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事件下安全舆情的传播与演变——以江苏响水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3.21”特别重大爆炸事故为例

为明确突发事件安全舆情传播与演变路径,提高企业防控突发事件安全舆情传播风险能力,降低衍生灾害发生概率,在文献分析及事故致因理论基础上,构建突发事件安全舆情传播与演变过程的系统动力学（SD）模型,并运用Vensim软件对以江苏响水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3.21”特别重大爆炸事故为例进行仿真实验,模拟安全舆情传播与演变动态过程。结果表明:突发事件安全舆情传播与演变主要受事件自身、媒体、相关企业监管层、相关企业执行层4个主体的共同影响,其中事件自身因素起效时间最早,相关企业监管层影响作用最大、维持时间最持久,相关企业执行层影响最直接。     

“三线一单”促进四川省高质量发展

过去40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也留下了很多生态环境问题。目前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但高质量发展缺乏指标体系和具体路径。“三线一单”是一套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其主要目的是统筹地方社会经济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四川省在“三线一单”编制过程中,通过建立指标体系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为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量化标准,通过差异化管控要求为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具体路径,从生态环境角度助力高质量发展。     

绿色生态城区规划及实践的比较研究

目前,是以提倡低碳环保、绿色生态城市为发展规划的社会,生态化建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中。本文以中新天津生态城、曹妃甸唐山湾生态城、青岛中德生态园这三个地点作比较,以建设绿色生态城市规划协同、共生城市理念、混合开发和生态社区结构这几点进行了分析,总结了城区建设间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研究解决方案,以达到绿色生态区建设的目的。     

“互联网+”智慧环保生态环境多元感知体系发展分析

在大数据技术以及信息化快速稳定持续发展的实践背景之下,"互联网+"智慧环保发展时代的悄然来临,使得对"互联网+"智慧环保多元感知体系的研究与发展工作,逐步被提升到了极其重要的地位。文章结合雄安新区生态环境智慧监测体系建设项目,展开了简要的阐释分析。     

采用电芬顿-磁固定化菌株耦合体系治理苯酚废水的研究

为实现对苯酚废水治理工艺的优化,针对传统包埋法制备固定化细胞的工艺方法进行改进,选用磁性纳米颗粒制备磁固定化细胞,将其与电芬顿法结合构建耦合体系,利用耦合协同作用实现催化剂的重复利用,并依托微生物的良好降解性能与稳定性提高苯酚降解率,进一步实现对苯酚废水治理工艺的系统优化。     

基于大数据技术构建生态环境信息化体系及其重点应用研究

本文首先分析了生态环境信息化体系的主要构成要素,其后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生态环境信息化体系重点领域应用进行了深入研究。     

厦门市家具类大件垃圾处理的经验及启示

调研厦门市家具类大件垃圾处理现状,总结厦门市处理家具类大件垃圾的主要经验。根据厦门市家具类大件垃圾处理的实践,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家具类大件垃圾处理框架体系,以期为国内其他城市开展家具类大件垃圾处理工作提供借鉴。家具类大件垃圾处理应遵循3个原则,即前端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中端坚持循环利用的原则,终端坚持零遗弃的原则。     

中国生态环境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研究

分析国内外生态环境科技创新的发展现状,相比较国外以市场机制为导向、以企业为创新主体、政府通过政策和管辖支撑创新的体系特征,我国已形成四大类环境类科创载体,但尚未形成成熟有效的技术成果产业化机制以及市场与政策协同促进科技创新的发展模式。本文根据生态环境科技创新的强政策驱动性、技术验证放大周期长以及集成性强的特点,重点通过环境技术研发、技术成果转化、技术放大与赋能、产业拓展与推广四个方面阐述了生态环境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主要环节：环境技术的研发由以科研机构为主的传统自发性研发、企业迭代性研发和联合应用型研发组成;技术成果的转化经历挖掘发现、技术识别与判断、知识产权评估评价后进入已成立的企业或新设公司,在这一过程中,成果转化专业队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技术放大与赋能旨在为有创新技术的企业提供科技创新政策、二次研发中试验证、首台套工程案例、投融资等资源的对接,以协助初创企业成长;产业的拓展与推广则通过为解决环境问题形成集成方案、孵化平台为企业背书和产业政策匹配等方式助力企业长期发展。最后从加强专业化创新平台、技术评估体系、成果转化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以及疏通投融资渠道等方面对中国未来生态环境科技创新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我国污染场地土壤石油烃环境质量标准体系的现状与趋势

石油烃污染场地已经成为国内外重点关注的工业污染场地类型之一。国内基于人体健康风险的污染场地管理模式及分层次评估方法已经展现雏形,为风险管理者提供了基于人体健康的土壤石油烃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也为污染场地的防治与修复工作提供了决策支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了国内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历程,分析了石油烃类污染物检测方法的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并着重对比与分析了各标准制订的石油烃及其指示化合物的风险评估筛选值。目前面临的关键问题:①完善石油烃监测指标体系及分析方法是精准获得风险评估结果的前提。现有石油烃馏分指标划分较为宽泛,有必要参考国外先进标准体系,逐渐完善石油烃馏分指标划分及其配套的定量分析方法。②新颁布的国家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在前期场地调查中具有一定的普遍适用性,但是考虑到地域建筑物参数、人群暴露参数等的差异性,在后期场地调查中还需要因地制宜地制定适合污染场地的具体修复目标值,并针对关键性参数作定量化解析。     

“竞争申请制”: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与央地关系重构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提出,开启了人类可持续发展领域最宏大的政策实验,也为开展国际视野的比较公共政策研究提供了难得机遇。执行SDGs及国家可持续发展政策需要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关系,而政策试点是协调这一关系的重要政策工具。已有文献对经济政策试点做了较充分的研究,然而对旨在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现有研究尚缺乏成型理论。在复杂央地关系格局下,对于需持续投入成本且成果难以界定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其具有怎样的不同于经济政策试点的机制?此外,众多西方学者将美国作为政策试点研究的制度基础并视其为“民主实验室”。然而,政策试点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不同体制国家中同样存在,并以多样的机制发挥作用。那么,不同国家体制内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又有哪些异同?政策试点影响下中国既有的央地关系发生了怎样的重构?对此,本文基于最典型案例原则,选取中国与美国响应SDGs分别开展的政策试点进行比较研究。笔者识别了不同体制下试点机制的异同,指出中国基于“竞争申请制”开展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强化了中央部委与地方政府间关系,形成了地方官员的可持续发展激励,保障了政策试点的实施。