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减污降碳协同效应评估与预测

为评估和预测天津市减污降碳协同效应,采用减排量弹性系数法评估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基于STIRPAT模型预测天津市“十四五”期间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并分情景预测天津市2026~2060年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结果表明：大气污染当量和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源均为工业源;2015~2017年天津市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系数范围为0.11~0.26,2013~2014年和2018~2020年天津市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系数均小于0;天津市“十四五”期间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系数为0.06;各种情景下,2026~2060年天津市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系数均大于0.天津市2011~2020年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波动变化,“十四五”时期或可进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阶段.天津市要在2026~2060年实现较高水平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就需要合理控制城镇化率、人口总数和地区生产总值,增加第三产业比重和高技术比重,持续降低能源强度.     

北京市制造业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分析和驱动因素

基于北京市2013～2020年制造业大气污染物和CO₂排放数据计算结果,分析了制造业排放变化特征,采用协同效应系数评估了制造业减污降碳的协同效果,并利用LMDI模型量化分析了人口规模、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能耗强度、能源结构和排放强度对于大气污染物排放、CO₂排放以及二者综合的驱动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北京市制造业排放总体呈下降趋势,2013～2020年,大气污染物排放减少了79.2%～92.5%,CO₂排放减少了60.3%,各项排放在“清空五年”和“蓝天三年”时期呈现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从减污降碳协同效果来看,各项大气污染物和CO₂的协同效应系数均在0～1之间,对于大气污染物的减排作用大于CO₂.从各驱动因素影响来看,能耗强度降低和能源结构优化对于排放的负向拉动作用较大,排放强度降低对于大气污染物排放具有抑制作用;从协同减排综合驱动影响来看,能耗强度降低的协同效果最为明显,产业结构调整在“蓝天三年”时期的协同效果最佳.     

长三角减污降碳政策的协同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

在“双碳”目标和长三角地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如何发挥环境政策的协同效应,协同推进减污、降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以2006-2020年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以大气污染物(包括SO₂、NO_x、PM和VOCs)排放当量、CO₂排放量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为被解释变量,以减污降碳政策力度为核心解释变量,通过固定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减污降碳政策对大气污染、碳排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效应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减污降碳政策具有三重协同效应,政策力度每提升1%,平均意义上可降低0.470%的大气污染物排放当量,降低0.292%的CO₂排放量,提升0.040%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2)减污降碳政策的协同效应具有地区异质性,在核心城市组能够实现减污、降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三重协同效应,而在中心城市组仅具有污染减排效应,在外围城市组没有产生显著效应.(3)减污降碳政策主要通过减少能源消费、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实现减污、降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显示,应...     

用能权交易制度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分析

“双碳”战略目标下,用能权交易制度作为中国能源领域市场化改革的一项创新制度,能否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仍有待研究.基于2008~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法探究了用能权交易制度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影响.结果表明,用能权交易制度提升了试点地区减污降碳水平.具体地,用能权交易制度使试点地区的CO₂排放量和PM_2.5浓度分别下降13.3%和3.1%,使整体减污降碳水平提高0.237个单位.机制分析发现,能源效率是用能权交易制度赋能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路径.进一步分析发现,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目标强化了用能权交易制度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令人意外的是,经济增长目标并没有削弱用能权交易制度的有效性.文章为理解市场型环境规制与协同治理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并为中国实现“双碳”战略目标提供了有力支持.     

中国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机制分析

我国环境污染防治面临减污降碳协同推进的新挑战,为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总目标,深入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研究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机制,对因地制宜制定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政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本文以2011—2019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对象,分析大气污染物和碳排放的时空特征(不包括港澳台及西藏自治区的数据,下同);同时,运用耦合协调模型计算碳减排与大气污染物控制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进一步分析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在全国、八大经济区和各省份的时空特征;并利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TWR),揭示了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影响因素的空间演化规律和作用机制. 结果表明:①2011—2019年我国碳排放量缓慢增长,污染物排放当量自2014年开始明显下降;大气污染物和碳排放主要集中在东北、北部沿海和黄河中游经济区. ②2011—2019年我国减污降碳的协同效应整体上明显提高,不同经济区和省份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 ③能源消费总量、能源消费强度和能源消费结构是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主要影响因素,能源消费总量、能源消费结构、能源消费强度、产业结构和进出口贸易总额等因素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 鉴于此,本文从制定差异化的减污降碳协同策略、推动能源结构优化转型、加强地区和部门间的协同治理等方面提出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对策建议.      

