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库区城镇移民家庭生活安置状况调查与分析

利用回溯性的调查资料来研究已经搬迁的城镇移民家庭在搬迁后的生活安置现状,分析城镇移民家庭的生活安置适应性。在评价方法上首先是对比城镇移民家庭搬迁前后的生活条件和社会保障的变化,再分析移民各个分项满意程度,最后将所提取的因子得分值作为自变量,总体“生活安置满意度”作为因变量,对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分析移民安置过程中哪些方面的满意度会影响到城镇移民对总体安置满意度的判断。研究发现城镇移民家庭的生活居住条件良好。搬迁后,城镇移民家庭的生活和居住条件都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改善,住房面积增大,房屋居住的安全系数有所提高。城镇移民家庭医疗保险享有率很高,但养老保险的享有率不容乐观,城镇移民家庭的养老保障仍有待提高。城镇移民生活安置满意度随着社区满意度和居住满意度的提高而提高     

成都市公众典型生活方式分析及碳排放研究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建立排放因子模型,数据统计分析等手段量化成都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及其碳排放。结果表明,成都市居民每天在直接能源消耗和交通出行方面的碳排放为25.08Kg。其中,水、电、气等为主要贡献者;在交通方式中,私家车和飞机的使用贡献更多的碳排放;少数人(36%)的高碳生活贡献了大多数(71%)的碳排放。这意味着如何引导和改变高碳生活成为从生活方式方面进行节能减排的关键。研究结果有助于公众结合具体实际,倡导低排放、可持续的低碳生活方式。     

北京市大学生环境意识调查与分析

1 引言。公众环境意识是反映社会道德水准和现代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提高全民族的环境意识是我国环境保护的一项重要战略措施。自1990年首次进行调查以来，我国的公众环境意识调查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调查的区域既有全国范围的，又有省市范围的；调查的对象既有一般公众，又有特定社会群体；调查的内容既有较单一的内容结构，又有涉及环境科学知识、忧患意识、环境法律意识、环境道德意识、自觉参与意识等诸多方面的综合的结构；调查的方式既有早期的较单一的征答、问卷调查，又有后期的问卷调查、座谈和访问相结合的综合调查方式。     

基于STIRPAT模型的中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影响因素研究

为探究人口规模、收入水平、消费倾向、节能政策和技术等因素对中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的影响,基于拓展的STIRPAT模型并运用2000~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各影响因素的效应进行评估。结果显示:城镇生活能源强度、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化率、总人口、政策综合力度6个因素的增长率每变化1%,将会引起城镇生活能源消费量增长率0.9322%、0.8537%、(0.559 2+0.169 2 ln DI)%、0.599 8%、0.408 0%、-0.012 0%的变化,表明除节能政策外,其余5因素均正向促进城镇生活能耗增长。其中生活能源强度对城镇生活能耗影响最大,节能政策虽会抑制城镇生活能耗增长,但作用较为微弱。政府需继续加强节能政策综合实施力度,从而实现生活能源消费领域的节能减排。     

城镇居民生活能耗与碳排放动态特征分析

居民家庭生活能源消费与碳排放越来越不容忽视,开展这方面研究对于促进居民可持续消费、寻找新的节能减排途径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在考察量化1999-2007年中国城镇居民生活直接、间接能源消费及其碳排放连续变化的基础上,探究了这段时期生活能耗与碳排放的动态变化特征,并分析其潜在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结论包括:1999-2007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总能耗和碳排总量都呈现出逐年增加趋势,其中间接能耗与碳排始终大于直接能耗与碳排,但二者的差异正在逐年缩小;对于人均直接能耗与碳排来说,二者总量都呈逐年增加趋势,其中电力和煤炭是最主要的直接能源消费品种,也是最主要的碳排来源;对于人均间接能耗与碳排来说,虽然居民生活消费开支逐年递增,但由于各类消费项的单位产值能源强度在逐年下降,因此总的间接能耗与碳排并没呈现出一定的递增或递减趋势,而是出现波动性变化.其中"食品"、"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和"居住"3项是居民生活间接能耗与碳排的主要来源;人均住宅建筑面积是居民生活碳排变化的主要影晌因子.研究结论为引导可持续的家庭消费模式和节能减排措施的制定提供管理启示与科学依据.     

