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住宅区噪声污染及其综合防治

我国城市住宅区噪声污染较严重，主要原因是项目审批不严、市政规划欠佳以及管理松懈。为此，应加强综合治理，即应加强行政法治管理，制订并实施综合技术措施，加强公共舆论监督。     

废旧Zn-C电池-活性污泥炭的制备及对SO_2的吸附

以污水厂二次污泥为主要原料,掺杂不同量的废旧Zn-C电池电极材料,采用Zn Cl2活化法制备出废旧Zn-C电池-活性污泥炭,表征分析污泥炭样品的碘吸附值、BET、FT-IR、SEM-EDS和XRD,并进行了低浓度SO2气体动态吸附试验.试验结果表明,污泥与电池粉末质量比为3∶1时,污泥炭的碘吸附值和比表面积分别达到750.6 mg·g-1和708.5 m2·g-1,优于纯污泥炭;回归分析表明,污泥炭吸附低浓度SO2的速率可用班厄姆公式描述,吸附平衡表达式可用Freundlih方程、Langmuir等温方程式表达,而Freundlih方程拟和效果更好.     

论中国对遗传资源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

遗传资源是所在国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强项,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必须率先对遗传资源提供保护,加强国家对遗传资源的管理:建议我国尽快制定<遗传资源保护法>;由环保部门负责对遗传资源进行专门的、统一的管理.在国内建立保护遗传资源的专利制度:遗传资源使用者利用遗传资源所完成的发明创造,遗传资源使用者与遗传资源提供国订有合同对申请专利的权利和专利权归属作出约定的,从其约定.没有约定的,申请专利的权利应当归属于遗传资源提供国.获得专利的生物技术必须是有利于保护环境和生物安全性的.保护遗传资源要在国际条约的框架内,通过制定新的保护遗传资源知识产权的国际条约或者修改TRIPS协议的相关规定,促使遗传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保护.     

中国污染场地分类管理程序与方法研究

借鉴发达国家对污染物场地的管理方法,探索了我国污染场地分类管理的程序:从疑似污染场地的申报建档、疑似污染场地的初步调查、场地的危害分级、污染场地的详细调查、污染场地风险评估,到污染场地的治理修复,以及贯穿场地管理始终的环境监测.在上述管理程序中还缺失危害分级的方法,其他步骤已有相关技术文件支持.本文进一步构建了其中场地危害分级的方法:即根据污染源是否存在,污染物的性质、赋存状态、迁移性、含量水平,周围是否有敏感目标及其类型,分成不同的危害级别和管理级别,并实施不同的管理措施.以江苏省八家氯丹、灭蚁灵生产企业场地为例,经初步调查和危害分级,将8个场地分为3类:B类场地(有1个场地)环境介质中无超标污染物检出,但场地上的有害废弃物需要处置;C类场地(包括3个场地)局部有超标污染物检出,但场地不具备详细调查采样和修复的条件,需要对污染区进行隔离处置,以降低人体健康风险;还有D类场地(包括4个场地)需要详细采样以确定污染范围并进行风险评估.根据最后一类4个场地进一步调查评估的结果,并考虑到场地实施修复的经费、技术可行性及场地相关利益方的意见,决定优先对其中1个场地实施修复治理.     

农业水权转移的条件——基于甘肃、内蒙典型灌区的实证研究

由于农业的高用水份额和低使用价值,水市场发展的核心是农业用水向其他用水目标的转移;尽管水市场收益被大肆渲染,即使在西方国家,水市场的成功只是停留在政治和理论层面上,农业水权转移的条件,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水市场政策探索的核心问题。本文利用甘肃、内蒙2省典型灌区432个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对农户灌溉用水效率与农业水权转移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行系统分析,以探索中国转型经济条件下农业水权转移的条件。研究发现:尽管2个灌区农户灌溉用水效率低下,但马营河灌区灌溉用水效率的改善为农业水权转移奠定了基础;但农户用水效率改善只是农业水权转移的必要条件,水权和水价机制的建立、用水者协会的发展和灌区管理体制改革,降低了水权转移的交易成本,是农业水权转移的充分条件。需求即可以是行为的起因,也可以是行为的结果。农户灌溉用水效率差异是不同灌区农业水权转移的基础和结果。     

专业化、多样化与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动态异质表现研究

新一轮扶贫攻坚阶段,贫困地区实现可持续减贫的关键不在于现有经济增长模式下如何提高转移支付的精度和效率,而在于真正改变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理念,从盯住经济总量增长转向用减贫目标统领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与贫困减缓的关系影响着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的政策制定,但既往研究对何种产业结构更有助于贫困减缓没有形成共识。本文基于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视角,分析了专业化、多样化影响贫困减缓的理论机制,并利用2004—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专业化、相关多样化、不相关多样化与FGT贫困指数的关系进行了门限回归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确认了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动态异质表现:专业化的减贫效应在产品生命周期的初始和发展阶段趋于增强,并且经济密度更小、距离技术前沿更远的地区,专业化的减贫效果更显著;多样化的减贫绩效低于专业化,且相关多样化的减贫效应高于不相关多样化。细分产业来看,第三产业相关多样化比其他多样化结构更具减贫效果。贫困地区在减贫的产业结构选择上,首要目标是改善专业化程度,其次是在多样化的既定前提下,谋求相关多样化,尤其是第三产业的相关多样化。专业化和相关多样化对不同贫困群体的影响也存在差别,既往产业结构更有利于贫困线附近群体的贫困减缓,而对深度贫困群体的溢出不足。因此,在塑造合宜减贫产业结构,改善低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同时,还应辅以改善深度贫困人口劳动力供给的政策,改善其自我发展能力和经济机会,从而增强从益贫产业结构中获益的能力。     