终结塑料污染 协同减污降碳

为有效治理塑料污染,协同实现减污降碳,需要建立全方位的塑料污染治理体系,积极推进覆盖塑料全生命周期的国际治理;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以促进塑料产业的技术进步;倡导绿色生活消费方式以减少塑料需求。     

城镇污水处理厂碳排放现状及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路径探讨

污水处理行业是全球十大温室气体排放行业之一,其碳排放量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2%~3%,且仍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因此开展污水处理行业碳减排并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实现我国“双碳”目标的必经之路。系统分析了我国污水处理厂碳排放状况,结果表明：生化池产生的CO₂是导致直接碳排放的关键,且生化池的好氧区直接碳排放量最大;由电耗和药耗产生的间接碳排放在总碳排放量中占比较大,是污水处理厂碳减排的关键环节;在污泥处理处置过程中,采取厌氧消化+沼气发电方式时温室气体排放量较少。指出了当前我国污水处理行业碳减排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碳排放核算不精准、碳减排技术研发与应用仍处在起步阶段、顶层设计及管理水平薄弱。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适用于我国污水处理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路径方案,指出污水处理厂碳减排需多处着力,在碳排放量精确核算的基础上,加强污水处理行业节能降耗、减碳、替碳、固碳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及多维度控碳方案设计,构建以技术创新为行动力、政策支持为推动力的碳减排总体框架,形成污水处理厂碳减排的闭环,助力我国污水处理厂低碳化发展。

     

电力行业减污降碳发展状况及目标展望

减污降碳是党中央在新发展阶段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电力行业是减污降碳的主力军,合理确定电力行业的减污降碳目标意义重大。本文从电力行业发电装机容量与发电量、污染物排放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三个方面总结了电力行业近10年减污降碳发展状况。结果表明,2012—202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翻了一番多,发电量增长了58.2%,其中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从21.3%提高到34.5%;烟尘、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均下降了90%及以上;2006—2020年,通过发展非化石能源、降低供电煤耗和线损率等措施,电力行业累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85.3亿t。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展望了我国2025年与2030年的减污降碳目标。     

中国城市工业减污降碳协同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当前减污降碳协同控制大多关注国家或省级尺度,且聚焦单一环境介质,缺少城市尺度、多介质污染物与碳排放的协同性研究。分析了2013—2019年中国178个城市工业CO₂排放与SO₂、NO_x、COD、NH₃-N 4类不同介质污染物排放的协同度,并探究了影响协同度的社会经济因素。结果表明,工业CO₂和各类污染物的年平均减排协同度呈现“N”型变化趋势。约40%的城市已实现工业协同减污降碳,约50%的城市只实现污染物减排,碳污均增排城市约占10%。加强政府政策力度是影响城市工业协同减污降碳的关键因素,且东、中、西部城市工业协同减污降碳的关键影响因素具有异质性。此外,鼓励科技创新和吸引人才回流是促进老工业城市协同减污降碳的关键因素。     

焦化行业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路径分析

在全球努力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背景下,焦化行业作为高能耗、高排放行业面临着减污降碳与协同增效的重大挑战。由于焦化过程中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会对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巨大影响,因此寻求减少碳排放、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对焦化行业而言至关重要。本文旨在探索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焦化行业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路径,推动焦化行业向低碳、高效、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河北省2013~2020年大气污染治理进程中的减污降碳协同效益

当前,我国面临着大气污染治理与碳减排的双重挑战,"减污降碳"成为了社会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大气污染物和CO₂排放清单是"减污降碳"工作的基础支撑,但已有研究存在着物种覆盖不全、源类体系不一、时间范围较窄等问题.基于统一的源分类体系与源排放表征技术,建立了河北省2013~2020年排放清单,据此分析了排放的总量趋势、结构演变、变化驱动、协同效益和区域分布.研究期内,河北省取得了社会经济发展与人为源排放控制的双赢,SO₂排放在"大气十条"期间下降速度较快,VOCs和NH₃排放在"蓝天保卫战"期间减排效果更好,NO_x和PM_2.5排放的下降速度相对稳定,CO₂排放略有上升.燃煤治理有效削减了大气污染物和CO₂排放,重点行业超低排放改造降低了SO₂、NO_x和PM_2.5排放,但VOCs治理力度有待提升.电力源和民用源实现了大气污染物与CO₂的协同减排,散煤治理从源头优化了能源结构,使得民用源具有更高的减排协同度.河北省"减污降碳"的重点区域为石家庄、唐山、邯郸、保定和廊坊.研究提出的方法与结论可为区域"减污降碳"工作提供技术借鉴与决策参考.     