2000-2008年青海省居民生活能源消费与碳排放分析

本文根据与青海省城乡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相关的8个部门的能源消费数据,采用统计分析方法,从最终需求的角度评估了2000-2008年城乡居民生活能源消费及其碳排放。研究发现2000-2008年青海省城镇与农村居民生活用能在总量和人均水平上均相差很大,并且由此产生的碳排放是城镇居民远高于农村居民,其中,城镇居民生活用能主要集中在食品、娱乐教育文化服务、衣着3个部门,占总能源消费的61.02%,而农村居民生活用能主要集中在食品、居住和交通通讯3个部门,占总能源消费的71.77%。如果青海省农村居民能源消费水平达到青海省城镇居民能源消费的最低水平,会引起能源消费量及碳排量的急剧增加。     

我国城市人居环境改善与能源消费关系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水平和综合国力的提高,近20年来人居环境的改善有目共睹。但与此同时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增加是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本文选择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人均拥有道路面积、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三个指标反映我国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研究了我国城市人居环境改善和能源消费之间的变化关系。通过与发达国家的对比,发现我国人居环境建设并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带来人均生活能源消费的同幅增长,而是出现了"喇叭口"现象,两个指标之间最大相差2.4倍,但也存在一个适度的节能居住条件,中国目前已经偏离了这个最优点并处于耗能的上升期。德国与我国类似,在户均住房面积和人均能源消费量之间也存在一种类似U型曲线关系,但上升阶段明显比我国更陡。虽然与德国、日本、美国相比我国在人均能源消费上最少,但从总量和长期趋势来看,中国仍面临着重重挑战,必须通过使用节能技术和新能源来降低能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营造节能又宜居的城市人居环境。     

考虑能源、环境影响的住宅建筑节能CGE模型构建

中国承诺将于2030年左右使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排放总量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我国目前的碳排放主要来自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建筑业,其中建筑业碳排放约40%,所占比重最大,而高达550亿m2的存量住宅能耗和排放是建筑业碳排放的主力。住宅建筑节能是关系到我国建筑业节能减排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的重要因素,是我国节能减排工作的重要领域。构建一个可用于衡量住宅建筑节能对资源环境及经济发展影响的可计算模型是推动住宅建筑节能工作的重要基础。本文尝试以CGE标准模型为基础,依次对住宅建筑生产模块、污染排放模块、节能住宅建筑模块、动态模块和环境福利模块进行详细构建说明。在四方面对标准模型进行扩展:第一,将生产要素扩展为资本、劳动和能源要素束,能源要素束被深化分解为清洁能源与非清洁能源束,然后再予深化细化;第二,依据差异的贸易伙伴将进出口细化为差异的国家和地区;第三,将建筑污染排放作为一个特殊部门,建立建筑污染排放模块,纳入到CGE模型中,并将污染要素纳入到效应函数中;第四,依据资本增长模型,建立动态模块。通过将住宅建筑节能作为变量扩展到标准CGE模型的方法,构建了住宅建筑节能CGE扩展模型。借助该扩展模型,可以研究非节能建筑约束、外部节能建筑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而破解非节能建筑约束、外部节能建筑与住宅建筑节能快速发展之间难以协调的矛盾。在本文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可进一步建立相应的社会核算矩阵(SAM),并对各种函数的参数估计和敏感性检验进行实证分析。     

