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地区土壤中DDT的残留分布研究

采集了覆盖整个天津地区的188个土壤表层样品,并分析了样品中p,p′-DDE, p,p′-DDD, p,p′-DDT, o,p′-DDE, o,p′-DDD 和 o,p′-DDT等6种DDT代谢产物.结果表明p,p′-DDT 和 p,p′-DDE是表土中的主要污染物,其平均残留量分别为27 5和 18 8 ng@g -1.不同类型土壤∑DDT差异不显著.污灌区与非污灌区内的样品中 DDT及其代谢产物的差异不显著,但1970-1980年DDT施用量较高的地区如今土壤中的残留量均较高.土壤理化性质如pH以及TOC对DDTs的残留量有较显著的影响.禁用20年以来,DDT的总体残留量水平仍较高,是否依然有间或使用,有待探讨.     

Reduction of recruitment of Acartia pacifica nauplii from benthic resting eggs due to organochlorine pesticides

Many estuarine and coastal planktonic copepods depend on the hatching of benthic resting eggs for recruitment ofnauplii to the water column population. The potential effects of two organochlorine pesticides, hexchloriobinzene （HCH） and dichlorodiphenyltrichloroethane （DDT）, on the recruitment of A ccu＇tla pacifica nauplii from benthic resting eggs in the seabed of Xiamen Bay were experimentally investigated. The abundance of A. pacifica nauplii hatched from the sediment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pesticide concentration. Trimmed Spearman-Karber analysis gave sediment 96-h LC50 values were 84.81 ng/g for HCH, and 157.94 ng/g for DDT. The median AI （Al50） was -0.77, which suggested that the combined effect of riCH and DDT showed a weak effect than individual effects. There wa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tality and exposure time in DDT treatment, while the relationship was not significant in HCH treatment.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organochlorine pesticides can reduce recruitment of A. pacifica nauplii from benthic resting eggs to planktonic population.     

茶叶中六六六、DDT污染源的研究

本实验采用同位素示踪法和微量化学分析法对茶叶中残留的六六六和DDT的来源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土壤中少量六六六可通过根系进入叶片,两者浓度呈中度正相关(γ=+0.52),DDT呈弱相关(γ=+0.17),茶园用药构成茶叶污染的可能性很小,在茶园禁用六六六和DDT后,构成茶叶中残留的主要来源不是土壤和茶园用水,而主要是农田用药后六六六和DDT通过空气漂移所造成。人工模拟施药实验证实了上述假设,本文还提出了茶叶中六六六和DDT污染源的模式。     

中国主要水体DDT生态风险的初步评价

基于中国主要淡水水体DDT的浓度数据及其对水生生物的效应浓度数据的概率分布曲线,采用联合概率法和商值概率分布法对中国主要淡水水体DDT的生态风险进行初步评价,同时根据SSD曲线计算各类水生生物的HC5（Hazardous Concentrations for 5% the species）,对各类水生生物的敏感性进行讨...     

热带海洋环境中BHC和DDT的行为特征研究 Ⅱ.中国珠江口区雨季BHC和DDT的含量与分布

本文于１９９５年７月在东经１１３°００′００″～１１３°５８′００″，北纬２２０°００′００″～２２°４４′００″的珠江口区采集海水、表层沉积物、气溶胶和海洋生物。用气相色谱法测定研究样品中ＢＨＣ和ＤＤＴ的含量与不同区域的分布。结果表明，就其平均值而言，表层海水ＢＨＣ含量为０．０４５μｇ／ｄｍ３，ＤＤＴ为０．０４１μｇ／ｄｍ３；底层海水ＢＨＣ含量为０．０４８μｇ／ｄｍ３，ＤＤＴ为０．０３５μｇ／ｄｍ３。沉积物ＢＨＣ为１１．０７×１０－９·干；ＤＤＴ为１７．８８×１０－９·干。气溶胶ＢＨＣ为０．１３６ｎｇ／ｍ３；ＤＤＴ为０．０７８ｎｇ／ｍ３。海洋生物ＢＨＣ的范围为０．４０３×１０－９·鲜（海带）～８．６４４×１０－９·鲜（贻贝）；ＤＤＴ为１．７７０×１０－９·鲜（浮游植物）～２０７．６×１０－９·鲜（海鸟）。在雨季，海水中ＢＨＣ和ＤＤＴ由于受到珠江径流的稀释而含量偏低；ＢＨＣ、ＤＤＴ在表层海水及表层沉积物的区域分布，雨季和旱季类似。ＢＨＣ和ＤＤＴ在海洋生物中的含量，随着海洋食物链成员生物营养级的提高而提高。它们在不可食部分的含量高于可食部分，海鸟的羽毛是积累ＢＨＣ和ＤＤＴ的关键器官。     

热带海洋环境中BHC和DDT的行为特征研究Ⅰ.中国珠江口区旱季BHC和DDT的含量与分布

本文于1994年11月用气相色谱法研究了旱季珠江口区环境中BHC和DDT的含量与分布。结果表明，表层海水BHC含量为0.187μg/L，DDT为0.080μｇ/L；底层海水BHC为0.117μｇ／L，DDT为0.506μｇ／L。沉积物BHC为11.15×10－9（干），DDT为33.46×10－9（干）。海水中的盐度、DO、C     