基于LMDI方法和STIRPAT模型的天津市碳排放量对比分析

通过梳理天津市2000—2019年碳排放量变化,基于LMDI方法和STIRPAT模型分别构建碳排放量模型,对比分析碳排放量影响因素,并预测基准情景、低碳情景和超低碳情景下的天津市碳达峰和碳中和情况。结果显示：天津市能源结构的不断优化和能源强度的持续降低是导致碳排放量减缓的主要因素,但天津市富裕程度的增加和城镇化率的提高促进碳排放量的增加;在基准情景下,天津市很难在2025年实现碳达峰、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在低碳情景下,天津市可在2025年之前实现碳达峰,但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难度较大;在超低碳情景下,天津市更易在2025年之前实现碳达峰,且在碳汇工程的实施下可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

     

基于不同电力需求的中国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路径

当前我国同时面临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两大战略任务,协同推进减污降碳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必然选择,电力部门在转型过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面向不同的电力需求情景,构建低成本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多目标模型,求解得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最优路径方案.结果表明,在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前提下,减污和降碳协同性较好,两者协同控制可高效助力低碳转型的实现;优化电力部门发电结构是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关键措施,研究期火电占比不断下降,清洁电力占比超过92.5%;不同电力需求下二氧化碳和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有明显差异,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受电力需求影响最大,低电力需求、中等电力需求和高电力需求情景下峰值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为94.16亿、 104.09亿和107.46亿t,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颗粒物的排放同样表现出在低电力需求、中等电力需求和高电力需求情景下依次递增的趋势.电力需求的提高仅增加了电力部门内部发电结构调整的压力,未影响到其他部门的产量和活动水平,即电力需求导致的电力部门减排压力未表现出部门间传递的趋势.     

基于能源消费情景模拟的北京市主要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协同减排研究

在改善城市空气质量的同时降低温室气体(GHG)排放,是未来北京市能源管理和环境保护工作的共同目标和主要任务.本研究结合北京市中长期规划发展目标及能源消费结构,分别设置基于节能政策和环保要求的低、中、高这3种能源消费约束情景,并使用LEAP模型模拟预测3种情景下北京市主要大气污染物和GHG在2010～2020年间的减排效果.结果表明,通过加强节能减排和污染控制政策对能源消费系统施加约束和优化,至2020年北京市能源消费可降低1 000～3 000万tce,SO2、NOx、PM10/PM2.5、VOC和GHG排放量将分别降至7.1～10.02、15.92～21.87、8.98～13.38/5.14～9.60、5.64～7.48和14 820～16 470万t,与低约束情景相比,中、高情景下大气污染物和GHG排放将分别减少53%～67%、50%～64%、33%～55%/25%～60%、41%～55%和26～34%.进一步的协同减排分析表明,北京市应重点调控工业、交通、服务业部门的化石能源消费,在有效缓解能源消费压力的同时实现主要大气污染物与GHG的协同减排.     

基于扩展STIRPAT模型LMDI分解的碳排放脱钩因素

为研究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脱钩情况,常用对数平均迪式指数分解法（LMDI）结合Kaya恒等式和Tapio脱钩模型计算碳变化量和弹性脱钩指数.借鉴上述方法,将STIRPAT模型与LMDI分解法相结合,建立STIRPAT模型的回归系数与碳变化量和脱钩弹性指数之间的数量关系,研究影响碳排放各因素的脱钩状态.结果表明：(1)STIRPAT模型LMDI分解法能够避免满足Kaya恒等式的IPAT模型中使用LMDI分解法时增加新变量的情况,部分新增变量往往缺乏明确的经济学含义;(2)LMDI分解将STIRPAT模型中的统计回归系数的含义,由变量的变动引起碳排放量变动的弹性系数,扩展到变量的变动引起碳变化量的倍数;(3)STIRPAT模型LMDI分解法,将数据的统计结果通过统计回归系数纳入到各因素的碳变化量和弹性脱钩指数之中,使弹性脱钩指数能够反映数据的统计信息;(4)以重庆市2001～2019年碳排放数据为例,来说明STIRPAT模型LMDI分解法可以用于判定碳排放变量的脱钩状态,能够体现数据本身所包含的统计信息,更能反映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     