基于城镇化的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门限效应分析

正确认识城镇化发展中碳减排的阶段性特征和应对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碳排放挑战,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城镇化发展对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影响,未能将城镇化自身阶段性变化对生活碳排放的影响联系起来。基于此,本文以城镇化率作为门限变量,以生活能源结构、居民消费率、产业结构分别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多个不同视角的门限-STIRPAT扩展模型,深入分析城镇化水平处于不同阶段时,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所受影响的差异性。研究表明,城市化率分别处于门限值(0.250、0.325和0.457)前后时,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所受影响出现了阶段性的变化。当城镇化率低于0.250时,能源结构、居民消费率和产业结构对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均呈负向弹性关系,分别为-0.688、-0.570、-0.570;当城市化率低于0.457时,能源结构、居民消费率和产业结构对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的负向弹性关系仍然存在,但相关关系明显减弱,能源结构负向弹性关系介于(-0.338,-0.019),居民消费率和产业结构负向弹性关系为-0.251。当城市化率超过0.457时,能源结构、居民消费率和产业结构对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已逐步显现或转变为正向弹性关系。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提出相应建议:区域城镇化发展介于(0.250,0.457]这一阶段的进程中,应把握住能源结构、居民消费率和产业结构对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影响效应转变之前的阶段,鼓励居民生活消费,但进行节能低碳生活方式的引导,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满足居民对生活商品及服务的需求。当区域城镇化提升至0.457以上时,应合理优化能源结构,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通过财政政策等对居民生活消费进行调控和引导,注重第三产业中的科技、金融等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发展。     

中国农村居民可再生能源生活消费的碳排放评估

农村居民能源消费涉及能源安全、环境效应、新农村建设等多个方面,从发展趋势来看,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秸秆、薪柴等传统生物质能仍是我国农村居民的主要生活能源.本文在分析了我国农村居民可再生能源生活消费现状的基础上,测算了1998 -2007年农村居民可再生能源生活消费的碳排放,评估了农村居民可再生能源生活消费的环境效应.得出结论:在我国农村居民能源生活消费的过程中,碳排放的主体是秸秆和薪柴等生物质能的传统利用,其次是商品性能源的使用.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农村居民能源消费必须依靠农村丰富的可再生资源,优化物质循环过程,变生物质能的传统利用为清洁利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现改善农村环境,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总体发展目标.     

北京城市发展中的能源消耗影响因素分析

城市发展不仅是生产部门规模的扩大,更重要的是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的强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壮大,尤其是大城市人口的增加、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都在能源消费中占居主要份额.本文综合考虑城市经济增长、人口规模扩大和空间扩张等三方面因素,选取北京市市辖区的统计数据,采用LMDI指标分解方法,将能源消耗分解为经济规模、单位产值能耗、人均能耗、人口密度和能源空间支持系数等五项指标,分析各因素对城市能源消耗的贡献.从经济、人口和空间三个方面所体现的城市发展综合来看,经济因素对能源消耗的贡献最大;人口因素所消耗的能源约占能源总消耗的一半;紧凑型空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能源消耗.结论认为,城市经济增长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依然是能源消耗的主要因素,技术进步也依然是城市节能减排的主要途径;但是,紧凑型空间正在成为城市节能减排的有效途径,低碳生产与生活方式对实现节能减排具有更大潜力.     

城市化与北京增温的协整分析

城市增温现象和城市热岛效应对人居环境的影响日益显著，而城市化是否是城市增温现象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为此。利用协整分析等经济计量方法研究城市化对城市增温现象的影响。协整分析是近年来计量经济学发展的最新成果，能够揭示变量之间存在着的长期均衡变动关系。分析发现，城市化因子与城市气候因子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长期看北京市的年平均最低温度与人口密度基本上处于同步增长状态；短期内城市气温的变动受人口和城市化因素的影响较大。为此可知，北京市70年代以来，城市气温的升高基本上与城市化的发展相一致。二者具有长期协同变动的均衡关系。这些发现对我们制定减缓城市热岛效应的城市规划以及合理人口规模的城市发展战略都有很大的帮助。     

征收能源消费税对社会经济与能源环境的影响分析

能源税是遏制能源消费膨胀、促进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重要政策手段,但能源税的征收环节和税收使用方式不同,对于社会经济和能源环境的影响也会有很大差异,从而直接影响着政策实施的效果.CGE模型是考量政策变动对社会经济全局影响的有力工具,本文在传统基准CGE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能源消费税,并对能源使用与环境污染问题进行了刻画.基于这一扩展的CGE模型,文章模拟分析并比较了不同的能源消费税征收环节和税收返还方式所产生的社会经济与能源环境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如果税收返还能够很好地发挥正向激励的作用,进而使能源生产效率有所提高,那么最终可以达到"双重红利"的理想结果.     