毒药DDT何日远离海洋！

在阳江海陵岛的海边,一个站在船板上观看远处开渔节仪式的渔民谈起DDT时,摇着脑袋说：“不行不行,这东西不好。我这条船就没有DDT。”再过几十分钟,等到开渔节仪式结束、渔民们休渔两个半月后重新扬帆起航出海捕鱼时,他的这艘刷上了不含DDT的新型防污漆的渔船也将出海。     

成都经济区土壤中HCH和DDT含量及其分布特点

通过对成都经济区土壤中HCH各异构体、DDT及其衍生物的含量及分布特点研究,得出成都经济区土壤中HCH和DDT都有较高的检出率,含量变化幅度也很大,含量较高点主要分布在化工厂附近。对比其他地区研究结果,成都经济区HCH含量较低,DDT含量较高。以西藏地区作为背景值,HCH有一定的污染,DDT污染较为严重。     

一株DDT降解菌的筛选及其降解特性

以DDT为目标污染物,通过筛选获得了一株效果稳定的DDT降解菌,并对其进行形态学观察,生理生化特性及16S rRNA测序鉴定.经鉴定,该菌株属于甲基菌属（Methylovorus）,命名为Methylovorus sp. XLL03.菌株在pH值为7,温度30℃,外加碳源浓度0.5%,初始DDT浓度20mg/L时生长量最大.在pH值为6,温度30℃下,外加碳源（葡萄糖）浓度0.1%,初始DDT浓度20mg/L时对DDT的降解率最大.在优化条件下,4d后菌株XLL03对DDT最高降解率可达50.4%.利用GC-MS对DDT的降解中间产物进行定性分析,初步推断在菌株XLL03中,DDT最初分别通过脱氯和脱氯化氢生成DDD和DDE,随后DDD和DDE进一步脱氯得到DDMU,最终DDMU开环后又经过一系列反应被彻底矿化.在DDT的代谢过程中,未发现代谢中间产物的积累,表明菌株XLL03在修复受DDT污染的水或土壤中具有一定的应用前景.     

影响666，DDT残留量气相色谱测定结果的因素

本文就一、色谱柱：二、汽化室及进样技术；三“鉴定器的污染及防止；四、正确的定性鉴别等四个影响定量准确度的因素进行了探讨与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     

水泥窑协同处置DDT废物的工厂试验研究

对水泥窑协同处置DDT废物技术进行了工厂规模的试验研究。通过控制DDT废物投加速率,考察了水泥窑协同处置DDT废物的焚毁去除率（DRE）和烟气排放状况,及其对水泥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在DDT废物投加速率控制在1.0 t/h以下时,DDT的焚毁去除率达99.999 996 2%以上,烟气中二噁英浓度的平均排放值远低于标准限值（0.1 ng I-TEQ/Nm³）要求。此外,水泥窑协同处置DDT废物对烟气排放和熟料产品质量未造成不利影响。     

DDT降解菌株DB-1的分离、系统发育及降解特性

从农药厂下水道污泥中分离、筛选到1株能够在好氧条件下降解DDT的细菌菌株DB-1,根据表型特征、生理生化特性及16SrDNA序列的系统发育分析,将菌株DB-1初步鉴定为鞘氨醇单胞菌属(Sphingomonassp).该菌株能在含酵母膏(40mg/L)的DDT(40mg/L)无机盐液体培养基中降解DDT,10d降解率达到83.6%,菌株DB-1在25～30℃长势较好,最适生长pH值为8.0.     

固相萃取—气相色谱法测定海水中的666、DDT

采用固相萃取技术富集海水中的666、DDT,并使用气相色谱进行测定。主要包括不同填料(C8、C18、C18-N)、SPE柱规格(500 mg/3 mL、500 mg/6 mL)、洗脱试剂、上样流速、水样pH和洗脱试剂体积6个因素对666、DDT富集效率的影响。最终确定最优条件为:采用500 mg/6 mL C18SPE小柱,调节海水pH=6,上样流速4~5mL/min,10 mL二氯甲烷洗脱。优化后的固相萃取-气相色谱方法测定海水中666、DDT加标10 ng/L回收率为75.7%~110.4%,精密度为1.16%~4.00%,方法检出限为0.19~1.20 ng/L。     

DDT在武汉地区三种典型土壤中的吸附和迁移特征

采取室内模拟试验方法,研究了滴滴涕（DDT）在武汉地区三种不同土质类型土壤中的吸附和迁移特征。结果表明：DDT在A、B、C三种土壤中的吸附符合线性吸附方程,在24h左右达到平衡,吸附过程为自发的物理吸附,Kd值在0.3~1.41mL/g之间,Kd值大小顺序依次为A种土〉B种土〉C种土;土柱淋溶试验表明一周后DDT在A种土、B种土和C种土中最大迁移深度分别为11.0cm、13.2cm、15.4cm;影响DDT在土壤中吸附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土壤中有机质含量;土壤中的DDT对地下水污染存在潜在的风险性,应引起高度重视。     

