弱.(2)长三角城市群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扩散效应大于极化效应,即长三角通过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促进了长江中游经济发展,缩小了两地的发展水平差距,但如果忽略长江中游内部的空间相关性则会明显高估长三角的扩散效应.(3)长江中游内部的均衡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助于长三角扩散效应的充分发挥.(4)长三角不同城市的扩散效应受经济规模、产业结构等因素与地理距离的交互作用,呈现出非线性模式.     

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产出的空间集聚及其溢出效应

基于2005～2014年空间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对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创新产出的空间集聚及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产出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空间集聚特征明显,总体上形成了以上海为核心,以南京、杭州、宁波、合肥等城市为重要创新节点,由沿海向内陆发散的空间集聚格局。（2）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产出在地理空间上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邻近城市创新产出的提高,将促进本城市创新能力的增强。（3）空间效应对城市群城市创新产出的作用显著,忽视空间要素对城市群创新产出的影响,将使估计结果产生偏差。（4）各创新要素对城市群城市创新产出的影响存在差异,人力资本、资金投入水平和创新平台不仅能提高本城市和邻近城市的创新水平,而且对城市群的创新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交流学习能力对本城市创新产出的正向作用显著,对邻近城市具有明显的负向溢出效应,而对城市群创新产出的作用并不显著;政府支持力度对本城市创新产出具有促进作用,对邻近城市创新产出作用不显著,对城市群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较弱。最后提出了提升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发展水平的政策建议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多重空间流视角下长三角城市网络特征分析

城市间的网络关系是城市-区域空间组织结构和功能联系的本质和内涵,不同功能网络下的城市-区域空间组织模式也不尽相同。基于互联网信息、客运交通、企业总部-分支和知识创新合作四类功能网络,运用社会网络指标和节点区域分析方法,对比了长三角城市不同功能网络的空间组织结构特征,并进一步探讨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信息网络最均质,以上海、南京、杭州、苏州为核心,呈现出一主三副+腹地城市区域协同发展模式。(2)交通网络和企业网络结构相似度较高,核心区的边联系最强,以南京、上海、苏州为支撑点的三角形和以宁—沪—杭—甬为核心的Z型要素流动通道较为突出,北翼的边联系强度均低于南翼,整个网络由以省会为核心的三个独立的单中心+周边城市区域节点组织。(3)知识网络最稀疏也最极化,除核心区外的城市及其城际联系都较为弱势,形成了一主一副两从+腹地城市强等级性组织模式。(4)四类网络的结构差异主要受区域自然条件、地缘优势、产业特征、科研资源和城市发展策略等因素的影响。     

基于等级-网络分析框架的泛长江三角洲中心城市评价研究

城市中心性既体现在城市的等级位序,亦表现为城市在网络体系中的节点连通性以及节点之间的“流”强度。将区域城市等级体系和关系网络研究相结合,是城市体系理论与实践研究可探索的方向。以泛长江三角洲52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中心城市指数表征城市的等级中心性,企业网络联系测度城市的网络中心性,结合城市的等级中心性和网络中心性特征进行中心城市评价。将泛长江三角洲地区中心城市划分为了5个等级和7种类型,分别是：1个全球城市:上海;3个国家中心城市:杭州、南京、苏州;温州等6个区域等级中心城市;宁波等8个区域网络枢纽城市;盐城等8个地区等级中心城市;淮北等6个地区网络枢纽城市以及19个地方一般城市。基于对中心城市的类型划分,可进一步研究提出针对不同类型城市的分类引导政策。通过提升基础设施连通度、延伸产业链等措施来提升等级中心性较高城市的系统开放性;通过强化要素资源集聚,提高城市服务水平等促进关系网络枢纽城市的等级水平。 关键词： 中心城市;等级体系;关系网络;泛长江三角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