天津重污染期间大气污染物浓度垂直分布特征

利用天津气象局255 m铁塔垂直4层观测平台(高度分别为3、40、120和220 m),对各层大气中的NO_x、O₃、SO₂浓度(均以φ计)和PM_2.5浓度(以ρ计)进行了连续观测,结合同步气象要素分析了2010年10月3—11日天津发生的一次重污染事件.结果表明:在此次重污染事件期间,一次及二次污染物浓度的垂直梯度变化差异显著,φ(NO)、φ(NO₂)和ρ(PM_2.5)随高度上升而降低,φ(NO)在3～120和120～220 m的递减率分别为58.0%和8.5%,ρ(PM_2.5)在3～220 m递减率为13.0%;而φ(O₃)和φ(SO₂)平均值却随高度的上升而增加,其中φ(O₃)在3～40、40～120和120～220 m的增长率分别为108.0%、19.1%和56.4%,φ(SO₂)在3～220 m的增长率为25.0%. NO_x主要来源于局地近地面污染源的排放;SO₂主要来源于高架点源的排放,O₃则来源于局地光化学过程积累;PM_2.5受局地排放源和光化学过程的双重影响,垂直梯度变化最不显著. 不利于扩散的气象条件使以局地排放为主的污染物积累升高及其伴随的光化学反应造成了天津此次重污染事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减污降碳效应及其实现机制

在"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商品服务贸易和生产要素流动愈发频繁,对外直接投资总量可观且增长明显;伴随着经济的粗放发展与对外投资的大幅增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环境效应备受关注.通过理论分析和逻辑推导提出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环境造成影响的3个可能路径,选取2004~2019年中国省级数据构造将主要环境污染物排放量和碳排放量囊括在内的环境负荷指数为因变量,建立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中国OFDI的母国减污降碳效应和实现机制.结果表明：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减轻环境负荷,OFDI每增长1%会使得环境负荷减少0.051%~0.076%;②中国OFDI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技术创新进步的方式减轻母国环境负荷,其1%的增长通过二者的间接效应使得环境负荷分别减少0.060%和0.006%;通过经济规模扩大的路径则会增加环境负荷0.009%;同时,对外直接投资通过直接效应带来环境负荷减少0.014%~0.034%.以产业结构高级化、技术创新进步和经济规模扩张为中介带来的环境负荷减少的贡献度分别为65.9%~84.5%、6.6%~8.5%和-12.7%~-9.9%,OFDI直接带动环境污染负荷变化贡献度为19.7%~37.4%.最后提出了继续推动中国企业和资本走出去、鼓励国内相对劣势产业开拓国外市场、加强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和形成可持续的低碳发展模式等政策建议.     

基于STIRPAT模型的能源消费碳足迹变化及影响因素——以江苏省苏锡常地区为例

定量研究经济社会发展对地区能源消费碳足迹的影响对区域实现低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计算了江苏省苏锡常地区1991-2008年能源消费碳足迹,采用岭回归函数对STIRPAT模型进行了拟合,采用脱钩指数分析了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碳足迹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①1991-2008年能源消费碳足迹平均增长速度为15.30%,能源消费碳足迹分配率以煤炭为主,石油所占比例呈波动下降趋势,天然气所占比例上升较快,能源消费碳足迹产值总体呈波动下降趋势;②经济增长是能源消费碳足迹的主要影响因素,两者关系模型拟合未出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③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碳足迹之间处于相对脱钩与复钩的波动状态,从另一侧面验证了目前两者之间不存在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的结论。     

天津市工业污染源污染状况分析

为了掌握天津市工业污染源污染状况,对2010年天津市各区县工业污染源进行调查统计。结果表明,2010年天津市各区县工业废水入河量共计6556.79万t,COD入河量共计9656.67t,氨氮入河量共计1939.87t。大沽排污河中污染物COD和氨氮的排入量最大,分别为5783.56t和1274.87t。滨海新区COD等标污染负荷值和氨氮等标污染负荷比均最高,分别为50.49%和56.34%;东丽区、西青区、蓟县、宁河县的COD和氨氮等标污染负荷比也较高。因此在进行水环境管理时,应对这些区县作为核心管理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