能源环境约束下中国区域工业效率分析

目前,我国工业化进程进入中后期阶段,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成为制约工业发展的主要瓶颈。由此,国家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在考察工业经济增长时,能源环境因素就不容忽视。为此,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引入方向性距离函数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法对能源和环境因素约束下的我国2001-2009年区域工业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考察,对区域之间考虑环境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和不考虑环境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逐年提高,其中技术进步的作用显著高于效率提高;非期望产出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国工业的投入产出效率,不考虑能源环境约束过高的估计了我国工业经济的增长;在年份变化上,循环经济和新能源发展卓有成效,考虑能源环境约束下的区域工业全要素生产率逐年提高;在区域比较上,东部地区工业不仅在技术和投入产出效率方面领先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在污染治理方面也领先于中西部。     

Policy Option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Urban Transport: Analysis of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 Influenced by Different Transport Policies in Beijing

Transportation is a sector with high energy consumption as well as high emissions. Generally speaking, economic growth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the increase of travel demand and vehicle population, which in turn results into the augmentation of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costs. For metropolis like Beijing under rapid development, there exist various possibilities and options for transport development policy instruments. But there is no guarantee that they will be suitable for Beijing, although they are effective in their local places. This article assesses what kind of policy can most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traffic conditions in Beijing in the future. After literature reviews on the practices of foreign policy and we established several feasible scenarios. Then, we used the Long Range Energy Alternatives Planning System (LREAP) analyzed their corresponding results of reduced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missions. Finally, by simulating and computing the realistic Beijing transportation scenarios, this paper scientifically assesses what kind of policy can most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traffic condition in Beijing in the coming decade.     

Beijing Ministerial Decla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Abstract

As the main organic pollutant in municipal living waste, kitchen waste causes secondary pollution in the course of its being gathered and transported to the landfill by mixing with other refuse and by decomposition. This makes pollution prevention more difficult and raises the cost of landfill engineering. However, the amount of solid waste to be treated can be decreased and such pollution burden lessened by disposing of the solid waste in local municipal areas. The program in Beijing also shows that this works well with our situation in China and can accelerate marketization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区域（城市）环境——经济系统能流分析研究

物质和能量流动是环境-经济系统得以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该系统是一个将原料、能源转化为产品和废弃物的代谢过程.相对物质流动,能量流动呈单向流动,并且在流动过程中利用效率较低,从而导致这一过程对自然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参考物质流分析方法,提出区域环境-经济系统能流分析的研究框架,对分析的主要能源类型、系统边界、数据的获取途径与处理(如以能值分析中的太阳能值作为统一的分析单位)进行了说明;在以往能流分析、物质流分析和能值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区域环境-经济系统能流分析的分析指标.通过对区域{城市)环境-经济系统的能量流进行分析,其结果可以为区域能流的优化管理、优化能源使用结构、污染物总量控制、节能减排等能源政策的制定提供导向.     

Environment and Personal Well-being in Urban China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 and personal well-being using a sample of 562 urban employees from three cities in Liaoning provinc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In contrast to previous studies,this study controlled positive affectivity (PA),negative affectivity (NA),job satisfaction and Big Five personality traits.In addition,the research variables of personal well-being index (PWI),positive affectivity,negative affectivity,job satisfaction,Big Five,and environmental satisfaction are measured with multi-item scales.The research finds that environmental satisfaction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personal well-being,suggesting that improvement of the natural surroundings in the cities can improve people’s well-being.     

Environment and Personal Well-being in Urban China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 and personal well-being using a sample of 562 urban employees from three cities in Liaoning provinc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contrast to previous studies, this study controlled positive affectivity (PA), negative affectivity (NA), job satisfaction and Big Five personality traits. In addition, the research variables of personal well-being index (PWI), positive affectivity, negative affectivity, job satisfaction, Big Five, and environmental satisfaction are measured with multi-item scale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environmental satisfaction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personal well-being, suggesting that improvement of the natural surroundings in the cities can improve people’s well-be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