夏冬两季胶州湾李村河口沉积物/大气汞的释放模拟研究

模拟研究了夏冬两季胶州湾李村河口沉积物中的汞向大气的释放,结果表明光照下沉积物样品中的汞快速向大气释放。光照8 h后,夏冬两季总汞的释放率分别为52%和27%;光照下,沉积物样品中的水溶态汞逐渐增加,酸溶态汞、有机质结合态汞和惰性汞逐渐减少,其中,有机质结合态汞释放率最大,酸溶态汞次之,惰性汞最小;一天之中,光照下沉积物样品总汞的释放通量先升高,再降低,夏季通量在12∶00~13∶00达到最大值1793μg/(m2.h),冬季通量在12∶00~13∶00达到最大值943μg/(m2.h),不同形态汞的日平均释放通量为有机质结合态汞>盐酸溶态汞>惰性汞。     

铁改性氧化石墨烯壳聚糖对重金属的去除效果

为揭示改性方式对复合材料去除重金属离子的影响,利用浸渍蒸发法和共沉淀法制备铁改性氧化石墨烯壳聚糖复合微球,分别命名为Fe-GOCS和Fe@GOCS。通过批实验,对比分析其在不同水环境(pH=3、7和11)下对As(Ⅴ)、Cu(Ⅱ)、Pb(Ⅱ)和Cd(Ⅱ)的去除效果,并结合FTIR、XRD、SEM和BET表征技术揭示去除机理。结果表明,随pH增加,Fe-GOCS和Fe@GOCS对As(Ⅴ)的去除率(r_e)呈不同的变化趋势,前者先增加后降低,pH=7时最高r_e为56.74%,而后者则逐渐降低,pH=3时r_e最大,为87.99%。表征结果证实2种材料对As(Ⅴ)的去除均与Fe—O键有关,去除效果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与其不同的载铁形态有关(前者为α-Fe₂O₃,后者为α-FeO(OH))。随pH增加,2种材料对Cu(Ⅱ)和Pb(Ⅱ)的r_e均逐渐增大,但去除效果在中性条件下最好,分别为49.45%和23.52%(Fe-GOCS),68.38%和50.85%(Fe@GOCS),但稍差于GOCS;对Cd(Ⅱ)的r_e也逐渐增大,但Fe-GOCS的最大r_e低于Fe@GOCS,分别为78.30%和99.16%。Cu(Ⅱ)和Pb(Ⅱ)的去除一方面与其离子水解作用有关,另一方面主要通过形成Fe—O—Cu和Fe—O—Pb配合物去除。而Cd(Ⅱ)的去除主要与水解作用有关。循环吸附5次后,Fe@GOCS对As(Ⅴ)的r_e仍在80%以上,而Fe-GOCS的再生能力较差。整体上,Fe@GOCS对重金属的去除效果略优于Fe-GOCS,而Fe-GOCS适用的pH范围相对较广。     

陕北石油污染对土壤球囊霉素含量的影响

球囊霉素（Glomalin）是丛枝菌根真菌产生的一种糖蛋白,总球囊霉素代表土壤长期积累的糖蛋白总浓度,易提取球囊霉素则反应近期分泌的浓度值。本研究以陕北川口采油厂油井土壤和安塞原油泄漏土壤为研究样地,采集石油污染土壤样品,测定丛枝菌根真菌孢子密度,土壤总球囊霉素、易提取球囊霉素的含量和土壤理化性质,并进一步分析球囊霉素与各类因子的相关性。结果表明,陕北土壤石油污染为点污染,10个样点中有5个点土壤石油烃含量超过500 mg·kg-1达到污染。由泄漏事故造成的原油污染最高达到16 980.0 mg·kg-1,远远超过日常生产带来的危害。川口油井旁样点0~20 cm土层孢子密度为0.48~4.8个·g-1干土,安塞样点0~20 cm土层孢子密度为2.5~10.1个·g-1干土,川口和安塞都是荒地对照点6点的孢子密度显著较高。川口油井旁样点0~20 cm土层总球囊霉素的含量在1.02~2.73 mg·g-1,0~20 cm土层易提取球囊霉素的含量在0.31~0.85 mg·g-1;安塞样点中0~20 cm土层总球囊霉素的含量在1.05~2.77 mg·g-1,0~20 cm土层中易提取球囊霉素的含量在0.14~0.88 mg·g-1,都是显著低于当地无污染对照土样。土壤总球囊霉素和易提取球囊霉素均与AM真菌孢子密度极显著正相关,并与土壤速效氮、土壤脲酶和酸性磷酸酶活性呈显著正相关。易提取球囊霉素与土壤石油烃浓度负相关,说明近期土壤中丛枝菌根真菌的活性和次生代谢受到石油污染的显著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