河北水库及湖泊沉积物中DDT农药的残留特征与风险评估

分析了河北省主要湖泊水库沉积物中有机氯农药(DDT)的残留特征与生态风险.2004年秋季采集了河北12个水库和2个湖泊的表层沉积物样品,利用GC-ECD测定DDTs农药的含量,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其残留与组成特征以及生态风险.结果表明:1)河北省主要湖泊水库沉积物中DDTs的平均含量为3.328 ng·g-1,其含量范围为1.014～9.022 ng·g-1;并且,不同样品中DDTs的含量的差异较大,变异系数均超过65%.2)临城水库、陡河水库、龙门水库3个样点的表面沉积物中wDDT/(wDDD wDDE)＞1,表明有新的DDT输入;岗南水库、邱庄水库、黄壁庄水库3个样点的表面沉积物中wDDD/wDDE＞1,说明DDD降解环境为厌氧条件;其余8个样点wDDD/wDDE＜1,说明DDD降解环境为好氧条件.3)所有样点中DDT、DDD和DDE浓度均低于ERM,并且大部分小于ERL,表明其生态风险大多低于10%;但11个样点的DDTs含量介于ERL和ERM之间,表明其生态风险大多介于10%～50%.     

应用物种敏感性分布评估DDT和林丹对淡水生物的生态风险

介绍了利用物种敏感性分布（SSD）进行生态风险评价的原理与步骤,构建了淡水生物对DDT和林丹的物种敏感性分布.在此基础上,计算了DDT和林丹对不同类别生物的HC5(Hazardous Concentration for 5% the species)阈值,预测了不同浓度DDT和林丹对生物可能造成的危害,并比较了不同类别生物对DDT和林丹的敏感性,以及DDT和林丹对淡水生物的生态风险.结果表明,DDT和林丹对淡水生物的HC5值分别为1.70μg·L-1和5.96μg·L-1 ,DDT对生态系统的危害大于林丹.当DDT或林丹的浓度为5μg·L-1时,对生态系统仅有轻微影响,而当DDT或林丹的浓度为500μg·L-1时,将有81.5%的物种受到DDT的危害,或有68.1%的物种受到林丹的危害.不同类别生物对DDT的敏感性从甲壳类、昆虫和蜘蛛类到鱼类依次降低,对林丹的敏感性大小依次为昆虫和蜘蛛类、甲壳类、鱼类.与林丹相比,DDT对淡水脊椎动物与无脊椎动物以及甲壳类和鱼类的生态风险较大,而对昆虫和蜘蛛类,林丹与DDT的生态风险差别不大.     

武汉某废弃农药厂土壤中DDT及其代谢产物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以武汉某多年生产滴滴涕(DDT)的废弃农药厂为研究对象,通过采集不同深度的土壤样品进行分析,研究了污染场地土壤中DDT及其代谢产物(DDTs,包括p,p′-DDT、o,p-DDT、p,p-DDD、o,p-DDD、p,p′-DDE和o,pDDE)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污染场地不同深度土壤中DDTs的浓度范围为0.01~24 107.29mg/kg,平均值范围为0.93~1 404.97mg/kg;表层土壤DDTs污染相对严重,污染集中在生产车间和原料库;生产车间和原料库及周边区域DDTs浓度随着土壤深度的增加而急剧下降;DDTs污染物垂直下渗但迁移不显著,其中污水处理站区域DDTs存在显著垂向迁移,5m深度处仍能检测出DDTs浓度为7.81mg/kg,表明已造成深层土壤污染,但总体上DDTs在深层土壤中迁移能力较弱,其迁移方向与地下水流方向一致。     

Tween60和SDS强化白腐真菌修复DDT污染土壤

为了提高DDT污染土壤的修复效果,研究了非离子表面活性剂Tween60及阴离子表面活性剂SDS在单一和组合两种方式对人工污染黑土中白腐真菌Phlebia lindtneri GB1027降解去除DDT的强化作用.结果表明,Tween60和SDS均能不同程度地促进土壤中DDT的生物降解,尤其在两种表面活性剂浓度为1.0mg/g干土时,土壤中DDT的降解率分别达到最高的62.9%和53.9%.相同浓度下,Tween60比SDS更有利于提高DDT污染土壤的生物修复效果,去除率提高接近10%.将Tween60与SDS以不同质量比例组合处理后的DDT去除率大小为:Tween60-SDS(3:1)＞Tween60-SDS(2:1)＞Tween60-SDS(1:1),尤其在质量比为3:1和2:1时的DDT去除率甚至高于Tween60单独处理时的去除率,表明将两种类型的表面活性剂组合后对提高DDT的生物可利用性产生了协同效果.研究还发现,菌株接种量越高,土壤中DDT的降解去除率越高,当接菌量达到1.0mL/g干土时,DDT的30d去除率达到最高的70.9%.在土壤含水率为10%~50%范围内,白腐真菌对DDT的降解去除效果随着土壤含水率的升高而增加,当土壤含水率达到50%时,土壤中有约70%的DDT被降解去除.本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了利用表面活性剂强化白腐真菌修复有机污染土壤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